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上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一个问号。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时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舍不得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长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碴儿，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完相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我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得意地说。

这样，我照了一张照片，洗成了六张，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三轮车将我们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泥垢；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有心事。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儿去。”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我问：“你隔一天就去卖血，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

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嘲笑着我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谁管谁呀？只要你愿意卖，他们巴不得买。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会要多少钱啊？一倍还不止！”

我说：“即然这样，还办什么假身份证？浪费我们的钱。”

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害怕我听不懂，他又说：“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要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他们也说得过去。”

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聋哑人。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血头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在这里，每天黄昏的时候，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而血头的消息来源，则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就电话通知血霸，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血霸们都是大款，所以他们都有手机。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机。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拿在手中招摇过市，倍儿有面子！血霸们不仅仅有一个手机，而是有好几个，他们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挂成一排，像挂着一排手榴弹。他们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腰悬一排手榴弹，那种得意的神情和场景，让很多人多年后还能记起来。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