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奴群落出来后，回到报社，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稼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不久后，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再三，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此前，我一直对父亲隐瞒着他的病情。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其实，决定来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到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她打了很久也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推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我的好叔叔，你们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一口水也没来得及喝，就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只好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会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我从血奴群落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一月的25日，这是报社发放前一月工资的日子，可是当天没有发工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报社领导在忙，还没有顾得上算工资。可是，28号、29号……一直到那个月的月底，工资还没有发下来，大家开始沉不住气了，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真实的和不实的消息也在不胫而走。报社领导一回到办公室，就关上房门，不愿再出来；而记者编辑人心惶惶，……

那时候，行内流传着一些顺口溜，都是关于记者的：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似乎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比岳飞忠良，比赖昌星紧张……

还有的说，记者这个行业是：女生当男生，男生当畜生。

由于长时间没有发工资，而以前的工资又非常低，大家都没有什么存款，这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我记得当时办公室里堆放着很多旧报纸，也被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有些人舍不得坐公交车，每天步行上下班，如果不来上班，担心突然发工资，自己没有在而领不到；还有些人偷偷在外面兼职，因为报社说了，辞职的人通通不能领以前的工资……

这个时候，一些跑口的记者和娱乐记者相对生活得能好些，他们经常参加会议，有红包可以拿。而最为可怜的，就是像我这种没有跑线的记者，我们只能等待，等待着有一天报社开恩会发工资，等待着有一天报社会时来运转。

我每隔几天就往家中打一次电话，但是小卖部老板总是说家中没有人，我很着急，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这个老板，他说父母都走亲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为了害怕我担心，而编造的谎言。

有一天，我接到了弟弟打来的传呼，我回过去后，弟弟说，父亲现在还在医院里，家中能卖的都卖得差不多了，问我有没有钱？

我头轰地一下子大了，差点瘫倒，我强忍着哭泣对弟弟说：“等一下，等一下，会的，会有的。”

放下电话，我跑回报社，那一刻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走进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正埋头坐在沙发上，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眼神含着委屈、伤心、郁闷、凄凉，那是一个老人的眼神。我进门前的愤懑一下子烟消云散，我讲出了自己目前家庭遇到的困难，老总一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递给我，他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

这种报纸是由广告公司投资的，这家广告公司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他们处处干涉报纸的采编和经营，最后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家广告公司每天会派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坐镇报社，而自从发不出工资后，这个经理再也不敢来了。

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办。后来，带我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又给了我500元，我赶紧把这800元邮寄给了弟弟，我安慰他说：“先寄这么多，随后还会邮寄的。”

这种没有工资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报纸每天都在出版，都有稿件刊登，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些稿件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也都是些红包稿件，这种报纸已经快要死亡了。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记者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胆，然后拿着菜刀来到报社，要自己的工资，但只要回了可怜的100元。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辞职，辞职就意味着拿不到一分钱。人们还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待着会有投资方把钱送过来给大家发工资。

我也没有走，但是我在谋划着另一种“生财之道”——给别家报纸写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