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军政治部主任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3月任2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2团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1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9个人掩护主力转移，就打剩他和1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4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不知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1934年秋和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何忠国给驻镇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7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3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只跑掉1个鬼子。部队立即转移，在马鞍山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后来4军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2军1团政委、1师政委。1936年9月师长安奉学叛变后，为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6师师长金日成率4师、6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敌人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的疯狗，队长李道善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堪称恶贯满盈。周树东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李道善也被打死。周树东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永远十九岁的周树东，让我想起同样是中学生的孟杰民、王兆兰、初向辰，也不能不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十九岁，以及我的孩子这一代的十九岁。

负伤叫“挂彩”、“挂花”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一条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时代就在这里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签订了条约。由于遭到国人反对，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事变后，熙洽为了向主子表忠心，就把修筑这段铁路当做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3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护卫下，来到3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给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3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是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如今参军讲保卫祖国，那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许多人就是当兵吃粮，拿命换口饱饭。要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的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2军2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出来。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2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见他血肉模糊，官兵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3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提起负伤，抗联老人都说那叫“挂花”、“挂彩”，就是“披红挂彩”的意思，光荣。轻来轻去没什么，那时那人抗造，重了可就光荣不起了。那时不怕打死，就怕挂彩，打死拉倒，“领静”（清静、没麻烦），挂彩遭罪不说，还拖累别人。

“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回国，在4军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7军老人说，他不牺牲，7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4军4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4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

饶河反日总会悼文

——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沈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映！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一门忠烈”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

现在说是1935年6月，那时没这概念，玩一天累了，天黑就上炕睡觉了。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颠簸）。天亮醒了，我躺在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人呀马的，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说这是什么地场呀？怎么到这地场了？我妈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头几天在我们屯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报复，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就连宿大夜上山了。

我们家在密山县马鞍山，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人走家搬，屯子就没了。老人孩子，小脚女人，都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的是一窝子一窝子地上队。我的小弟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密营被破坏后，大冬天在山里钻，大人也受不了呀？

我说我的小花猫呢？在家都是搂着小花猫睡觉，就哭着要回去找小花猫。我爹过来了，说嚎什么嚎？我妈就把我搂怀里哄着。

在山坡上开大会，还喊口号，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哭了。我爹说给新上队的发枪。发完了，怎么没我的呀？我妈说长大了会给我。我不干，想起小花猫，又想哭，我爹就从背包里给我掏出支五峰子。是种小左轮，比烟盒大点儿，亮晶晶的，就一轮子子弹，有个枪套，挎身上，那个牛呀。就显摆两个来月，我爹往回要，那时缺枪呀。我不给，我妈哄我，说借，我说不借。睡觉也抱着，到底还是让他们拿走了。再见到我爹，就让他还枪。一次，我爹甩手给我一巴掌，说人都没了，你还舍不得你的枪。

1937年给我发支小马枪。1938年后，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黄有烧房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也没打土豪。后面将会写到，3路军远征西荒后，就更不打了。而在汤原、珠河、磐石这样的老根据地，黄有们的利益，是曾经被侵害过的。

黄有们的中国心，也就越发地弥足珍贵。

“这是最后的战争”

李敏参军后的第一个上级，是马司务长。

马司务长四十多岁，说六十岁也有人信。1.80米上下的个子，瘦，有点儿驼背，嗓子总是呼噜带喘的，腿脚也不好，还有点儿罗圈，走路像鸭子似的一歪一歪的。那次背粮打仗，缴获两匹马，追马时却跑得比谁都快。把马抓住了，那人就窝在雪地上喘不过气了，嗓子拉风匣似的，李敏就给他捶背。人都背粮走了，他才好歹站起来。那也背了一袋子黄豆，腰佝偻得更厉害了，老远就听那嗓子呼噜山响。那天晚上咳得几乎没睡觉，李敏给他捶背，他还开玩笑，说没事，不会把日本子招来。

马司务长脸挺长，自己说是“姓马，长副马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李敏更是满脸核桃纹，那样子总让李敏想起父亲。听说他当过十几年兵，没结过婚，特别喜欢孩子。那天李升把李敏送到4师密营，吴玉光主任瞅她直皱眉头，马司务长就说让她跟俺做饭吧，一口挺浓的山东腔。

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就是“司务长”，李敏就跟着叫司务长。后来听到最多的还是“老马头”。开头，李敏不知道这司务长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就是个做饭的。也许是在东北军时当过司务长，或是参加抗联后曾当过司务长，李敏没问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一些人对他并不尊重，叫谁干个什么，到了经常还得自己去干，或是李敏跑去干了。不过，一有敌情，都听他的，他也像立刻变了个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

马司务长每天早早起来，去河边凿些大冰块，挑回来化水做饭。他不让李敏干，说小孩子睡足觉才长个儿。李敏就随后跟着。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猫咬似的，马司务长就用双手给她焐，再用嘴哈热气儿。李敏这辈子没见过那样一双手，皲裂开那些口子呀，像小孩嘴似的。总摆弄水，边上泡白了，中间一道红红的，掰着点就淌血。

开头，见李敏有点儿闷闷不乐了，马司务长就说想家了吧？听大叔给你来段京戏。就唱。嗓子不好，爱跑调，可是十二分认真。如今一听到卡拉OK，李敏就会想起马司务长。

4个多月后，李敏调去帽儿山被服厂。再见到4师的人，她就问马司务长怎么样。半年多后，听说密营被袭，马司务长牺牲了。

王毓峰，宁安县东京城人，1897年出生，五岁成孤儿，十九岁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副连长。像陈荣久一样，所在部队要投降，愤而拉出一支队伍，在宁安花脸沟游击。1932年2月率队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失败后，收容残部200余人，人称“王团”，在宁安一带坚持抗战。1933年2月参加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转战宁安、汪清。1933年秋参加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5军成立后为1师2团团长，1937年12月调任4军2师师长，两个月后被叛徒杀害。

李天柱，山东人，比王毓峰小一岁。儿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县落户，1927年参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事变后追随李杜抗日。李杜兵败，李天柱报号“自来好”，在依兰一带游击。1935年参加4军，编为5团任团长，之后任3师师长兼5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攻打富锦县国强街基时牺牲。

前面写到张寿篯指挥奇袭老钱柜，活捉于四炮的把兄弟宋喜彬，后来当了6军留守团副团长。1938年秋，他率队在佛爷砬子西山活动时，与几百日军遭遇。宋喜彬在于四炮手下时排行老五，人称“五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一枪一个。一场激战，30多人就剩他一个，身负重伤，倚着大树，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李天柱、王毓峰都是旧军人出身，那“自来好”、“王团”在一些老百姓眼里，无异于胡子。而宋喜彬在参加抗联前，无论日伪给个什么职衔，他和于四炮这些人实实在在就是帮胡子。他们在抗联的人员构成中，占有相当比重，颇具代表性。有的曾对共产党有偏见、误解，有的曾走错路，打过游击队、抗联。但是，一旦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是真打鬼子的，就与之合作，或投身其间，许多人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杨太和，1904年生于吉林，1910年全家走北荒到密山县杨木岗拉拉街，读过五年私塾。1932年初，与苏怀田、田宝贵等人拉队伍抗战，发展到400多人，被救国军编为补充2团，任3营营长。1933年初加入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为1团团长。

妻兄刘相湳是伪密山县县长，让妹妹抱着孩子找杨太和劝降，许诺杨太和当伪自卫团总，并给30垧好地。杨太和严词拒绝，并告诉妻子：你乐意等俺，打走日本子后咱们好好过日子；不乐意等，你可以改嫁。妻子被他说服了。他又说：你哥给日本子干事，俺就不认这个大舅哥了，抓住他一样按汉奸、走狗论处。

在杨太和的影响、带动下，他的弟弟杨太昌、堂兄杨太贵和妹夫陈兴一，都参加了救国游击军，战死疆场。

杨太和骁勇善战，像前面写过的攻打密山县城、袭击滴道车站，都是他直接指挥的。1935年2月，率部攻打勃利县青山沟伪森林警察队，缴获500多匹好马，从此4军有了骑兵部队。

同年9月，4军1师代师长杨太和，在去军部开会途中，与敌遭遇，战斗中牺牲。

4军2团团长张奎，别名老姜，山东省掖县人，1899年出生，当过工人，后流落到俄国远东地区做工，十月革命后入党。1933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回国，任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年底调密山县委工作。1934年6月，密山游击队队长朱守一牺牲，张奎继任队长。张奎热情、豪爽，有勇有谋，指挥作战冷静、果断。从游击队长到团长，率部转战密山、穆棱、林口、依兰、勃利、方正等县，屡获胜利。1935年秋在林口穆子沟，突然与日伪军遭遇，立即先敌开火，同时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毙敌50多人。

驻平阳镇伪骑兵旅机枪连连长胡伦，四川省广安县人，是和邓小平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被派到东北。利用这种关系，1934年初，张奎到连部当了一名马弁。他与士兵交朋友，结拜兄弟，宣传反日救国道理，发展了14名反日会员，还有3名党的积极分子。5月，他和胡伦率轻机枪排起义，携6挺机枪投奔密山游击队。

2团是4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36年4月，为避开敌人正面“讨伐”，2团连夜从依兰莲花泡横渡牡丹江，向方正转移。春天风大，船小，每次只能搭乘3人，张奎是最后一船。这时风更大了，小船倾翻，3个人都不会游泳，全部牺牲。

1934年1月28日，高玉山的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3连陷在城内，除两人生还外，全部战死。

1936年春，根据省委指示，6军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一支120多人的南满派遣队，远征南满。渡江后进至依兰县大砬子屯，与日军遭遇。大批日伪军不断赶来，派遣队退守附近的西湖景山上。激战一天，弹尽粮绝，毁掉文件和短枪，与敌人拼刺刀、抡棒子，全部战死。

汤原反“民生团”后，省委派巡视员田学文代理政委，不久在西北沟打了一仗。敌人火力很猛，“田同志手提撸子无有子弹，要求队员一支夺子枪（“夺”应为“剁”，旧时胡子常把步枪抢管锯短，以便携带、隐藏，称“剁子枪”——笔者），有三粒子弹，堵子（独自）抢上北岗，去夺满狗兵的枪，满狗看见把田同志打死了”。

人们常用“枪林弹雨”形容敌方火力之猛烈、密集。比之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远征军，日伪军的火力要差，比之抗美援朝的美军差得更远。可抗联的武器更差，火力更弱，兵力更少，根本不成比例。而且，东北抗战是十四年，战死的几率自然也高。

2军能造“炸弹”，战场上比别的军就占些便宜，炸自己的时候也挺多。1935年春进攻辉春驼道沟，4团2连指导员文涉“身先士卒，在将军队已经进展到敌人房所跟前，燃炸弹以轰炸敌人的时候，此时炸弹未等出手先爆发，而将自己炸死。”类似情形，在同年显然是2军写的《东北三十四名抗日民族英雄牺牲情况简记》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人。前面写了，5军警卫旅2团团长张成地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而在《饶河反日总会悼文》中，追悼者则明确无误地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当年的《国际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译作“这是最后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场战争就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的战争。而这些唱着歌儿在黑土地上冲杀的有名无名的先人们，也时刻准备迎接最后一颗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