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营婚礼

1937年6月底，赵尚志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来到6军帽儿山被服厂一看，兴冲冲道：嗬，这么多大姑娘、小伙子，有没有意中人呀？用不用俺给介绍介绍呀？

赵尚志可能是兴之所至，信口道来，结果却是会议未结束，就有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抗联通讯专家于保合，特别中意李在德，赵尚志就要往一块儿撮合。冯仲云是太了解李在德了。李在德和厂长裴成春的弟弟、6军2团政治部主任裴敬天，彼此爱慕，1935年订婚，第二年裴敬天牺牲了，现在李在德怎么想的呀？赵尚志叹口气，让冯仲云找裴成春，他俩当婆家的媒人，让裴成春做娘家的媒人，做做李在德的工作。

李在德说：俺谁也不嫁，就跟着你。裴成春道：傻丫头，你都二十岁了，谁能一辈子不嫁人哪？赵司令、冯省委这媒人当得不赖，俺仔细掂量了，“万内”（于保合当时的化名）这小伙子反日坚决，心眼儿也好，文化又高，俺看你们俩挺般配的。听姐的话，你跟他好好唠唠。

恋爱结婚，速战速决。

官兵采来一束束野花，把密营内外打扮得花枝招展。两对新人，一对是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二十四岁的满族新郎于保合，与6军被服厂党小组长、二十岁的朝鲜新娘李在德。另一对是6军4师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岁的朝鲜族新郎吴玉光，与6军被服厂女兵、和李在德同岁的汉族新娘李桂兰。

婚礼由应邀参加扩大会议的周保中主持，他说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征途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赵尚志讲话，祝福两对新人夫妻恩爱，抗日到底，永不分离。

戴鸿宾讲话，说两对新人，三个民族，这也是中韩友谊的象征。

领导讲完话，许亨植、徐文彬、黄成植等人，就“那嘎扎那嘎扎”（朝鲜族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地唱着，手舞足蹈起来。汉族同志不会跳舞，随着舞曲拍手鼓掌，大声叫好。

冯仲云喊起来：上酒，快上酒呀。裴成春领着李敏等人，就盆呀钵地端上来请清亮亮的白桦树汁。

花是野花，菜是野菜，里面还有点儿狍子肉，酒是白桦树汁。除了还没端上来的大子小豆饭是山下送上来的，全是就地取材，地道的野味。

唱着跳着，就该两对新人忙活了。

满族习俗，婚礼上新媳妇要给婆婆“装烟”。一根细长杆的烟袋是必备的，新媳妇拿着去烟荷包里舀满了，用手按实点着了，双手敬给婆婆。婆婆要是不喜欢儿媳妇，就假装没看见，把媳妇晾一会儿。待到婆婆接过来吸几口，就把准备好的一包钱放到媳妇手里，叫“装烟钱”。钱多钱少，不仅因为贫富，还在于婆婆对媳妇的喜爱程度。如今，不分满汉，不论城乡，这风俗在东北一直延续下来，叫“点烟”。不光给婆婆点烟，还得给所有来宾点一圈。

密营里没有婆婆，也没装烟钱，但这个仪式还是少不了的，没有烟袋卷纸烟。李桂兰叼过大烟袋，那烟卷得有头有尾的。那时的朝鲜（族）妇女哪有抽烟的呀，就苦了李在德了，好不容易卷上一支，未等送到人家嘴边就张嘴散花了。赵尚志进密营时说的那番话，就让她羞红了脸，这回大家再七嘴八舌一逗，把她弄得大汗淋漓。

烟没装完，留守团长耿殿军从山下回来了，老远就听见那山东腔的大嗓门：酒来了！酒来了！

他是昨晚下山买酒的，大家说上哪弄呀，再说也来不及了。他说酒席、酒席，没酒不成席，这婚礼就不热闹了。

有酒助兴，歌呀舞呀就更没个挡了，汉族官兵干脆扭起东北大秧歌。

耿殿军人称“耿破烂”，被服厂晚上加班，他把那盏油灯弄得萤火虫屁股似的。洞房花烛夜，几碗野猪油灯，可着劲儿亮了大半夜。

密营有间小房，收拾一下，给吴玉光和李桂兰当了洞房。于保合和李在德，在外面的林子里架起个小帐篷。

7月中旬，张寿篯与3军被服厂厂长金伯文结婚。

周保中与王一知结婚，是1939年10月6日。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与王禹智（王一知）同志当场握手，以代婚礼。余与王禹智从命，全场鼓掌示欢庆。并唱悠扬壮伟之国际歌，散会后作翌日工作准备。”

周保中的婚礼，是握手、唱《国际歌》。张寿篯的婚礼，赵尚志让于保合指挥少年连官兵唱歌助兴。《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长白山歌》等等，唱到《露营之歌》时，赵尚志急喊停，对大家道：这个歌应该让咱们的张主任来指挥，大家说对不对呀？

新郎倌站到队列前，挥起手臂。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

1937年夏，胡真一调到军部。两个多月后成立2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5军副军长柴世荣提为军长。

同时调去4个女兵，谁姓什么，大家就称呼“小什么同志”，胡真一自然就是“小胡同志”了。个把月后，柴世荣就叫她“小胡”了，有事没事，总爱跟她搭话，这几天干什么了呀，学文化挺好吧，记住多少个字了，胡真一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柴世荣直通通地说，你看俺这个人怎么样呀，你看咱俩结婚行不行呀？胡真一一下子蒙了。

六十三年后，胡真一老人说，那年我十七岁，他四十二岁，当时不知道准确岁数，那也能有个约莫呀。那时女兵凑一块，也唠些体己话，谁追谁了，谁看上谁了，你不好意思，我给你介绍介绍。有时我也说几句，都是说的别人，哪曾想一下子轮到自己头上呀？还是个军长。他见我那个样儿，就说你想一想，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别难心。约莫过了半个月，他从前线回来，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要回被服厂，他嘴上答应，没有行动。这可怎么办呀？就去问一块调来的王玉环，她说这年纪是大了，可年纪大知道疼媳妇呀。老柴这人也真这样，缴获一把糖块，揣兜里几个月，弄得埋埋汰汰黏糊糊的，也给你留着，舍不得放嘴里一块。

老人说，过些日子，周保中找我谈话，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家里都有什么人，有没有对象。又说老柴有老婆孩子，他跟你说过没有，我说说过。老柴原来的媳妇是个小脚，不能跟随部队行动，挺贤惠个人，几年前去苏联学习了。那时夫妻离开几年后，好像就可以再结婚。周保中说老柴这人挺好的，组织上同意你们建立夫妻关系，但是不会强迫，你好好考虑考虑。第一次谈话，把我吓了一跳，犯了什么错误，值得总指挥亲自谈话呀？第二次再找，没见面就知道什么事了。

老人说，老柴又找我谈话，我说我是个野丫头，没文化，不会说场面话。他说来人我给你介绍这是谁，你伸手握下手就行。我说男女握手，那不叫人笑话呀？他说这是革命队伍的规矩，就教我握手、敬礼。我们是在喀上喀密营举行的婚礼。结婚后，我说他们怎么说我是你的“二人”呀？他哈哈大笑，说不是“二人”，是“爱人”，心爱的人，教我写“爱”字。

师长、团长到军部开会，见到军长就说哪个是嫂子呀？柴世荣摸着胡子，乐呵呵地道：哪个最丑就是。

柴世荣有个干儿子，是在救国军时认的，在团里当连长。见到胡真一就叫“干妈”，把胡真一臊得呀。

老人说，我们这些女兵，活下来的后来大都结婚了，大都是在苏联野营时结婚的。中国人嫁给朝鲜人的，朝鲜人嫁给中国人的，那是战斗中结下的情谊。王玉环嫁给崔庸健，郭铁坚牺牲后，李淑珍嫁给金京石，都是中国媳妇，都生的“双棒”（双胞胎）。大家开玩笑，说可不能嫁给朝鲜人呀，一下生俩，谁受得了呀？

李敏和陈雷是自由恋爱。

陈雷，原名姜士元，1917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1930年考入桦川中学，曾任佳木斯市委书记，1938年上队任6军组织科长，之后为3军3师政治部主任、联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1支队政委。

从6军到3军，陈雷经常给官兵讲课。古今中外，女兵都是军中一道风景，自然都是瞩目人物，当然也就认识，两人却从未说过话，连一声招呼都未打过，没有任何别的感觉。

剧变是瞬间的。那是1940年3月，抗联在苏联北野营训练，射击、投弹、刺杀、滑雪、班排进攻。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的汗水洒在了异国的冰天雪地。有一天的一个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突然碰到一起，倏地一种异样的感觉迸出火花，就注定了他们将携手一生。

之后，也就是见面打招呼了，有机会两人唠上几句，也都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的话题。有人对此好像有种特殊的敏感，很快发觉了其中的“问题”，就向领导报告了，北野营就满营风雨了。有人还在墙报上贴出小字报，说他们是到“阶级祖国”谈恋爱、搞腐化来了。

压力几乎都是冲着李敏来的，起码首先是冲着她来的。因为陈雷跟着赵尚志犯了“错误”，此前已被开除党籍，起码挽救难度是比较大的。

李敏老人说，我这人那时一直挺顺。革命家庭，十二岁参军，后方前方都不落后，政治上好像肚脐眼都没疤。可这回不行了，领导一个个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不能跟陈雷谈恋爱。说我各方面都好，组织上要好好培养你，回国后担任重要工作，眼下这一关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说陈雷出身不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跟赵尚志划不清界限。后来又说像他这种职务，不够结婚条件。我说我们是恋爱，也没结婚哪？后来党委会上又谈，撤了我妇女排党小组长的职务。

老人说，那时我有两个问题想不开。一是赵尚志打鬼子那么厉害，敌人都怕他，为什么要把他开除党籍呀？二就是谈恋爱这事。我们这代人和我们上一辈的人，有的就是为逃脱封建婚姻，投身革命的。我们党主张自由恋爱，我和陈雷既没影响革命、抗战，也没妨碍谁的利益，怎么就不行呢？

当时，不少战友为他们捎话传纸条，苏军官兵更是公开支持。不知苏军在这方面有何规定，但在这些苏联人的眼里，青年男女谈恋爱是自然的、正常的，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东西。

之后，包括陈雷和李敏在内，野营中的婚礼就多起来了。十来年过去了，连李敏这样的小丫头都变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更不用说那些二十来岁就参军的了，况且又有这么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前面写过的1军的杨效康，还娶了个苏联媳妇。

1941年秋，杨效康和王传圣，还有个2军的迟秉学（后来为朝鲜人民军少将），过界后被送到集体农庄劳动。一天，农庄主席说小杨呀，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呀？杨效康以为是开玩笑，就说行啊，是谁呀？主席说出名字，杨效康认识，是塔见特医院的护士，金发碧眼，年轻漂亮，还有文化。杨效康知道不是开玩笑了，可还觉得像开玩笑。王传圣和迟秉学说，人家姑娘可能早就看上你了。第二天傍晚，农庄主席把姑娘领来了，说你们自己谈吧，两个人就坐在白桦林边谈上了。

“浪漫行为”——腐化行为

周保中1937年11月2日日记中写道：

由9军军部调遣临时参加五军工作之孟兆庆，视其青年有为，工作中加以督促和教育，乃孟兆庆不习于好，第一次受王师长光宇之派遣，以百元钱入土龙山胡伦浪用，谎言归报，曾加以申儆，并督勉之，于下江工作中带二百两烟土入富锦、集贤镇购买迫切需要之弹药。该孟兆庆竟敢花酒自娱，将二百两烟土浪费尽净，回报损失。嗣经王师长此次西行调查明白，以款巨数，嫖吃殆尽，不但使军需受损失，而失去对民众捐纳之信仰，若不严惩纪律坏矣。乃召集兵士代表会议判决执行处死。青年因属可惜，然不堪教育无长进，犯罪致死，亦有应得。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原文如此——笔者）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妇女申莲云因乱婚过甚，经全体会议通过处死刑。

周保中同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本部副官张永和原属第三军随赵尚志同志，此次转调第二路军本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夜，张永和利用机会拟向本部妇女工作者李英淑乘睡后，（高丽同志）施无礼。李于觉醒时呵斥之。张犹无赖。李大责斥。时余闻声，悉其事。立传张至，解除武装。此种卑污行为破坏纪律，为从来所未有，决严处治之。乃召请尚志同志及部中干部诸同志，讨论结果。均认为张永和系罪犯行为不可容恕，决处以死刑。随即绑赴刑场，执行枪毙。翌晨向部队全体宣布。

下面为1939年10月10日《革命军事临时审判庭审判书》中的《判决书》之“五”：

李凤仙，她东满党领导下参加儿童团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转到中共党成为党员，党的年龄很深，经过多年的斗争。可是她思想上的表现最落后，在工作上并没有任何进步，而为乱爱犯过好多次的错误（在东满的时［候］）。最近她为爱情而牺牲革命，同时和最坏的刘永财结婚，又复提出离婚，对党不忠实，破坏纪律，完全（是）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处以死刑。

曹曙焰老人说，姜信泰和姜信一是亲哥俩，都是5军3师的团政委。有个女兵李生金，中等个，清秀、漂亮，爱唱爱笑挺活泼，党员。她的丈夫西征了，好像是牺牲了，我说不大准，反正是和姜信一好上了，形同夫妻。上级批评他们，两个人就跑了。这是1939年初的事。秋天，姜信泰带我们到桦川县南边筹粮，听说他们在那儿，仍然打着5军8团的旗号抗日，还发展了几个人。姜信泰指挥，把他们包围了，一喊话，就打不起来了。姜信泰说你为什么脱离队伍，姜信一说我和她离不开了，知道影响不好，就离开了。姜信泰说男女关系是小事，开小差、逃亡是大事。姜信一说，我们没投敌，也没当胡子，还打日本子。我和连长王庆云的意见，是把他们带回军部处理。姜信泰说咱们到这筹粮，不能耽误工作，再说路上跑了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结果，把两个人绑树上勒死了，那几个人跟我们走了。

1937年，无月有日还有地点（“五日写于晚十一点三道通”），《宋一夫关于五军内部情况致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经济支出，现在我看来真是如流水般向外淌，已不像我从前困难的五军了，骤变成资产者。如走狗军来一兵，招待费也要超过十几元，走后还要拿个三二十的钱，我们虽然说讲联合不能使他无政治部分认识，只以金钱引诱，他们拿花言巧语来欺骗我们，为（未）免太糟了。

如此种种甚多，不用多说，特别是我干部同志的生活真是不亚于高官富贾一类，鱼盒子、果子点心类——一师同志更甚——舛不多每日皆用。

这种情况，各军或多或少都存在。

同年12月1日，《赵尚志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在回顾了从珠河游击队开始的光荣历程，取得的成就后，写道：

正因为在整个革命形势的开展，不断的胜利中数量的增大，同时也因队伍各地分散活动及忠实英勇的中心干部先后伤亡，结果使队伍内发生许多不良的现象。首先是诸负责干部同志逐渐放弃以往过去对工作的紧张性，不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革命工作上，对各部活动方策上的指导缺乏，对队内的政治军事教育的放松，对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工作的放弃，近几年来军长个人生活上的浪漫，历次的不正当的错误的浪漫行为等等的恶劣现象的影响，不严格检查干部的工作及行为，特别是允许和纵容了各级同志犯着各种错误，放弃政治军事工作，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如张寿篯、张连科之在巴木，关化新、王玉生之在二三师，孟广才、康山、王德富之在六师，（未）站在革命需要上来公正分配，而表现了任意取用，如许多干部同志在每次军事胜利行动中所得来的胜利品，首先滥行取用，服装用品的讲求漂亮（如二师的远征北黑，首先由景永安及蔡近葵同志挑选一切美好衣服及用物为自己享用，魏宝林等人浪漫行为；三师的远征梧桐河，由上级领导者首先取用，雷炎、张建邦等的浪漫行为。西方各师在数次胜利中，如李熙山、王德富、康山、李泰、李靖宇、雷炎、吴新才的任意取用重要物品及支配等等）。

借故支用公款，如孟克曼、赵一曼、马宏力等同志假借养伤养病的关系，每人支出均在五六百元以上的疗养费（普通的指战员最多没有超过五六十元的），侯启刚同志假借治病为由，支出竟达数百元以上的医药费，生活脱离群众，如张寿篯、关化新、侯启刚、周庶范等同志历次不正当的浪漫行为，如张寿篯、关化新、周庶范等同志认干亲事实上丧失本军威信，甚至对公款的不加撙节，如雷炎、李靖宇、景永安、王德富、吴新才、于保合诸同志的滥支公款，并且有的假公济私及自私自利的现象，如蔡近葵同志的偏私分配公物，如康山、雷炎、景永安、蔡近葵对队内军事纪律的执行，表现着打骂，特别是有的干部甚至腐化到私自吸食鸦片、酗酒等程度，如刘海涛、李广、□□□（原文3字不清）、高品一、魏连山、毕锡笏等。特别有许多人有打骂群众的现象，而张连科则更加堕落，如在巴木等地舞弊多端，假公济私，滥行支配，私用公款，奸宿民家等等，老敏的奸杀妇女行为，被服厂诸女同志的不正当浪漫行为，并因为争对象的冲突互相用许多危害革命的战争行为，不顾运输与采买之艰难而大兴土木及缴纳毛毯等奢侈的现象。

同一天，还有《抗联三军党委会为纠正腐化现象、实现共产党员在三军中光荣模范的决议》，主要内容与前者几近一模一样。

关于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除前已叙述，还有一条，就是腐化。比如辽宁民众自卫军，其主体存在不过半年左右，可以往官吏那些腐败糜烂的东西，好像是不用学而自来会的。总司令唐聚五、参谋长张毅，贪图享乐，沉迷女色，结果自然是军心士气受到打击。赵尚志所言“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即在于此。

五个月前召开的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反对党内腐化，扩大和巩固党，保障党纯洁，防备敌人奸细混入组织，彻底改善三军党政工作，求得三军质量数量上新的转变，使要成为北满各抗日军中模范军”。具体动作，是调整各师政治干部，同时加强各级党的建设，像执法处、后方办事处和学校、医院、被服厂、军械所等非战斗单位，也都建立起党支部，严密党的组织生活。至于“浪漫”的人和事，不管是谁，批评教育决不含糊。

有老人说，在一次讲话中，把师团级干部几乎点名批评个遍，这在当年也是少见的。

“赵尚志毙他舅——公事公办”，一句歇后语道出个故事。说的是1934年春，被珠河游击队改编的“丑殿五队”，从游击队中叛出，重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个李某，是赵尚志的亲戚，论辈分还是赵尚志的舅舅。此人好吃懒做抽大烟，受不了游击队的纪律约束，也跟着惯匪丑殿五跑了，并为其出谋划策。赵尚志率队将这支叛队包围、缴械，然后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将丑殿五枪毙，轮到李某时就没人吭声了。赵尚志问了两遍这个人怎么办，才有人说他是初犯，打几棍子就行了。赵尚志瞪了这个队员一眼。有个队员说他犯了军法，也该枪毙。赵尚志大声道：这个弟兄说得对，就这么办。

“荒原水畔战马鸣”——在向自身的疾患开战时，这支队伍的突击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1937年6月25日，《周保中同志给王克仁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李华堂同志个人生活在未提出参加党以前，他有不合条件、乱婚之爱。你不等这问题解决以前，你向他宣布同意介绍入党，这事差不多使我们感受相当困难，可是经过寿篯和我的解释和要求，李军长表明愿在共产党的原则下去自己解决这问题。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68本书的人，对于本书写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自然心中有数。而对于“乱婚”、“乱爱”，非夫妻而“发生极热情的肉体爱”的人，同样也会了然于心，有的还是很有名的人物。有老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几个人，说他们在这方面不检点。有老人说×××（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下同——笔者）是老毛病了，被他看上的女的没个跑。有老人说，有的坚决不干，说军事命令、政治命令俺服从，这种命令不服从。有人说这就是政治命令，威胁人家，要把她送回家去。不是送回家去做地方工作，而是开除了，不要了——这不就是给敌人送去了吗？

在某红地盘，有老人说×××来了就住老×家，后来把×大姑娘带走了，再没回来。有的还说老子冰天雪地打日本子，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得给俺做做贡献。

有老人说，×××被派到苏联学习后分配工作，说什么也不回原部队，因为那儿有许多人追她，她谁也不爱，谁也得罪不起。分到另一支部队还是这样。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结果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了。这是个女英雄啊！

有老人说出时间、地点，谁让他们把个女的绑在树上，用树条子抽她，说她扰乱军心，问她还敢不敢“乱爱”了。那时年纪小，不大懂，心里也不大是滋味儿，这事能都怪她吗？

“浪漫行为”——违纪行为

关于“浪漫”一词，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二是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而在本书叙述的那个年代，第二种解释则几乎囊括了所有负面的东西，批评人时经常把“浪漫”挂在嘴上。像“这个同志很浪漫，临走时跑到烟馆里去抽大烟和一个韩国人大闹，结果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

从游击队到抗日联军，自始至终抓得非常紧的，是“不抢不夺”的群众纪律。

赵明山老人说，俺参军不久，在老乡家睡觉，房东大婶给俺个枕头。早晨醒来，班长说你犯纪律了。用纸糊个高帽子，上面写上几团几连几排几班几号战士，领着俺在堡子里转了一圈，边走边说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俺也没抢没夺呀？那也不行。那时叫你睡地上，你就不能上炕，没叫你枕枕头，你枕了，就是犯纪律。

1935年1月，1军攻打碱厂镇，战后行军，一个小战士总掉队，问怎么了，说脚疼。负伤了？没有。那是怎么了，脱鞋看看吧。不让。这就蹊跷了，更得看看了。原来脚趾上套着个金戒指，把两边脚趾都磨烂了。戒指怎么戴到脚上了？是打进镇子后，从一个老太太手上撸的。开会后处死。战场上发现抢劫者，各军几乎都是当即执行战场纪律。

1937年6月，后来改编为11军的独立师攻打富锦县洪家店，有个士兵从老百姓家抢个包袱出来，正被祁致中看见，一枪打死在门口。

赵文喜曾因鞋小，跟老乡换双合脚的，被撤销大队长职务。

1942年春，3路军6支队机枪手陈才，一双鞋破烂得只能用绳子捆绑在脚上。路过个屯子，农民在田里插秧，鞋放在田埂上，陈才就拿了一双。政委发现了，当即将他处死。

另一个抓得非常紧的，是哨兵职责、纪律。

警卫队队员曲日文（原属四军教导团）平日不断过犯，尤以每值步哨勤务，不问情况如何，屡屡在警戒勤务睡觉，虽经多次严责不改，今晨又在步哨勤务睡觉，处死刑，执行枪毙，就地埋葬。

吕司务长本厚不堪造就，放弃警戒职责已处死刑。

一双鞋，一条命，哨位上睡个觉也没命了，“乱婚”也要处死，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935年（无月日），《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婚姻简则》中规定，未婚男女自由恋爱，“须于订婚、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须向所属部队上级长官或相当上级机关申告”，“认为与游击队内、队外的军事的政治的利益没有重大妨碍时，应予批准”。“男女双方应保持夫妻的正常关系”，不得与他人“有私通、恋爱之乱婚行为”。“凡违反上条规定者按其情节事实的大小，应受军事纪律处分。处分法：由严重警告、强制隔离、开除出队、以至死刑”。

1938年（无月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关于〈步哨日常守规〉和〈特别守规〉的规定》中，第13条为：“在步哨线上绝对禁止睡眠（违者重罚以至死刑）。”

从奖惩、组织、纪律、士兵优待条例，到婚姻简则、步哨守规等等，都是各军、路军制定的。即便如上述婚姻简则前冠以“东北抗日联军”字样，也只能属于某一地区的联军。因为在过界成立抗联教导旅之前，东北抗联并未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条例、规则也就不能没有差异。比如3军、3路军，包括政军干校，其步哨规定多则20余条，少则10余条，笔者所见最严重的处分为开除。

游击队成立之初，晚上宿营，有的不知道派出哨兵警戒。马不吃夜草不肥，庄稼人知道何时该起夜给牲口添草料，把它们伺候得周到妥帖。但是，让他当哨兵去站岗，即便是猎人出身的神枪手的队员，也难得懂得在哨位上如何才能便于隐蔽自己，并发现敌人。半夜三更，睡眼蒙眬爬起来，摸出烟袋抽袋烟，提提神吧。更大的可能，是抱着枪在那儿睡着了。

那时令各级领导头痛不已的，是被称之为“跑排”的走火。那时枪少，是个稀罕物，都爱摆弄，摆弄摆弄枪就响了。一个人站岗，这回得机会了，鼓捣鼓捣枪响了。至于打伏击，第一次参加战斗，紧张，老远看到敌人来了，不知不觉就把枪弄响了。

怎么惩戒呀？赵明山枕了老乡个枕头，被戴高帽游街，显然是跟关内苏区学的。犯了纪律、错误，更多的是打军棍，再就是罚站，有的还举支枪，这就是旧军队传下来的了。传下来的也不一定见过，打法就不一样，有的脱裤子打，有的不脱裤子。有人学文化不认真，也被打军棍，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好不好好学了。

站岗走火，虚惊一场没什么。若是敌人来偷袭了，哨兵睡着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实际上，从游击队到抗联，这种苦头各军都没少吃。各军、路军的条例、规则，就是在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建立、并细密起来的。而随着斗争环境愈来愈残酷，比之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那些难以下笔的惩戒行为，上述这些已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