当梁思成心中的一代女神林徽因匆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梁思成，与其他留美派教授一样，自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风浪中浮沉。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南按：1962年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员林洙女士结婚）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转过脸来，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1966年8月，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开始在校园内外干起了打砸抢烧、杀人越货的勾当。清华园中的梁家时刻担心遭到洗劫，但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大约9月中旬，一个凉风突起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革命闯将”用铁榔头砸开了梁家的院门，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为首的头目高声叫喊着让梁思成全家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半小时后，见没有找到心中渴望的值得卖钱的文物和存款，一个头目模样的红卫兵垂头丧气地把在橱房摆放的西餐具中的全套刀叉收到一起（大小共36件），而后一把将站在门口惶恐不安的梁思成拽过来质问道：“家里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谋反暴动，搞反革命政变？”站在一旁的林洙刚要开口辩解，“啪”的一声挨了一记耳光，林洙深感委屈又不敢抗争，双手捂脸抽泣起来。正在这时，突然从老太太（南按：林徽因之母，一直随梁思成一家生活）的房间里哇哇乱叫着冲出两位“闯将”，手里摇晃着一把寒光闪耀的短剑，大声嚷道：“蒋介石，蒋介石，我们发现了蒋帮特务的罪证。”众人大哗，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短剑上镌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梁氏一家老小见状大惊失色，梁思成刚要上前解释，就被一顿乱拳打倒在地，抽泣中的林洙冲上前欲救梁，被几脚踹翻。红卫兵头目趁势把手往空中一挥，牙缝里蹦出一个重重的“走”字，一行人携剑带刀（具）另抱着一堆搜查的东西，屎壳郎搬家一样“轰”的一声拥了出去。老太太见短剑被人掠走，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

事后林洙才知，这把短剑是老太太的儿子林恒当年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配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在当时的军人看来，这把佩剑象征着身份与荣耀，当然还有保家卫国、抵御外虏的天职与责任。1940年年底，林恒在成都阵亡后，梁思成前往处理后事并把他的遗物带回李庄，先是藏起来未作声张，当老太太终于得知这一噩耗，便把部分遗物包括这把佩剑交给林的母亲保存。林母在哀痛中把遗物包裹在一个黑色包袱里并放进木箱的箱底，作永久珍藏。这把短剑随梁家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北京安顿下来。事隔多年，当梁家老少已经逐渐遗忘的时候，短剑又横空出世，大祸随之降临。

从梁思成家抄出蒋介石亲自赠送的宝剑的消息很快在清华园传开，立即引起了各种政治派系和造反派的高度关注，梁思成遂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被造反派从家中揪出，关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场馆内，与外界隔离起来，以防“与国民党内外勾结，助蒋帮窜返大陆”。此时的清华园早已笼罩在白色或谓红色恐怖之中，造反派在全校展开大搜捕，大批教授被抓，开始在皮带与棍棒交织爆响中接受残酷的折磨，几乎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自杀和被杀的消息传出，整个清华园浸染在鲜血飞溅、人哭鬼叫的哀号之中，梁思成就在这阵阵哀号声中遭受着日甚一日的残酷蹂躏与折磨。

遥想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在李庄的林徽因得此消息，于深深的哀痛中，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绐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关怀。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只是想不到“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假如林恒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的举动痛苦地反思并自问：“我的死到底是为了谁？”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就在梁思成死去三年后的1975年，一直生活在恐惧忧郁中的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被指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据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回忆说，到了油尽灯枯的晚年，叶企孙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身陷囵圄，想来叶氏心中的冤屈与渴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情感，要比当年的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又出现幻听症。当天，原清华同事、院系调整后出任北大经济系教授的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叶说话很不对劲儿，知其精神分裂症复发。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要了一点药给叔父吃下，第二天，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大医院救治，复转北医三院抢救。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