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所把故意在现场上遗留下的一根撬棍和一把活口扳子当作唯一的物证，因此，辩护人方面认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规模的作业。可是要完成这样规模的作业，怎么会只带一根撬棍和一支扳子去儍干呢？多带几根撬棍和扳子，现场的破坏作业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于硬要使实际情况与赤间供词相吻合，才出现了种种矛盾和破绽。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头天晚上大槻绸缎庄的仓库被劫，警察署当夜布置了紧急警戒线。那末，上述破坏活动班的放哨与日本警察方面的紧急警戒之间曾否达成某种谅解呢？如果“谅解”这两个字用得太重，也可以理解为双方的警戒是偶然的巧合。这样推想，是由于出动警戒的不是侦查股，而是动员了太多的警备股人员。

在这里，请大家想一想玉川警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赶到的时间过早这一事实。而且，玉川警视不是从警察方面得到发生事故的报告的，而是国营铁道管理部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的。无论是这种联络方式还是玉川警视到达现场之迅速，以及他到达现场后，在还不知道仓库里遗失了撬棍和扳子的情形下就马上下令寻找起“东西”来，所有他这些行动都是引起辩护人方面和广津先生等提出种种质疑的原因。恐怕只有照我在上面所推断出的情况，才能够勉强说明事实。

尚时在福岛地区警察署担任警备股长的佐藤警部补在第一审的法庭上作证说，当晚他在松川的派出所一直待到十一点左右。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为什么在松川派出所待到那么晚呢？这里也使人联想到玉川警视的行动。这里还使人想起，他曾说他记不得自己在现场指挥过的七八个刑事警察的姓名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我想引述《诹访备忘录》的记事。众所周知，检察当局把这份《诹访备忘录》一直藏到最高裁判所开审的时候才拿出来。备忘录里提到东芝工会向公司进行集体谈判的事。检察当局运用司法技术，急于证明佐藤一出席了集体谈判，也就是说，能否证明佐藤一是不是出席了集体谈判，是决定佐藤一等人曾否举行共同策划的关键。

可是这份《诹访备忘录》上另外还记载着一些奇怪的事情。

《诹访备忘录》第八页上有一段记事表明：当时东芝公司松川工厂曾与国家警察、地方警察、美国占领军民政部、“反间谍队”、劳政科等都有联系。

《诹访备忘录》第八页上有当时东芝公司松川工厂事务科科长助理讽访新一郞的亲笔记事如下：

“十三 对外关系（紧急时）主要由姓西的来出面。

“国警总部——警备科长(副科长）

“六点半对付‘赤旗事件’，自十一日起大约十人。

“地方警察——警备股长——支持者

“根据地——原

“民政部——劳务科（译员野地）

“‘反间谍队’——电话1360——译员加藤——‘是松川，拜托’联络人二十分钟

“劳政科——野地科长或高原

“C.C或地方警察派来的最高限度为三十名。”

备忘录上的这些句子经解释如下：

“与国家警察福岛县总部的联络要找该部的警备科长（或副科长）。十一日起那方面有十人前来支持。与福岛地区警察联络要找警备股长（按指上述佐藤森义警部补；如前所述，此人曾在松川的原派出所待到夜深）。‘根据地——原’这一点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联想到佐藤森义警部补会守候在那里，佐藤倍雄警察也会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就会弄清其中的含义了吧。既然称作根据地，难道不是说，以这里为中心已经做好了警备部署，只要和这里联络，就能够立即出动警察来镇压东芝工会吗？更惊人的是，还建立了与美军民政部劳政科和‘反间谍队’等保持密切联系的体制。单凭‘是松川，拜托’这两句通知，就能够使对方了解一切而采取行动。”（见《中央公论》，《“松川事件”特辑号》——熊谷达雄先生撰稿）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到美国机关方面同日本警察方面平时就保持多么密切的联系。

一想到玉川警视，我就不禁联想到“白鸟事件”中的白鸟一雄警部的事情。白鸟警部是札幌地方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当时他一方面负责对付日共，一方面还经常与美国“反间谍队”联系。据说他并不把他所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他所属的市警察署，而提供给与美军情报部有联系的国家警察。那末，令人联想到这个玉川警视的情况和白鸟警部一样，也是与“反间谍队”和国家警察有特别联系的。

姑且不谈这一点。假使我所推断的上述活动是在当夜进行的话，那末自然会引起疑问：不论多么夜深，不论地方多么偏僻，总会有目击者的吧。可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出现目击者。然而，虽然没有目击者作证，也不能遽然断定没有这样的事实。

尤其是，由于警察异常热心，与案件有关的人当时正在一个挨一个地遭到逮捕，人人都非常害怕牵连在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前往进行实地对证，向附近居民询问的时候，人们还是守口如瓶，说什么也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有谁目击到那样戒备森严、异乎寻常的情形，先就吓得绝不敢告诉别人了。不能不说，特工班是看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

在本案中还有个可悲的插曲：据说当天晚上有个人曾亲眼见到一些行迹可疑的男子，后来这个人死得不明不白。那份奇怪的打印的英文文件上也曾提到过这事，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不过，这里还是扼要地叙述一下。

目击者是澁川村的一个叫作佐藤金作的人。他偶然从列车出轨的现场附近走过，依稀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正在把铁轨从枕木上卸下来。看到这种情况，他有点纳闷，心想：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接着就对自己解释说，大概是检查或修理铁轨吧，也就没怎么感到惊讶。这一伙人中间的一个日本人尾随着他。当他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那人就从背后用日语喊住他，对他说，不许把今晚看见的事情对别人讲，并警告他说，如果对别人讲了，就要受美国的军事审判。他本来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回答说，不对别人讲。

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正为这一翻车事件感到不安的时候，五天以后，一个陌生人来找他，给他看一张画有福岛市“反间谍队”办事处位置的地图，通知他明天到该处去一趟，有话要对他讲。他更加害怕，就逃离自己的家，去投靠在横滨当三轮汽车司机的弟弟，自己也当上了三轮汽车司机。

然而，他当了两个月的三轮汽车司机后，在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就下落不明了。他失踪后四十多天，家属才听说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漂在港湾里。金作的弟弟和家属前去认尸，可是已经火葬了。

听说，验尸的结果是：“没有受伤。大约是酒醉失足跌入港湾，因心脏麻痹致命。”经调查，用英文写下的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死了的金作似乎生前曾害怕过什么人，并作过这样的川柳（由十七字组成的短诗，用俗语讽刺世态人情；系柄井川柳（一七一八——一七九〇）所创始，故名。）：“乌黑黑，懂得了自杀的心情”，“丝棉绞脖颈，差点儿头没断”，“大卸八块惊梦醒”，“闯祸人默默入坟墓”，“报上的消息，吸引注意力”。

据谣传说，长期住在翻车现场附近的一个乞丐，事件发生后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且不谈这些事情是否与翻车事件直接有关，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有目击者，他们也轻易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口。那末，破坏活动班当然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警戒下，间接在日本警察的紧急警戒下，在没有目击者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进行破坏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