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南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学术界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认为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适宜，确是难得的佳处。

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梁、林夫妇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围聚而来，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惑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后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核查历史，冰心确实写过一篇讽刺文章，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

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冰心此为，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三虚”，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外加“一二”，即二杆子色彩，这“三虚”、“三俗”加“一二”人物的出现，对社会、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属福建福州同乡，其前辈就有接触，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外加一个胡适搞三角恋爱的地方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冰心在小说中所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却一直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和知音在时间的长河中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当是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风流情种徐志摩。此一语，可谓道出这三位优秀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徐志摩介绍了老金，自己的情感也渐渐转入另一个女人，这便是一代名媛兼交际花陆小曼。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在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回国迎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的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的感情历程（陆在徐的迷恋下，与其夫离婚）。对这段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事实确如梁从诫所言，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迁往家乡海宁与南京、上海等地居住。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意想不到的是，徐到南方不到一年，就化羽成仙了。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作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飞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惋，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仁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分别从北平和青岛赶到济南白马山空难现场，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徼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丧礼结束后，按照林徽因的叮嘱，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飞机的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

徐志摩乘风归去，与林徼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自从徐志摩引见后，老金始终是梁家沙龙中最为痴迷的铁杆客人。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非寻常人可比。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老金，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而林对这位金大哥亦十分钦佩敬爱，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火花闪闪，一度到了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爱情谜团，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流传下来的可靠材料看，这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不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和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作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因老金只迷恋林徽因一人，平时不太与其他女性来往（南按：只有一个沈性仁是个异数，后有详述），也不是那种太好热闹之人，闲来无事，平时迷恋起养鸡和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一件奇事。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回忆录《杂忆赵家》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南按：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南按：即从美国跟来的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妇科专家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此举搞得杨步伟哭笑不得，因而许多年后仍对此事记忆犹深。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是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把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与老金友善。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之句。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　　 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听过老金讲课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听过课和相熟的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什么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逻缉哲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就开设逻辑课，听的人不多，每堂课只有七八个学生，而真正能听懂且领会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对于这门学问的深奥与哲理，与金同在哲学系的冯友兰曾有过这样的话：“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正相反。”当年在联大上课的学生做了教师之后，经常把老金例举的这一事例作为逻辑的辅助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只是说得更通俗易懂罢了。如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话不合逻辑，既然钱财是粪土，仁义又值钱财（千金），那么仁义也就等于粪土。逻辑学的一个功用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一步步与真理接近。对于这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只能瞧个热闹，真正的奥妙是难得一窥的。金岳霖的学问中有很重要的理想主义成分，这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充溢着反中国传统理念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新式思维，具有相当的特立独行色彩。当时在联大听老金讲逻辑课的几个学生中，有一个叫殷福生的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似乎颇得老金学说的要领。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19年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传教士家庭的殷福生，中学时代迷上了哲学，曾写信向金岳霖求助，老金给予了无私帮助。晚年的金岳霖写过几十篇短小精悍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张东荪帮助我加入民盟》，明确提到了当年资助殷福生求学的事，并对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大为不满。文中说：“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资助和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上西南联大的机会，并从金氏哲学中受益良多。到台湾之后，殷氏凭着一张大嘴和湖北佬的聪明，吸引了一批激进青年围观膜拜，一时声名鹊起，号称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飘扬在台岛上空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等。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许多后年，金岳霖的名声在台湾地区又响亮一时，并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人物，留在了知识分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