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Paulum）创办，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在大清天朝的旨意下，官兵们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义和团成员，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尽管大清方面最终败绩，并落了个赔款求和的悲惨结局，但联军方面也有一些伤亡。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师协助在上海成立伤兵医院。及义和团运动结束，大清王朝屈服，联军扛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趾高气扬地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遂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师，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更没有把设备五马分尸变成残品零件卖掉，背着满布袋的大洋回家盖房起屋，再娶几房姨太太搂在怀里暗自享乐。而是以这批设备为基础，另外捐了一笔钱，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这个医学堂的创立，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同时也搭起了一座战前战后唯一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江湾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德文大学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吃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争局势不断恶化，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于1938年12月再一次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体师生抵昆，开始在城中的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城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不幸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被炸弹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并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寻找一个落脚之地。

钱子宁接到电报，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此时，小小的川南宜宾城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人员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势众，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通过朋友探寻，下游的泸州比宜宾的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有维系在宜宾与泸州之间这个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的是，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与江安县尚有利用的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有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的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僚和士绅却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如此多的“下江人”呼啦一下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真正的想法是当地官僚们不乐意多事，只想如何多捞钱，少费劲，清静安闲地享受各自的悠闲生活。一些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深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顿，予以拒绝。正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里走出，身心疲惫与无望地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只见酒馆走进两个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双方早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坐在一桌推杯换盏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为义愤，借着几分酒劲随口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们也太不顾大体，识大局了。”言毕，把头突然转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嗬，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

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啥子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罗伯希像是对王云伯，又像是故意说给对方。

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酒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故意吹牛摆什么长短龙门阵。此人乃是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的人物，早年出身行武，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议，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的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几位手下在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从心中透出了感激之情。待酒足饭饱，罗伯希邀请对方同自己顺道去李庄做一番实际考察，与当地官员、士绅们商量后，再做裁夺。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施以惠顾，注定了同济大学迁川并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宿命。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土著，带领对方围着镇内镇外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等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外来人员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显得突兀。经过几个时辰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乡绅如此痛快地答应，其中自有缘由。许多年后，罗南陔的儿子、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回忆说：“除了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位居长江以北，李庄位居长江以南，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隔阂日深，一度视同仇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味。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官僚与士绅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个道理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所表现的心理是相同的。”历史正是由于众多的复杂因素而使奔流的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既然李庄方面已表同意，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几人转了一圈后，也颇感满意，于是抖起精神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作了汇报。钱子宁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型山庄作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怦然落地，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尝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的安居之所。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作了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由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由钱子宁致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关。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得到电报，颇为欢喜，新任校长周均时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此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龙头村的史语所民族学组副研究员芮逸夫，令其随王、周二人共同前往李庄考察。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标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