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儿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锃亮的头皮，熠熠闪光。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地响起，又戛然而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某某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某某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缥缈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拉碴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这个时候，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半。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分钟后，我看到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同屋的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不一会儿，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犟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艾滋病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O”，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瘦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我曾经多次献过血，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头牛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思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条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