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人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

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