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铭），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主要选修功课有：张尔田的“史学”、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1931年暑期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后再选修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铉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1934年5月完成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受到导师蒋廷黻教授赞誉，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录取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10月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获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国留学奖学金。据夏鼐研究者孟甫说：当时能获得留学美国资格的名额只有历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学杨绍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对夏说，如果你我都报考历史，我定会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历史，那么我们都有希望。这样我们清华就会有两名公费留学生了。夏鼐一听认为他说得也对，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录取。就当时夏鼐的学习情形言，他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对考古学所知甚少，为此他曾后悔，一度想放弃名额，准备重新报考清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后经朋友劝说，才决定先出国看看再说。

当时要赴国外学习考古学，按规定学生在出国前必须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历，于是，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夏鼐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而他阅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于山西西阴村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见李济，并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时间长达两月有余。在傅斯年和李济安排下，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其间，与石璋如、刘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员相识。又遇及傅斯年陪同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许多年后的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在谈到商代文明和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时，夏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

夏鼐所言，自是安阳发掘后期的情形，而先前的发掘，其艰难险阻要比这时严重得多。最早驻守安阳的兵士由同情史语所考古人员处境的冯玉祥将军所派，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兵士的进驻，在盗贼蜂起的年代，客观上使殷墟发掘人员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这是身处战乱不休的年代，颇为庆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习期间，接受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的指导训练，因而继吴金鼎之后，夏鼐算是从李济直接受业的弟子。鼐，大鼎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济不会想到在中国田野考古这道亮丽的星河中，竟有两只大鼎齐聚自己门下，并在日后的岁月领一时风骚，发出灿烂光芒。当年李济与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皆受业于狄克逊教授并获益匪浅，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张夏鼐赴美后仍投奔到狄克逊门下攻读。不巧的是狄克逊刚好于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国伦敦大学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培养基地。夏鼐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于是，一个原本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由于命运的安排，从留美改为留英，并由心仪的历史学转向陌生的考古学。

夏鼐即将赴英就读，对同样陌生的大英帝国、特别是即将就读的伦敦大学充满了好奇与遐想，而这时恰好在殷墟发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从这所学校临时返回的留学生吴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亲近起来。对于这段经历，夏鼐在回忆中作如是说：“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国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了安阳殷墟发掘实习活动，于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10月，正式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就读。

尽管吴金鼎比夏鼐大9岁，由于同为李济的门生，并有了安阳殷墟相识、相知的经历，外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在生活、学习上的相互帮助与切磋自是必然。对此，夏鼐在回忆中曾绘声绘色地说道：“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此段叙述，如同一幕幕电影画面，令人如同置身于雾都缥缈奇幻的生活中，亲眼所见两个风华正茂的东方青年学子，在雾气弥漫飞卷的伦敦古城，于一幢幢陈旧壮丽的楼群交织而成的街道旁侧，身心充满激情地探讨着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雾中渐行渐远，若隐若现，如同他们东方祖国的命运，于政治幕雾与战争硝烟的裹挟中升漂沉浮，前途莫测。

1937年，吴金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次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Kegan Paul,London,1938）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得以顺利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开先河之作。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吴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确地说明：“中国考古学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而这些问题随着彩陶的发现又再复苏引起争论。”吴氏通过对各地区陶器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拟建立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以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后世考古学史家陈星灿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又说：“吴金鼎氏虽然没有论及彩陶的来源，但是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设。”

时身在英国曾亲眼目睹吴金鼎撰写这一长篇论文过程的夏鼐，后来不无感慨地论述道：“为了做这一研究，吴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并且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院，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因为近数年来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发现，加之安特生氏近来将他二十年前在中国发掘的收获，陆续写成报告发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许多可以补充或修正吴先生的书中的说法。但是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斯言是也。

1937冬，吴金鼎携夫人王介忱挟洋博士之光环、“海龟”之盛誉、成名著作《中国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只是适逢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人头乱滚、血流涌动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往长沙圣经学院，吴金鼎夫妇闻讯赶赴长沙，于战乱中寻找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导师。想不到刚刚抵达长沙值敌机轰炸，差点死于敌人炸弹之下。惊魂甫定，便跟随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因为那里常有铜器时代墓葬出土。“十二月南京沦陷，研究所紧缩，又拟他迁。”

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自此，吴氏夫妇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二十几万片典型陶器标本进行全面审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济具体组织下，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小姐为团员，另携几名技工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至1941年1月，在吴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带领技工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率领王介忱、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赴大理郊外，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所获遗址进行发掘。据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组织部门提交的一份自传说：“吴氏夫妇皆基督徒，性格也较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过程中关系相当融洽。”从后来的事实看，曾昭燏所言不虚，但吴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剧，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此时吴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众中了解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异，男人基本不下田劳动，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此次发掘也只能采取入乡随俗之法，所雇用的技工几乎是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说吴金鼎主持下的“苍洱古迹考察团”开了中国“女性考古”的先河，创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云云。发掘队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对发掘遗物进行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这本报告的特殊性在于，插图全部用木版刻印，为考古发掘报告所罕见，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业内专家热情关注。作为师辈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赞不绝口，并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之赞誉，并说吴金鼎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云云。

历史行进到此处，吴金鼎成长历程的脉络以及他与李济的关系也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这里不妨旧话重提，试想，如果像苏云峰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评价，仅凭李济在自己《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就武断地认为“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着实有欠公允，并有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之嫌。至于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而是像邓公小平所说的某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鬼子一样，完全是由咬文变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一位叫徐复观的学者曾痛斥“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其间的“小疯狗”就是指四处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倒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义而喻，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作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介绍信，踏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从夏鼐踏上大不列颠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伟大的考古学家。

到达伦敦大学的夏鼐，在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有史之后考古学问题上，于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两座著名学府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决定在伦敦大学跟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普通课程，并且师从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后来主攻伦敦大学最为出名的埃及考古学。由于考古学过于繁杂与深奥，特别是需要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尽管绝顶聪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础上申请清华校方同意给予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在得到梅贻琦校长批准后，夏鼐如愿以偿，继续留在海外攻读。

1937年12月，夏鼐受学校指派，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直至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及达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工作站。1938年初，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和撒哈拉遗址发掘。随后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另转赴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提提王后（亚美西斯二世之后）等陵墓和卡纳克的库苏、阿蒙、亚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三世等神庙，以及尼罗河西岸的几十座陵墓，并对这些遗址皆作了学术性考察。3月2日，夏鼐随团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个月后离开发掘工地，转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并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4月19日抵达罗马，参观考察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直到4月23日返回伦敦。

此次旅行、发掘和考察，共用去了4个多月的时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获远超过四年室内读书生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得胸怀开阔，眼界高远，学问竟成的中国古训，在年轻的夏鼐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在这一期间，夏鼐曾瞅准机会通信和当面向吴金鼎的导师、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请教。夏鼐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像进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样，一步步接近埃及远古历史之门，直至进入辉煌殿堂，窥探到了深藏于学术烟海中的玄心妙诀。

1937年初，李济借赴英国讲学的机会，多次与夏鼐晤谈，关心其论文的写作，并约夏氏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一再促其归国，为振兴中国考古学效力。1939年10月21日，根据导师格兰维尔教授的安排，夏鼐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并进一步收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资料，于30日抵亚历山大和开罗。由于战争的关系。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国以后于1943年最后完成寄往英国的。战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7月作为特殊情况免予答辩，通过授予夏鼐博士学位，夏鼐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国内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同吴金鼎一样，在回国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济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来的聘请函。作为一只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对中国未来考古学事业肩负重大传承与发展使命的“海龟”，毫不迟疑地于1940年12月6日由开罗起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戍，向阔别五年半的祖国驶来。

1941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与自己的师友相会于祖国西南这个兵荒马乱的边陲城市。而风尘未洗，又要离开，到一个自己从没有听说过的小镇生活。遥想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宏大场面与虎气生生的风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向往自豪，而如今，面对一张张因战争灾难而变得忧郁、压抑、慌张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对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热的内心蓦地增添了一股悲壮与凄凉。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顾得回家乡看一眼离别5年的双亲与妻子儿女，按照傅斯年与李济的电示，由昆明乘汽车赶赴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汇报留学事宜。3月19日乘船抵达李庄，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出任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相继与郭宝钧、马长寿、王天木（振铎）等中博筹备处人员，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寻等师友会面。7月7日，夏鼐受李济委派，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参加以吴金鼎为团长的考察团，开始了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