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但我们还是打了，打赢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刺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桥上枪一响，我们全排就开了火，跃上水沟坎，直冲敌营房。

敌人乱成了一窝蜂，纷纷向营房后山阵地跑，我早料到他这一着，派三班直插营房后面。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齐开火，冲进营房的战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把整个营房点着了，火光冲天，照着我们向后山冲击的路。三班副龙世江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连续打下十一个地堡，还抓了个中士班长。战后，龙世江被授予英雄称号。全排立一等功，获“夜老虎排”称号，我个人也立一等功。

当晚，我向团长报告：“敌×××团一个加强排和一个公安屯大队被我全歼。”团长问：“你们伤亡多少？”我说：“我无一伤亡！”

“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刘永新（副师长）

1979年我们团第一战就受阻，敌人在国境河对岸凭险固守，在友邻部队迅速向前发展时，我们在这里“卡壳”了。团决定提前使用预备队，把我八连拉上去了。

八连是1978年军区恢复大比武时团的尖子连，十二面锦旗我们夺了七面，我是连长，战前考核全团第一名。无疑，团里是把我们当铁拳头的，原准备到最关键时刻才拿上去，所以才当了个预备队。

接受任务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动，两个小时拿下对岸高地，不得有误！

对岸敌高地高射机枪封锁着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开阔地。橡皮舟不能用，我们连分散开，潜水渡河。敌火力虽猛，但只打伤我一个同志。

过了河就通过开阔地的铁丝网、竹签等障碍，爆破器材都打湿了，用不上，我带头跃过铁丝网，在团营炮火掩护下往前冲。

我们连素质好，速度快，那种气势真是猛虎也挡不住。我们先冲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队也没搞清我们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还以为是敌人，无后座力炮瞄准了我，正要发射，参谋李时忠在望远镜里看清了是我，大喊：别打，是八连长！晚一秒，我飞了！

从我们渡河到拿下敌高地，共用67分钟，阵地上敌尸41具。我方炮火刚停，我们冲上了堑壕，躲炮的敌人还刚冒出头，正在拍打尘土哩。

我连亡2人，伤9人。军参谋长的儿子李晋南牺牲。他是我连火箭筒班班长。据我所知，我们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儿子参加这次出征，他们大多是“文革”中为逃避下农村“走后门”入伍的，但打仗时，我没听说一个走后门回调的，战斗中牺牲的也不少。凭这点，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开始受阻的是我团一连，他们和我们全团一样，多年来基本上没训练，只有我们连是全训，目的是参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万能化”“第一枪打不着还可以打第二枪”那一套把部队害苦了！

一连长很勇敢，自己打机枪，带头冲，但他缺乏军事常识，喊团里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团里没法。通讯员提醒他：“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

一连伤亡比较大。

后来一位老将军狠狠批评了一连长一味喊冲。他说：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顶，顶不过它要往后退一下嘛！老将军表扬了我们八连。我说：首长，不是别的连不行，是他们搞生产、搞营建，只我们八连专搞大比武。他们盖了房我们住，他们养的猪、种的菜给我们吃！……

老将军说：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这高地后还有一段插曲，敌人步话机员死了，机子里还在问话，我连翻译老黄和敌人对讲起来，讲得对方哈哈笑。我问老黄，你讲什么了？他说：他问我在干啥，我就说我在看《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十万八千里喃！

越往里插越苦。主要是地形复杂，我们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图。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条茅草，能找到条野兽穿过的路也好呀，没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挤、钻、爬、摸。有一回团里问：你们到了哪？我说：“鬼知道到了哪？”

“赶快往××地方靠拢！”

“××地方在哪？请打三发炮弹指示方向！”

“打着你们怎么办？”

“我们认了！”

但我还是叫干部分散开，别一块完蛋。

友邻连队在一条山沟遭伏击，我们八连去解了他的围，他们的伤员和烈士运不出去，我们只好在山头顶住打。四个昼夜连水都喝不上。五班长罗启开喝自己的尿，还鼓励大家：自己身上的东西，干净的，我们总不能渴死呀！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

——鲁维芳（营教导员）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时前占领××！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他的微笑

——庄华山（团长）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高地拿下了吗？”

××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分，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误入敌人窝子里

——王志学（师政委）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的战斗。

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