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 第一节 初识血奴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病又发作了。

就是在农民负担最重的那几年,也是在医疗费用高涨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比较严重,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那时候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是癌症。如果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号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了。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的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间。每天晚上,我会趴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欠债,几万元的欠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很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儿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开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有些生气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一次进饭馆吃饭。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听他们说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身体就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借机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是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很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了。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儿。

我们正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女子从每个药瓶里取出几粒药,包好,然后说“一共5200元。”父亲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大医院不接诊,为什么让小医院治疗?几小包西药,为什么就要这么高的价格?父亲不愿买药,拉着我出来了。

我们来到那家正规医院的门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荡,眼睛像贼一样在每个路人的身上瞄来瞄去,一发现目标,就贴上去,介绍说:“我以前也有你这样的病,我是在某某医院治疗的。”

这就是所谓的医托儿。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欠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跟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以出差的名义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要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种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评当月好稿,而被评为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不考虑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太多的故事上演。这里是一些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开始,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结束。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儿,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照耀得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依然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着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在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利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外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花得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你出生在城市,而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