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力排众议，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介石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但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此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弃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尔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圆滑”，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蒋介石所说的“游而不击”。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罢。

“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跌宕人生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具有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