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老萨看着《满蒙事变大写真帖》杂志里面那张中国士官生举行抗议的图片，总觉得有点儿异样。

画面上，一边是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官员，另一边是表情严肃的中国士官生们。可以看到士官生们有人手里提着佩刀，显然是准备“掷还”给日本人的。

这种佩刀老萨也收了一口，有着镂空的护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颇为优美，但并不开刃，属于一种仪仗刀，没有杀伤力。难怪那个日本官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让我觉得异样的，是画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却怒目直视日本官员的中国士官生，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气宇轩昂，看来便不似笼中之辈。他的这张面孔，总让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

搜索记忆之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不像？

用PS把他转个身，和那名士官生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看，像不像？

同样弯弯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颧骨，样样都酷似。特别是耳朵的轮廓也几乎一样——对比耳朵的轮廓常常是公安机关确认犯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呢。

无论从长相还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小个子中国军官，便是此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郭汝瑰，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黄埔军校五期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成为陈诚亲信。抗战时期，参加淞沪战役，并规划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屡立战功。因据说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期间，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部分人士称为“最大的共谍”。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学习，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萨初时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

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萨留意。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