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体 第一节 报社将倒闭

从血奴群落出来后,回到报社,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稼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不久后,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再三,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此前,我一直对父亲隐瞒着他的病情。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其实,决定来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到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她打了很久也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推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我的好叔叔,你们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一口水也没来得及喝,就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只好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会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我从血奴群落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一月的25日,这是报社发放前一月工资的日子,可是当天没有发工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报社领导在忙,还没有顾得上算工资。可是,28号、29号……一直到那个月的月底,工资还没有发下来,大家开始沉不住气了,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真实的和不实的消息也在不胫而走。报社领导一回到办公室,就关上房门,不愿再出来;而记者编辑人心惶惶,……

那时候,行内流传着一些顺口溜,都是关于记者的: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似乎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比岳飞忠良,比赖昌星紧张……

还有的说,记者这个行业是:女生当男生,男生当畜生。

由于长时间没有发工资,而以前的工资又非常低,大家都没有什么存款,这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我记得当时办公室里堆放着很多旧报纸,也被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有些人舍不得坐公交车,每天步行上下班,如果不来上班,担心突然发工资,自己没有在而领不到;还有些人偷偷在外面兼职,因为报社说了,辞职的人通通不能领以前的工资……

这个时候,一些跑口的记者和娱乐记者相对生活得能好些,他们经常参加会议,有红包可以拿。而最为可怜的,就是像我这种没有跑线的记者,我们只能等待,等待着有一天报社开恩会发工资,等待着有一天报社会时来运转。

我每隔几天就往家中打一次电话,但是小卖部老板总是说家中没有人,我很着急,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这个老板,他说父母都走亲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为了害怕我担心,而编造的谎言。

有一天,我接到了弟弟打来的传呼,我回过去后,弟弟说,父亲现在还在医院里,家中能卖的都卖得差不多了,问我有没有钱?

我头轰地一下子大了,差点瘫倒,我强忍着哭泣对弟弟说:“等一下,等一下,会的,会有的。”

放下电话,我跑回报社,那一刻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走进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正埋头坐在沙发上,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眼神含着委屈、伤心、郁闷、凄凉,那是一个老人的眼神。我进门前的愤懑一下子烟消云散,我讲出了自己目前家庭遇到的困难,老总一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递给我,他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

这种报纸是由广告公司投资的,这家广告公司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他们处处干涉报纸的采编和经营,最后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家广告公司每天会派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坐镇报社,而自从发不出工资后,这个经理再也不敢来了。

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办。后来,带我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又给了我500元,我赶紧把这800元邮寄给了弟弟,我安慰他说:“先寄这么多,随后还会邮寄的。”

这种没有工资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报纸每天都在出版,都有稿件刊登,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些稿件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也都是些红包稿件,这种报纸已经快要死亡了。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记者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胆,然后拿着菜刀来到报社,要自己的工资,但只要回了可怜的100元。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辞职,辞职就意味着拿不到一分钱。人们还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待着会有投资方把钱送过来给大家发工资。

我也没有走,但是我在谋划着另一种“生财之道”——给别家报纸写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