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阳千古

金伯阳，1907年生于大连旅顺金家屯一个富裕农家，十岁上学读书，十四岁考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大（连）地区就成了日本的附属地，日本人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上人。学校当然也是一样。一次，日本学生骂中国学生“亡国奴”，金伯阳回敬一句“倭寇”。这还了得，日本学生动起手来，一场群殴，人数占优的中国学生大胜。金伯阳按住一个大块头，手上打，嘴里道：你们日本子跑俺中国来作威作福，你们是倭寇、是强盗！

1925年毕业后，再考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同年“五卅”运动，他积极投身其中。第二年春天，又组织、参加福岛纺织厂几千工人大罢工，坚持95天，迫使日本老板屈服，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

1927年8月，金伯阳被满洲省委调到哈尔滨，在三十六棚工厂和电业工人中活动。曾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未暴露任何机密，后逢东北易帜实行大赦获释。

1932年2月5日上午，金伯阳和《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方未艾，带着宣传品到三棵树一带前线慰问义勇军官兵。下午，他们去地下党黄吟秋家里刻蜡板、印传单，日军进城了。步兵、骑兵，血红的膏药旗，闪亮的刺刀，看得见侵略者狞笑的牙齿，军靴、马蹄踏着路上的积雪，践踏着他们的心。金伯阳喷火冒烟的眼里，盈满泪水。

在每年有半年时光飘雪的哈尔滨，负责职工运动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通常是一件蓝布袍，一顶灰毡帽，一副工人打扮。魁梧身躯，宽大肩膀，剑状眉毛，敏锐目光，他虽然拥有白皙肤色，特别是文雅谈吐，却总能避开宪兵、暗探的追捕。一天大雨，他被特务盯住，带到个点心铺搜身。文件就在身上，脱下水泡的布鞋，在脱袜子时就劲一拽，弄得特务一脸泥水，趁这小子擦呀抹的工夫，把文件藏好了。一次被追捕，眼看难脱身了，闪身进了一家舞厅。天生的英俊青年，那天正穿套西服，立即有人迎上来邀请。一曲终了，几个特务还在四处傻乎乎地张望，金伯阳在衣帽间换套衣服，大模大样地从大门出去了。

1933年夏，金伯阳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同年秋，1军独立师南下东边道，11月15日途经金川县碱水顶子附近时，后卫部队被邵本良的“大尾巴队”袭击，金伯阳的鲜血染红了纷纷扬扬的第一场冬雪。

东北抗战十四年，金伯阳是党内职务最高的烈士。

一切似乎都平淡无奇，连使他轰然倒地的那颗罪恶的子弹，好像也带着一种偶然性，令人扼腕不已。

拥吻着他无限热爱的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永远二十六岁的生命，与此前此后那些同样鲜活的生命，相拥着化作关东的山魂水魄。

两个月连失两任师长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又名李宏海、李义山，中等个头，清瘦面庞，目光锐利。他汉话讲得不算太好，汉字却写得漂亮，一口流利的日语。

1910年，李红光生于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山洞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随父母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留沙嘴子屯，在山冈上盖两间茅屋安家。在磐石地区那样火热的斗争环境中，热血少年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先是参加农民协会，之后入党，成为双阳、伊通特支组织委员，磐石中心县委委员，磐石党领导的最早的抗日武装“打狗队”（又称“除奸队”、“特务队”）队长。

“打狗队”，顾名思义，就是对付走狗的。一些“保民会”头子、骨干，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猖狂得很，甚至谁家来个客人，多把菜刀，也向日本人报告。开头，“打狗队”7个人，只有1支“铁公鸡”（一种老式单发手枪），就人手一把磨得雪亮的斧子，晚上摸黑“掏狗窝”。轻者警告一番，罪大恶极和屡教不改的抓回来，公审后处死。老百姓拍手称快，走狗闻风丧胆，“打狗队”威名远扬。

1932年春，“打狗队”缴了呼兰镇二道岗子大排队20多支长短枪，磐石工农义勇队正式成立，李红光任队长，省委派来的杨君武为政委。

有人也很聪明，还读过军校，理论一套一套的，到战场上就找不到北了。李红光除聪明外，别的正好相反。他平时话语不多，脑子里总是思考问题。特别是担任独立师参谋长后，每到一地，看地形，向群众和山林队了解敌情，还要派出侦察员。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走过一遍，再不会忘记。一次战斗，战前战后，地形、敌情我情和兵力部署，很快就能勾画出一幅示意图——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可游击队刚成立时，一群庄稼人，几个书生，谁打过仗呀？李红光想起胡子的办法，做个木架吊根棍儿，在地上扶乩。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搞这玩意儿呀，李红光一想也是，脸就红了。省委曾发过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磐石游击队没见到，从一个私塾先生那儿弄本《孙子兵法》，孟杰民念，大家听。正学着，一中队日军和两连伪军来“讨伐”，李红光和大家一商量，就照兵法上说的“强而避之”、“佚而劳之”。敌人白天钻山沟，晚上一住下，游击队就去打枪。这样折腾了两天，把敌人引进黑石镇东北的一条山沟里。枪声一响，游击队向两头的伪军喊话，集中火力打中间的鬼子，鬼子死伤几个，爬上山顶后，游击队早没影了。

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后，下设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教导队第一仗，李红光化装成日本军官，率一队“守备队”，光天化日下进入通化县六道江街里，将伪军一个营部几十人缴械。在东北各地屡见不鲜的这种化装奇袭中，这是最早的一次。

两个月后，又在驼腰岭打了一次伏击，活捉了伪通化县县长和两名日本军官，另有四十多伪军。

1933年夏，游击队联合几支较大的山林队，攻打大地主、铁杆汉奸高锡甲的老巢呼兰集场子。连攻两天未下，从磐石城出援的敌人快到了，山林队见势不好都散了，就剩下游击队单打独斗。敌人连续发起冲锋，李红光率官兵奋力反击，趁势攻进集场子，将高锡甲和几名日本军官击毙。此战打出游击队的威名和信心，对日后1军的发展意义非凡。山林队都说：红军是真打日本子，不“宾服”不行。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李红光协助杨靖宇智取三源浦，攻克大荒沟、凉水河子、柞木台子等地。又在山城镇附近设伏，击毁11辆汽车，打死1名日军大佐和几名指导官，缴获1挺轻机枪和百余支步枪。

1934年冬，李红光率1师百余骑兵越过鸭绿江，奇袭朝鲜的界河城，缴获日本警察50多支步枪，没收数家日本、朝奸商店财物。不久再次过江攻打朝鲜的东兴城，捕捉走狗12人，缴获大量弹药及军用物资。两次越界袭击，日本关东军报纸称之为“国境警备史上的空前事变”。

1935年5月，李红光率师部少年连和5团，从兴京县哈塘沟向老秃顶子转移，途经嘎叭寨上边的老岭沟时，与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伪军遭遇。树叶关门，视野不好，彼此距离几十米才发现对方，双方迅速展开激战。日军的机枪火力对1师威胁很大，李红光手擎望远镜搜寻敌机枪阵地时，一串子弹射进他的胸膛，喷涌的鲜血和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融成一色。

（4）一师师长是韩国同志，贫农的儿子，中学程度，军事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与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但政治上及党领导上薄弱。（5）一师副师长是韩国同志，富农的儿子，小学生出身，军事上坚定，军事领导勇敢，工作上积极，政治上薄弱，耍脾气比任何人厉害。

以上是1934年12月29日由“特委代写”的《杨司令（杨靖宇——笔者）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中的文字，“一师师长”即李红光，“一师副师长”即李红光牺牲后接任师长的韩浩。

从朝鲜到中国，从“打狗队”到1师，个头差不多、年纪大五岁的韩浩，与李红光有着太多相同的人生和战斗经历。同为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除红32军南满游击队时期为同级，其余均为下级的韩浩，比之李红光，脾气倔犟，战场上颇有点儿猛张飞的味道。1934年秋在桓仁县龙爪沟，他带领二十多人冲下山去，与二百多敌人拼刺刀。之后战斗，有时打着打着，敌人就跑了。怎么回事？抓住俘虏一问，说是韩浩来了。

李红光牺牲后，韩浩率1师在桓仁、兴京、通化一带活动。7月的一天，获知日寇大泉源守备队要去桓仁“讨伐”，他就把队伍带到通化至桓仁公路上的岗山、二道沟等上了。敌人进入伏击地域，一阵排子枪响过，部队发起冲锋。战斗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突然背后枪声大作，又一股敌人上来了。韩浩指挥部队向前猛冲，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他却中弹牺牲了。官兵奋力去抢师长的遗体，三个传令兵伤了两个，没抢回来。

两个月间，1师连失两任师长。

革命烈火，永在焚烧，

战士们的头颅作燃料，

万丈光芒在照耀。

生命虽牺牲，精神永照耀，

鲜血培养新世界，

赶快来到。

……

1师成立后，每次战后掩埋了烈士遗体，李红光就领着大家在墓前唱这支《鲜血培养新世界》。

李红光牺牲后，被秘密安葬在兴京县大青沟里的一棵核桃树底下，官兵们流着热泪唱着这支歌。

现在，官兵又为他们的师长韩浩唱起这支歌。

“老铁”

磐石县烟筒山镇，是座仅次于县城的大镇，有500余户人家。一条吉（林）海（梅河口）铁路从镇中穿过，一条十字街，一家家杂货铺、饭馆、旅店从十字中心向外排开，门上字号，半空中挑着幌子。一家朝鲜（族）人开的医院，还有日本妓院和大烟馆，穿着和服的妓女在行人中迈着碎步。牛车、马车在有两道车辙沟的路上颠簸，不时可见伪军和日本宪兵的身影。一辆插着膏药旗的摩托车驰过，夹杂着马粪末子的尘土扬向空中，久久不肯散去。

因离镇不远有座像根烟筒似的山峰而得名的烟筒山镇，要出大事了。

这是1933年的4月，镇子里开来一个伪迫击炮连，住在镇南“成德源”烧锅大院里。这个连有3个共产党员，曹国安在连部当“贴写”（文书），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在2排、1排当兵。他们是根据党组织指示，借这个连招兵之际当的兵，准备组织哗变。

这个连为伪铁道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原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老兵一般都有反日情绪，只是觉得抗日无望，当官的都降了，咱小兵蛋子能咋的？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到哪儿也不得安生，披身狗皮混日子吧。后来当兵的许多是找不到活干，也就没活路了，“当兵吃粮”吧，每月还有几元钱补贴家用，饿不死就行了。

曹国安和宋铁岩是大学生，张瑞麟念过三年书。全连一百多人，别说大学生，连张瑞麟这等文化的也没几个，就常给大家代写家信，来信当然还要念的，什么事有求必应。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负新兵，能制止就制止，不能制止背后也劝劝。兵们觉得他们知书达理，仁义，仗义，一些人就要和他们拜把子，一下子结拜二十多人。有了这层关系，“反日救国”就可以出口了，逐渐地全连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了，什么都说“听大哥的”。“盟兄弟”中，曹国安年纪最大，排行老大。

迫击炮连原来驻在舒兰县乌拉街，调防烟筒山后条件就更好了，离南满游击队近，离山也近，树叶也快关门了，起义后很快就能进山。

连长是大汉奸吉兴的外甥，端午节这天一下子提升为少校团长，大办宴席，三个营长和机关枪连连长都来庆贺，兵们还是高粱米饭，连点儿肉腥都没有。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凑些钱，买些酒肉，给大家过节。席间，兵们都骂连长，说这小子不是个物，眼里只有日本子。曹国安即决定当天晚上行动，并分头通知骨干，作好准备。

半夜时分，3个人在3个排的宿舍同时高喊：弟兄们快起来，日本子来缴械了！

假睡的骨干翻身跃起，抓起枪顶上子弹。兵们抓衣服、套裤子、拿枪、挎子弹袋，跟着往外跑。“成德源”烧锅大院，炸营般乱成一团。

应该是团长了的伪连长出来，骂着妈个巴子，大声喊：弟兄们，你们上当了！日本子来缴械，俺怎么不知道？都给俺回去睡觉，排长、班长到连部开会。

3个人，两个书生，谁见过这种阵势呀？却也明白让这小子再讲下去就毁了。3支枪几乎同时响起，连长应声倒地。曹国安高喊：弟兄们，日本子要来了，快跟俺走。一些骨干也跟着喊，兵们就跟着往南大门外跑。

除了死的伤的，一个连基本跑光了。最终参加南满游击队的是60多人，带去60多支步枪，另有1门迫击炮和几十发炮弹。

曹国安和宋铁岩，都是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人，1900年出生，比宋铁岩大十岁的曹国安，是宋铁岩的舅舅。两个人先后就读于吉林省立第一、第二师范学校，之后曹国安考入北平毓文学院，宋铁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加入共产党。

震动南满的烟筒山伪迫击炮连起义后，被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为政委。独立师成立后，宋铁岩为师政治部主任，曹国安为3团长。1军成立后，宋铁岩为军政治部主任，曹国安是2师师长兼政委。

挺进东边道后，3团、2师就在辉发江南北活动，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伏击日军车队，并曾深入桓仁境内。1936年春，曹国安指挥2师歼灭了奉天伪骑兵教导团。后与2军4师、6师转战长白、临江一带，袭扰敌人，策应1师、3师西征。

1937年初，在临江县七道沟伏击日军战斗中，曹国安身负重伤后牺牲。

作为1师、1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的作为主要是在政治工作上。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亲自编写课本，组织识字班和读书报告会。还办了油印的《反日民众报》和《人民革命画报》，印制一些口号传单，向群众散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2月11日，是大年初一，宋铁岩在和尚帽子密营病逝。为了让官兵过个快乐年，几天前他还在组织秧歌队。这时，他连进食都困难了，每天只能勉强喝下多半碗小米粥。

1师西征前，宋铁岩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动员讲话总咳嗽，痰中带血。同志们劝他留下休养，他不肯。一路艰辛，大雨瓢泼也只能在山林中歇息，到辽阳境内不行了，一口口吐血，被抬回和尚帽子。

有老人说，宋铁岩曾用过好多名字，其中一个是“老铁”，那时俺们不知道。可也巧了，那时俺们都叫他“老铁”、“铁主任”。他年纪轻轻，却是个“老病包子”（老病号），就那么挺着，把命熬干了，真是个“老铁”呀。凭他和曹国安那学问，在社会上找个安逸享受的差事还难吗？这甥舅俩是铁心抗日救国呀。

3师魂

王仁斋，1906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1924年毕业于省立青州甲种农业学校，1927年入党，受党派遣到东北，先在抚顺煤矿做工，后到奉天《平民日报》、平旦中学任职，又到柳河县三源浦小学任教，利用各种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比王仁斋小五岁的刘山春，山东省章丘县人，读中学时投身革命，1928年到东北，在三源浦小学任教。

机缘不仅在于两个山东老乡的命运交叠，还因为三源浦小学校长包景华，就是前面写过一笔的后来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司令，身为地主、国民党员，却颇同情共产党，刘山春、王仁斋的工作自然少多羁绊。1932年春，刘山春首先组建了柳河游击连，接着又和王仁斋拉起海龙工农义勇军，不久两支队伍合并，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包景华的9路军。北方会议后，省委巡视员要求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两个人默默地依然支持这位爱国者。这是个非常复杂、险恶的非常时期，就像刚拉起队伍时，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各种武装，人少枪破，又没经验，稍有差池，就可能万劫不复。可是，历史留存下来的东西实在有限，像许多先烈一样，笔者只能这样三言两语地叙述。同年秋9路军溃散，两个人拉出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大都为党团员，重树海龙工农义勇军旗帜，在东边道一带游击。杨靖宇到海龙巡视，将其改编为红37军海龙游击队，王仁斋为队长，刘山春任政委。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在攻打三源浦战斗中，刘山春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王仁斋的搭档，3师政委周建华，比刘山春小两岁。他是吉林省双阳县人，在吉林一中读高中时赶上“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入团入党，曾任团吉林支部书记、吉林地下联络站站长、独立师南满第1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军部教导2团政委。之后即与王仁斋指挥3师，在清原、兴京、西丰、开原、抚顺、奉天等地进行游击战，并率师西征。

西征受挫，一冬整训，春暖花开，3师就像舔好伤口的老虎出动了。兵分三路，王仁斋带一路，周建华、柳万熙带一路，杨俊恒又一路，四处游击，重新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写过的周建华、柳万熙指挥的东松木岭伏击战。

王仁斋带人在奉天、抚顺活动，化装进城与地下党联系，购买弹药。东陵附近有所炮兵学校，有个日本军官每天乘车从城里来回上下班，不知什么官衔，坐小汽车，肯定是个大官。得知这个情况，王仁斋就带人在路边一块香瓜地等上了。这天上午8点来钟，小汽车如期而至，司机停车下去买瓜。一个姓卢的排长假装卖瓜的，拿着两个香瓜上前让“太君尝尝”，一把抓住日本军官拖将下来。几个人一拥而上，拖死狗般把这小子拖进高粱地里。

1937年9月的一天，王仁斋带传令兵小朴和另一个战士，从清原县筐子沟到杨大堡子筹集弹药、给养，行至钓鱼台时被敌伏击。王仁斋大名鼎鼎，在抚顺煤矿做工时煤窑塌方，受伤落下残疾，有点儿驼背，特征明显。枪声响过，他就倒了，双腿被打断了。小朴背起他，另一个战士掩护，拼命往山上跑去。后来战友们在山坡上发现他们时，3个人都牺牲了。王仁斋身中数弹，一只烧坏的公文包空了，文件、印鉴和钱化作身边一摊灰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血人似的师长和两个士兵，3支枪喷吐着火焰，阻击敌人，抢夺空间，争取时间，以待身边那簇火焰熄灭。

3个月后，在清原县夹皮山战斗中，周建华牺牲。

杨俊桓和柳万熙，分别于1938年、1940年牺牲。

3师虽然成立较晚，可从兵力到战绩，都是1军主力。而自西征失利，3师作为师，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不死的是3师魂。

从海龙游击队创始人到3师领导，共5人，都牺牲了。牺牲时间，或某年某月的“一天”，或“某年春”（或夏或秋或冬）。至于怎么牺牲的，像刘山春、周建华、杨俊恒就是在“某地”一次战斗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但他们都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金达莱

朴翰宗，1911年生于朝鲜庆尚道陕川郡，1919年随叔叔到中国奉天省清原县定居，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曾成功组织驻磐石伪军宋国荣营哗变。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后任1大队大队长，1军独立师成立后任1团政委，随杨靖宇转战磐石、伊通、桦甸等地。独立师主力挺进东边道后，朴翰宗率团在磐石老游击区活动，之后任1军参谋长。1935年1月12日，在临江红土崖战斗中牺牲。

李松坡，不知其祖辈何时因何跨越国界闯关东，他1904年生于磐石县驿马泊子，是最早的“打狗队”成员，李红光任队长时，他是参谋长。他是磐石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时为代理参谋长，之后为独立师1团参谋长、2师参谋长，转战辉发江两岸。1935年9月，在攻打桦甸县红石砬子战斗中牺牲。

之所以写下这些像履历表中的简历似的文字，一是因为他们在1军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二是期望有朝一日，或许能使这些文字生动鲜活起来。

1军军需部长韩震，中上个头，方脸膛，浓眉大眼。仔细看，不对了，右眼珠怎么不动呀？原来是只假眼。

除“韩部长”外，1军官兵还叫他“高丽大学生”。仙人洞老人则叫他“瞎部长”，说“瞎部长”心明眼亮。

韩仁和也因伤瞎只眼，仙人洞人叫他“偏口鱼”。那时乡下人难得有个“官名”，自然外号盛行，对韩震、韩仁和、李明山这些人，也一样信手拈来。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却叫得亲切，应得响快。“偏口鱼”韩仁和甚至哈哈大笑，说这三个字怎么想的呀，太有才了。

韩震出身富豪之家。那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不知在朝鲜半岛什么位置，在汉城是数一数二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他认准的理是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朝鲜的独立、解放。1919年“三一”运动中，十九岁的韩震融入街头的人流，高呼“反对外奴”、“独立万岁”。运动被镇压后，他和一些爱国青年准备到中国东北从事反日活动，父亲却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想拢住他的心，继续读书，继承家业，光宗耀祖。1928年，他终于挣脱了家庭的羁绊，来到磐石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冬，妻子从朝鲜赶来，劝他回家，他则劝妻子留下。他爱妻子，妻子也爱他，只是同样出身豪门的妻子，如何吃得了他那种苦呀？一咬牙，离婚了。

韩震这军需部长，是在挺进东边道后就任的。今天的解放军也有军需部，为联勤部属下的二级部，主要掌管衣食类军需。1军的军需部则无所不包，不但囊括了整个联勤部，还有司令部、政治部、装备部的职能，乃至政府和党的工作。抗联的军需来源，除了战场缴获，还要靠在民间大量筹集。初来乍到，你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及反日会、妇女会和青年义勇军、农民自卫队等等。对于反日的大小山林队，还要搞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当然还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抗联的军需不能见物不见人。

古今中外，再难见到这样的军需部。

而桓兴地区的“中国地”那么红火，一靠李明山、朴金华这对假夫妻的两个人的县委，再就是韩震这位军需部长在那儿拳打脚踢。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韩震性格豪爽，精明果断。什么事到他那儿，行，立马就干。不行，为什么不行，应该怎么办，总有个一二三，让你心悦诚服，受益匪浅。

这期间，韩震比较艰难而又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以老秃顶子为中心的密营网。有的是木棚子，像老秃顶子的二层顶子上的几个大木棚，能住几百人。有的是利用天然石洞，修整一下，冬暖夏凉。还有一种称做“戗子”的地窨子，为修在山坡上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比较隐蔽。通常是迎着地势向里挖掘10米左右，然后向两边扩展。两侧和头上，用木头一根根排列支架，除过道外，里面都是炕。烟道是接着炕洞，在外面山坡上挖条1公里左右长的浅沟，上面铺上木头再覆土，烟就一路顺沟渗出地表，不易暴露目标。从散烟道和地窨子里挖出来的土，堆到低洼处，去远处挖来草皮、小树栽上，使之与周围地貌一致。

韩震刚到仙人洞时，晚上在那儿召集积极分子开会，不点灯，来个人，摸黑找个地方坐下，彼此不能说话。后来根据地建起来了，在“中国地”见到他，就喊“瞎部长”来了，大人孩子都往家里拉。

1936年3月2日晚上，在仙人洞二道岭子一个农家开会，研究将几支地方武装合并，成立1师4团。有坏人告密，下半夜两点来钟，兴京县平顶山日本守备队将房子包围。打一阵子突围，十几个人大都牺牲，韩震倒在一片撂荒地里。

“前堵后憋八九连，冲锋陷阵少年连。”这是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经常挂在官兵嘴边的一句话，说的是8连、9连善打围歼战，少年连的小战士冲锋陷阵不要命。

后来扩编为少年营的少年连，是李敏焕创建的。

1928年，在延吉县读中学的十五岁的李敏焕，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学校儿童团总团长。第二年被派到清原县做地下工作，为团县委负责人。1933年春，他拉起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大都是青少年，不久被改编为独立师直属少年连。

少年连（营）的战士，小的十四五岁，大的十七岁，所以又称“小孩队”。1师西征时，少年营每人一长一短两大件，长的马枪，短的手枪（或匣子枪），装备一流。可少年连刚成立时，只有几支步枪，其余都是棍棒、长矛、大刀。第一次夺枪，是在柳河去往三源浦的路上，看到十几个伪军看押老百姓修公路，李敏焕就有了主意。这天傍晌时分，几个化装成小贩的小战士，提筐挎篮路过那里，先是两个挎匣子枪的当官的，接着兵们也都凑上来，几个人围住一个篮子，花生糖果光头饼子什么的就吃开了。李敏焕一声令下，早已混在人群中的假装修路的官兵一齐动手，当即缴获长短枪15支。

同年夏，侦察得知，通化宪兵队一辆满载军装的汽车，从山城镇回通化。师部和少年连准备在滴台打伏击，李敏焕在公路上看地形，汽车突然来了，躲避不及，就迎了上去。他穿着鬼子的黄军装，3个鬼子以为是自己人，停车下来伸胳膊扔腿地活动身子骨，一边呜哩哇啦地跟他搭话。隐蔽在路边树丛中的官兵，看得大眼瞪小眼，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说时迟，那时快，李敏焕手中的匣子枪响了，3个鬼子应声倒地，一场“伏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按团级单位配备干部的少年连第一任政委李敏焕，中等个头，匀称身材，肤色白净，文静秀气，胆大心细，文武双全。从痛打邵本良，到奇袭窟窿榆树，几乎参加了独立师、1师所有较大的战斗，而且经常是独当一面的角色。像三源浦守备队，独立师几次引蛇出洞，它就是不出来。李敏焕率少年连和保安连，今天在外围抓走狗，明天派人潜入镇内放火烧了日军的柴火垛，敌人终于忍不住了。两辆汽车驰上一座公路桥，那桥就塌了，第二辆刹不住车，也跟着栽了下去。那桥墩木桩子，早被李敏焕派人锯断了，只是虚撑着。没费几颗子弹，30多鬼子、伪军就报销了。

摩天岭大捷后，日军疯狂报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程斌、李敏焕带师部和保安连，在摩天岭与敌周旋、战斗。激战中，李敏焕身边的机枪手牺牲，师参谋长抱起机枪射击，也中弹倒地。

李敏焕生前记有日记，那日记是在7月15日，即摩天岭大捷当天，戛然而止的。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200人左右，从桓仁夹道子西进清原，准备与3师会合，并相机截击吉（林）奉（天）铁路上的列车。夜行晓宿，行至兴京县黄寺八九道沟时，向导迷失方向，部队转来转去，天亮后发现是在永陵街东10公里左右的黄土岗子。这时，300多敌人已经跟了上来，大都为日军，都穿着朝鲜族的白衣服，在青枝绿叶间特别显眼。有人说“是高丽人”，大家也都这么以为，待到觉出不对了，枪响了。一场激战，随行的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等30余人牺牲。

同时牺牲的还有教导团政委安昌勋，二十五岁出头，个子不高，都叫他“小老安”。他也是朝鲜（族）人，具体不详。但写到抗联人物，这一笔是不可忘却的。

牺牲时三十四岁的李东光，和李敏焕一样，都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十四岁随父母跨国移居珲春县大荒沟，十八岁读中学时加入朝鲜共产党。之后就像本书写到的许多朝鲜（族）同志一样，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磐东区委书记、磐石县委书记、南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成立后任组织部长，承担了省委的大部分组织领导工作，是杨靖宇的得力助手。

当我写着这些干部简历似的文字时，眼前总是一片血样的红云。每年4月中旬，在东边道，在我的家乡辽东山区，山野大地一派枯瘦的黄褐色，背阴处还残留着积雪，映山红就云霞般铺满山野，愈是悬崖险峻处愈是璀璨烂漫，红红火火地爆发出生命的歌唱。

朝鲜族人管映山红叫“金达莱”。

“苏营”

这个队伍，在军事上有比一般抗日军都多的经验，所以战斗力很强。战斗上有时比我们队伍还有经验，三分之一的队员是经过二年以上的与日本子残酷的战斗，所以政治水平较高。

这是1934年9月28日《×××关于南满游区与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段，说的是1军所属南满游击队第1大队，因大队长叫苏剑飞，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苏营”。

同年8月，《团磐石中心县委关于磐石团的工作给团省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

南满游击队（苏营）在辉南、濛江一带活动，战斗力最强。

苏剑飞，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07年生人，父亲是吉林省警官讲习所所长兼教官，伯父在河南镇守使手下当团长。幼年丧母，父亲将他送去伯父家，由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返乡，先当警察，翌年当兵，三年后入吉林军官训练所学习，毕业后到676团当排长。“九一八”事变后，团长投降日寇当汉奸，苏剑飞拉起一支队伍。时值驻蛟河伪军营长田霖率部起义，声势颇大，苏剑飞率队投奔，被委任为1团1营长，随田部转战东满、西满、南满。1933年夏，田霖在清原兰木桥战斗中牺牲，苏剑飞收拾余部到柳河县游击，听说有支共产党领导的海龙游击队，与刘山春一见如故。不久，两支队伍合编，苏剑飞任大队长，刘山春为政委。

苏剑飞在军人家中长大，本身又是科班出身，对战略战术颇有心得，在田霖部下时即以骁勇善战著称，曾率部攻克阜新县城。到1军后，身为游击队长，有时却受命指挥师长作战。杨靖宇常和他研讨军事，制定作战方案。

苏剑飞擅长伏击、奇袭，“苏营”被敌人称做“草上飞”，形容动作迅速，来去如风。

讲智谋，又勇猛。1934年6月攻打桦甸县重镇会全栈，久攻不下。关键时刻，苏剑飞亲自抱挺歪把子，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进去。1935年2月在争夺老坡口西南高地的战斗中，又抱着机关枪冲上高地。

在老坡口战斗中，苏剑飞腹部中弹，杨靖宇仍委以重任，让他指挥2师和1、2两个游击大队，在抚松县开辟根据地。

万良镇位于抚松县城北部，是连接东南满游击区的交通要冲。平时，镇子里有伪警察和自卫团200多人，4月20日夜又开进百余伪军，这时攻击部署已经停当。怎么办？苏剑飞一咬牙，打。部队很快攻进镇子，将敌人包围，伪警察游击队长等多人被打死。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又一股援敌到了，腹背受敌。苏剑飞当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命令曹国安率主力向桦甸转移，自己带1大队断后。激战中，尚未痊愈的伤口崩裂，血流不止。官兵们抬着他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舍。22日中午，在抚松县北岗镇高四爷小山南坡被敌包围，突围时身中数弹牺牲。

“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

李向山原名李瑞林，字祥山。高个，大眼睛，长方脸，高鼻梁，说话脆快，为人坦率，办事果断。平常一身农民打扮，外出时好穿长袍戴礼帽，骑匹大青马，一副学者绅士风度，初识者敬而远之，接触后方知其平易近人。

这是笔者曾经求教过的桓仁县党史办负责人李戎和他的同事，在一篇介绍李向山的文章中的文字。

李向山是桓仁县铧尖子乡人，家有土地500多亩。这在北满应属中小地主，在东边道就是富足大户了。他自小聪明伶俐，读书成绩过人，青年时代崇仰孙中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向山。曾任县民立学校校长、桓仁地区教育界稽查员、劝学员兼县土地委员、建道委员，为官清正，尤以办学业绩突出。他认为要想国富民强，必须消除贫困愚钝，而这首推教育。办学方针以建国强民为宗旨，所培养学生多具爱国思想。当时农村公办学校很少，他自费在铧尖子办所“三乐学校”，意即国家乐意，乡亲乐意，黎民百姓乐意。许多农民只顾养家糊口，不想让孩子读书，他到处劝学，讲道理不听，抡起马棒就打，人称“李大马棒”。

闻听“九一八”事变，李向山寝食难安，仰天长叹：这么大个中国，让小日本子欺负成这个样子，耻辱，耻辱啊！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李向山在铧尖子组织大刀会，参加唐部，被委任为团长。在坎川岭阻击战中，大刀会曾重创敌人。日军占领桓仁后，李向山拉队伍上山，因民间有“小鬼怕老家钱”之说，报号“老家钱”，在桓仁、兴京一带活动。这种队伍，通常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可因为李向山是首领，连胡子都不认为“老家钱”是胡子，日本人则称之为“政治匪”。

1933年冬，李向山听说磐石、海龙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曾几次派大儿子李再野前去联系。转过年2月，韩浩率独立师先遣队到桓仁后，在海青伙洛西岔柴火垛沟找到李向山，李向山激动不已，当即跟韩浩走了。10多天后回来，高兴地对妻子说：俺见到了杨司令，大高个，关里人，岁数不大，有能耐，中国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是不会亡的。

李向山参加1军，被任命为1师副官，协助师长工作。

李向山当红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广告效应，桓仁县有几多人不知道李向山呀？而在许多人眼里，他的行动就是一种标杆、榜样。他的学生和许多钦佩他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当时桓仁地区大小山林队几十股，有义勇军残部，有抗日不抗日的胡子，在他的说服带动下，大都投靠了红军，听从红军指挥，有的还接受改编。

独立师能在桓兴地区迅速发展壮大，李向山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35年，日伪当局在桓兴地区实行“集甲并村”，一年后1师西征，当地斗争环境越发恶劣。长期的山林生活，李向山得了疝气，愈来愈重，行走不便，又难骑马。军部向北转移前，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

自李向山拉队伍抗日后，为了躲避敌人抓捕，他的家人就开始流离转徙。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先是投亲靠友，后是什么地方僻静奔什么地方。1936年4月，日伪特务抓住了李再野。李再野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抗日，以在铧尖子开大车店为名，去奉天、苏家屯购买枪械弹药。1军密营中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的许多设备和原料，都是他买来的。特务问他李向山在哪儿，他说300里以内没有，去哪了不知道。特务把他放了，经过9个月的秘密盯梢，在发现李向山的同时把他逮捕，押去县城日本宪兵队，点“天灯”后，填进浑江的冰窟窿里。

李向山不断转移藏身地点，被捕时躲在兴京县黑瞎望的一个地窖里。腊月天，里面冰窖似的。疾病折磨，头发老长，五十三岁的人，看模样少说也在七十以上。一点儿高粱和包米粒吃光了，这天传令兵“李大耳朵”出去弄吃的，李向山听到外面有动静，未等把那支左轮手枪抓到手里，敌人就进来了。

押往县城途中，赶上修路堵车，被绑在汽车上的李向山，趁机向民工高声讲道：乡亲们，同胞们，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俺死了不要紧，东北有三千万同胞，中国有4万万人民，中国不会亡！

在桓仁日本宪兵队，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敌人对杨靖宇最高悬赏后来曾达1万元，这时抓到李向山是5000元，自然如获至宝，岂会轻易罢手。用飞机把他送到奉天，什么手段都使了，仍是枉费心机，才下了毒手。

好汉赵文喜

赵文喜，满姓伊尔根觉罗氏，1906年生于兴京县平顶山乡。其祖辈是守护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和六世祖的墓地）的亲兵，到其祖父晚年沦为破落旗人，租种土地，生活窘迫。因他从小聪明过人，兄弟姐妹7个，唯独让他读书，成为重点培养对象。高小毕业后，种过地，当过饭馆跑堂，身体强健，相貌英俊，思维敏捷，性格豪放，能言善辩。

“九一八”事变时，赵文喜在平顶山保甲队当班长。唐聚五举兵抗日，赵文喜带十几个保甲兵参加自卫军，失败后拉杆子成为山林队，报号“大喜字”。独立师到仙人洞后，他分析敌伪宣传和群众传说，认为红军不寻常，能成事，应该参加红军。七梁八柱都不同意，他就带着个弟兄下山了。

见到军需部长胡国臣，胡国臣说当红军欢迎，空手不行。赵文喜觉得这要求不过分，“大喜字”也不是什么人来了都要的。也巧了，八里甸子伪警察署到县城拉供给，5个伪警察押车路过暖河子，要在一家大户吃午饭。赵文喜善交际，是个自来熟，就去这家帮着里外忙活，趁警察喝得脸红脖子粗，把5支枪一划拉背走了。

先被任命为军需部司务长，接着是农民自卫队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春的一天，得知桓仁守备队有6辆汽车要从大四平经过，赵文喜就带上游击大队在闹子沟等上了。不到半小时解决战斗，活捉30多伪军，缴获40余支长短枪和大量粮食，还有鱼、糖等物。

在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中，被人称为“赵大队”的游击大队最能打，配合主力和独自打的仗最多，战果也最大。

日寇实行“集甲并村”，分离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给抗联造成极大困难。赵文喜善交际，朋友多，路子广，组织上决定让他转业做地方工作。今天长袍礼帽，进县城找商会会长黄金来、商人王少岩、苏炳千等人，通过他们为抗联募捐。明天又一身短打扮，去抚顺、奉天联系地下党。他和平顶山伪警察署的叶巡官拜把子，经叶巡官手给抗联买子弹。苇子峪西山庙道长，抚顺五龙口西山头闵家店店主，褡裢嘴子西街饭店店主，粮栈街牛肉店店主，奉天南门伪审判庭庭长等等，都被他发展为地下联络员，提供情报，购买军需。

1936年初冬，赵文喜从那尔呼去偏砬河，在一山脚拐弯处，迎头碰上两辆日伪搜查班的汽车。他把礼帽往下一拉，想混过去，被一伪军认出来，几十支枪口对准他。日本指导官拔出指挥刀，呜哩哇啦喊着抓人。赵文喜把礼帽正了正，望着他微微一笑：你小子瞅准了，俺就一个人，还值得你诈唬成这副熊样？

在平顶山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讲了一通官位金钱美女，赵文喜只是冷笑。

两个月前，敌人抓住赵文喜的妻子史氏和八岁的儿子小喜子，胁迫他投降不成，就把母子俩都杀害了。

指导官问：你们的衣服和枪弹是从哪儿弄的？

赵文喜道：是日本子和汉奸队给的。

你有多少兵？

100多人。

都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一个人一个号，100人就100号。

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访去。

一字一句像一块块石头，砸得敌人恼羞成怒，开始动刑。

皮鞭抽，灌凉水，坐“老虎凳”，用开水浇后背，把纸沾上煤油点着后，扔进裤裆里。用烧红的烙铁烫生殖器，再用钳子将其一块块夹下来。日本人说他是中国的“铁人”、“男人”、“好汉”，就对他用这种刑。他神志不清时会下意识地叫唤两声，明白过来，立刻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赵文喜被捕，所有的关系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敌人还把草盆村三个地方工作人员抓来，让赵文喜辨认。这回他开口了，就是三个字：“不认识。”

苇子峪警察署的日本指导官，要见见这个中国“铁人”。敌人把他绑在大车上，再用大铁钉子将双手分别钉在两个车厢板上。马车在铺层薄雪的山路上颠簸，赵文喜除了骂日本子，就是喊口号、唱歌，人越多喊唱得越欢。

有老人说，那人没模样了，两只手血馒头似的，车厢板上都是血，黏糊糊的。那时俺才十来岁，也不知道他是谁，看一眼就不敢看了。回家问俺爹：那人还唱歌，他不疼吗？唉，那可真是个好汉、硬汉啊！

去刑场路上，还在唱歌、喊口号。

有老人回忆，那天雪花漫天飘，铜钱大小，人们都说那是老天爷给他撒的纸钱，让他到那边过好日子。他唱那歌俺学不上来，反正都是打日本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