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响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既然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爆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过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蒙眬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儿的工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里，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夜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吸溜吸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了。

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他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为了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虽然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后来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虫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象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哀愁。

血霸走了出来，他穿着皮鞋，狠狠地踢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拍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这次又侥幸逃避了卖血，然而，下次我该怎么办？寻找什么借口？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间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跟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宣扬圣战的本拉登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当地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给予的，他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血奴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是源源不断地，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等等。

我想起了那个本拉登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要拯救这些人，要向魔鬼宣战。他的手下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的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艾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见过两例艾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艾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艾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艾滋病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就会被传染这种病菌。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艾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艾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那时候，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艾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泥垢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艾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