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汤联席会议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接到吉东特委转来的王明、康生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称“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吉特信”）、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中代信”）。

随“吉特信”转来的，还有一封使县委和3军领导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们说满省内部有奸细，叫我们立即与满省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告三、六、一军各地组织也完全与满省断绝关系。2.全东北党组织将变更为吉东、南满、东满、珠河四个省委，旧满省已无存在之必要。3.并说旧满省主要负责人自红五月发出临时通知独立工作后就离开满省，现在留在满省的负责者，只是维持各地关系，不负有解决任何政治组织问题的责任和权利。4.并说这是旧满省负责人由国际来的指命。5.并说你们（指珠县委）和我们（吉特）发生关系，就是将来恢复上级组织关系的办法。6.前给你们王康指示信并通知你们王康之为谁，当时还有个小纸条，被交通失掉没转到你方，小纸条上写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给满洲省委”。7.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运连连的第一个环子，好像是杨光华上海中央局的来历。此后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列举许多）难以具细，突然间与吉东特委被破坏这个环子衔接起来，就阴差阳错一步步都赶到点儿上了。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性，又派人去哈尔滨满洲省委，见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小骆说可能吉东有奸细，要中心县委和3军注意审查。

这么一来，赵尚志等就更加一头雾水，满脑子“？”、“！”了。

前面说了，南满北满都曾有奸细混入队伍内部，杨靖宇、赵尚志都曾险遭杀害。东满反“民生团”的悲剧，神经过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鬼子在这方面从来都没闲着。或派人潜入党和抗联内部，或利用各种关系、手段策动反叛，日本的谍报机关是颇有一套的。东北党的弱小，特别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则使敌人有机可乘，也给当时和今天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而这一刻萦绕在赵尚志等人的脑海中的，则是省委有内奸，为什么不按照组织程序快刀斩乱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说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领导去苏联快一年了，也没觉出什么异样，吉东却是真的出了问题。怎么还冒出个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说组织原则上站不住脚，倘是内奸从中作祟，操控、垄断一切，那不是太危险了吗？吉特发来、转来的信件，手续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军4师从密山县委接得的。

还有，韩光去吉东，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来的，也巧了，正赶上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两位团委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可珠河这边不知道呀。这人怎么来封信就没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呀？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是误会、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补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总策略和具体方针。

“王康信”是在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游击运动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把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甚至把搞上层统一战线看成“上层勾结”，要以我们的队伍为中心，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北满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北坡3军被服厂召开。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水江，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夏云杰，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师长李熙山、6军秘书长黄吟秋。

在朱新阳写于同年（无月日）的《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草案之说明》中说：

老冯说，王康指示信是对的，和中央与吉东的信不同，中央和吉东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赵说，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确的，比中央和吉东单纯退守政策强得多，因为他（王康信）提到了斗争，也主斗争，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如关于保甲大屯问题。

我说，王康那时接到的报告材料，满洲还没有归大屯。

老赵说，那时已竟开始了，决定一个策略，不是根据环境来的吗？你看信中所讲的，那时东北的环境如何？他指点着信中所言的保甲制问题与无数农村被毁灭，千百万民众被屠杀的问题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引不起农民暴动呢？可见那时的情形已是这样，不过没有现在明显巴了。一个策略的决定，要指着竟看现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马后课（他还说很多，我记不清了）。

老冯这时不出声了。

我说，我们对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于新路线的了解问题与运用问题。这封信根本是正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假设要站在右倾的观点曲解这封信，那可就糟了。

历时3天的联席会议，主要议程为对目前东北形势的分析、关于党的新策略的运用、关于组织问题、工作报告和检查、新的工作布置计划等。赵尚志等人作了报告，大家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做出《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目前，我党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策略的正确，使反日运动开展了新的局面。可是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成绩，这是因为（对）新路线本质的理解与实际灵活运用上，从我党上级到下级都负极严重的错误，使新兴的反日运动不断的受到挫折。

在满洲复杂的环境中，吾党组织紊乱情形下，东北反日运动正处在紧迫的关头。奸凶的日本帝国主义惯会利用反动派别、奸细组织，混淆吾党之正确路线。目前已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线与许多极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运动受到无限损害，几乎走向自行消灭之危机。可能奸细存在，我们对组织问题，除采用特别办法正当解决外，对于新路线的运用问题，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们在九月十八日“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席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精神下，热烈的讨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从新研究了王康、吉特及中央驻东北代表的指示信，并根据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血的经验与教训，及最近工作之检查，发现了右倾路线的严重危机，一致提出坚决反对，号召全党同志开展这一斗争。

吾党新策略全民统一战线的运用，必须是站在进攻的立场上，积极的意义上，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

为胜利的冲破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关于如何对待“集团部落”、伪军和日伪在农村的统治，决议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议根据冯仲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

满洲省委既已取销，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同时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精神立场向中央提出严重批评。（一）在战争革命环境中各级党部独立工作是万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环境之下不应如此长期放弃领导。（二）如果吉东“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正式的话，不应如此忽视组织的关系。（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开过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来，这些对于党责任观点上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建议中央要彻底检查这一组织上关于混乱严重现象和错误责任，肃清吉特内部其他之派别以及奸细出党，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

二十四年后，冯仲云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主要是我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我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我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省执委扩大会

联席会议决定的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具体是“三军主要负责突破西荒大界，即龙江广垣嫩江平野。六军开辟萝北、绥宾、太平沟一带工作，以便将小兴安岭周围全部开辟成游击区，并占领大兴安岭以之为根据”。

会后不久，赵尚志即率军远征了。

就在西征部队顶风冒雪，一路不断与敌激战，牵制、调动大量日伪兵力，减轻下江联军压力的同时，猬集下江的联军开始纠纷，吉东与北满之间的党内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联军会议结束后，北满临时省委派人将会议文件送给周保中和5军党委，“我们觉得这些文件对于全满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你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

12月28日，《周保中给李福林的信》中说，看了会议决议案，认为“问题是极严重”，“目前必须先和你接见会谈一切。赵军长同志若不能南来，张寿篯或冯同志务必南来先和我会见，是最紧要迫切”。

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怎么回事，周保中当然明了了，北满临时省委一概予以否认，问题当然就严重了。而且，吉东、北满长期各自为战，领导人难得见面，难免也有误会。还有，中央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后，组建了哈尔滨特委，珠河中心县委与哈尔滨特委取得了联系，而吉东对此一无所知。像北满不明白吉东哪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样，怎么又冒出个“哈特”呀？吉东方面也是疑窦顿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给冯同志并转赵尚志的信》中说：

一切严重趋势的基因，在于北满党和三军对中央路线的分歧和怀疑，时间延长一天，影响与目前更紧张斗争形势的游击运动的潜伏危险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们终于相信北满党和三军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共中央总路线的英勇执行者，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支柱。所谓路线分歧，实际上不过工作中的执行方式的某些差别，并且有许多所谓的路线分歧问题，实出于误会与联系交通的隔绝所发生，但是若再延长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线分歧的危险。

25日，《“诵”（于化南，吉东特委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联络员——笔者）给冯同志、赵军长的信》中说：

我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篯、冯仲云与周保中也相隔几百里。周保中与于化南北上去见赵尚志、冯仲云，也因同样的原因，吉东那边一摊子事也不能耽搁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紧要迫切”的会见也就难以实现。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省委执委、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代表杨××，省委执委、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魏长魁、李熙山、张寿篯、张兰生、黄吟秋、白水江、吴玉光。没有间隔的厨房，外面的院子里、小河旁，厂长裴成春带领李在德、李敏等人淘米洗菜，全力以赴为会议服务，小心翼翼不要弄出声响。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篯后来发言，说“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我们不能执行，如果是党中央提出的，我们考虑执行。我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康指示信。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篯的意见。

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篯为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误的，正中敌人下怀。

有老人说，赵尚志平时手里总爱拿根小棍，一根两尺来长的水曲柳棍子。别人发言，他坐在座位上听，他讲话时坐着的工夫就不多了。讲着讲着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边走边讲，讲到激动处，小棍在手里拍打着、挥舞着，一只眼里迸射着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劝群众归大屯对抗联意味着什么，他着急上火呀。

有老人说：赵尚志那嘴茬子厉害呀，几个人绑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问题在于他说得对不对？

“吉特信”和“中代信”，无论在宏观上有多少正确性、指导性，劝群众归大屯都是块致命的硬伤。

省执委扩大会上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团：中央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对于“王康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赵尚志就持不同意见，这“抗日反满不并提”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军党委会通告》转发的《中央新政治路线》中说：

在“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长官、士兵等也不满日寇之殖民地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某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

关于伪满人员，主要是伪军同情、帮助游击队、抗联的事例，前面已经写过不少了。连被伪军称做“‘满洲国’的‘皇军’”的靖安军，即“红袖头”，深得日寇信赖自不必说，七七事变后曾打算派进关内作战，结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想派去菲律宾作战，楠木屉隆中将又被刺。而自靖安军成立之日起，刺杀顶头上司的日本军官，以及哗变、反正，也时有发生。

1935年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安图县，有个绥芬大甸子街，居民1万多人。东满特委在这里有个区工委，5个支部，党员117人，反日会已成当地公开的政权机关，与伪政权共存。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对他不利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们是中国人，再一个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把坏事做绝。宝清县三人班伪自卫团文书戴焕章，是3军4师32团副官，为抗联收集情报，购买东西，32团团长李明顺也常来常往，伪团总王贞什么都知道，还挺帮忙。可像张传福那样让他反正，参加抗联，想都别想。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种人物，这种心态，在与抗联订立协议的各色敌伪武装中，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

许多老人说，天气暖和了，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来了，伪军、伪自卫团对你也格外客气了。树叶落了，老天爷变脸了，秋冬季“讨伐”要开始了，许多人也变脸了。有什么事找到他们，就推三阻四起来。待到1938年后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包括一些所谓“外白内红”的甲长也日趋反动，见到抗联别说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中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点中国人的良心。可是，要他们在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最终会选择自己。不然，抗联与伪军进行了那么多的战斗，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战斗，以及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难以解释了。

“抗日反满不并提”，是从关内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演绎过来的。蒋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满洲国”是个什么东西？是日寇一手制造出来的怪胎，溥仪是大汉奸，“满”军被老百姓称做“汉奸队”、“走狗军”。如此演绎，岂不是牛唇对上了马嘴？

“中代信”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这话应改作“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当做同样的敌人看待”。因为他们确有区别，不大一样，并不像当时的一幅宣传画画的，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拥抱在一起，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曾被人视为没有阶级性，是向前迈了一步。而从伪军与日军确有不同，到“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满不并提”，迈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赵尚志不能不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痛加驳斥——它对于抗联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像劝群众归大屯那样大，却也是个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呀。

赵尚志激烈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大事变”。

我们是处在紧迫关头，残酷的斗争着，工作着，积蓄保存进步和发展着，促进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胜利条件，而绝不是和平等待，消极退守，以为大的事变来，东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变不来，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错误观念，而产生目前最危险的右倾路线或曲解国际路线，认为目前是准备大事变的时期，不是领导紧迫斗争的时期。

以上是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后，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等人批驳“等待大事变”，以及“抗日反满不并提”和劝群众归大屯的言论，比这更精练、更深刻，因为都是写给某人、某单位的信件，就不引录了。

“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向反对消极避战，“老熊蹲仓”，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变”？

问题是“王康信”中说的，是“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线，使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后者则向全国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据说，毛泽东也赞扬了《八一宣言》。

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扩大会决议案中，认为“王康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这是苛求了。这样的文件即便不是没有的，也是极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连《八一宣言》也有缺点、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显地拖着个“北方会议”的尾巴。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至于因为王明、康生后来变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种人，就认为他们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更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

但是，造成北满和吉东党的误会、分歧，并引发长达四年之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争，这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的。

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篯等人的党性，倘若满洲省委还在，做出决定说句话，他们能不听吗？大敌当前，会耗费那么大的精力，没完没了地争论几年吗？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 第8章 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他是个实实在在带兵打仗的军长。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点联总的情况，可枪炮声中顾得上吗？再说也鞭长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归来，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更不用说还跟因撤销满洲省委而引发的种种误会、分歧，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是不一定有后来一些人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那种含义。问题在于南满的这个联合体没有多大声响就消失了，北满的则由“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直存在着，“东北”两个字就逐渐变得敏感而微妙起来。

1936年1月20日，在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5军军部，2军、5军召开两军党委特别会议，重要议题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计划联合1军夺取安图，将其作为东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定》（草案），指出建立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是东北抗日武装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中，谈到“过去的血的经验教训”，“谁也不能否认到党和军队的不统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还在去年的秋天，敌人正在疯狂的布置他那所谓的“第五年度大讨伐”，在北满以宝、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进攻，尤其是封锁和进攻“北山里”和“到蒙古山去”，那时我们曾经决定了极重要的军事计划，只可惜某几部队未能执行，虽然这样三军却不能不自己单独出动，分遣进行分头的突击。

这是1937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篯给谢文东的信》中的文字。

许多老人说，建立统一的抗联总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摆着的。敌人是统一的，它可以统一调动、指挥各地日伪军，我们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说敌人在南满“讨伐”了，北满、吉东、东满不可能派兵驰援，抗联没有这一说。别说这种大的游击区，就是一个军散在各地，战斗中也难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儿赶上了。但是，如果这时各军可以统一行动，在各地拔据点、打部落、毁铁路、炸桥梁，闹它个沸反盈天，不能调动南满的敌人，也让它“劁猪割耳朵——两头难受”，这不就是呼应、配合了吗？再比如下江各军征收给养、捐税，如果有个统一的领导机关，能弄出那么多纠纷、冲突吗？

成立个统一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谁当这个总司令？

1934年1月2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杨靖宇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7年末，中共中央做出召开七大决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共25人组成，排在第24位的是杨靖宇。这在东北党和抗联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省委，对杨靖宇的印象也非常好。1936年3月8日，《中共吉东特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也说“东北总司令部按活动历史及军队实力可以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周保中，吴义成为副司令，或按实际情况重新决定之”。从这些情况看，杨靖宇无疑是东北抗联总司令的最佳人选，可他远在南满，这总司令怎么“总”啊？

1937年（无月日），《中共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中，引用“诵”、即吉东省委常委于化南的话说：“尚志同志是一个有威信和三军所在地是比较中心的地带。因此经过我们的组织来宣布尚志同志为东北联总司令，并且要在各方面来拥护联总司令。”这只是一方面的意见。赵尚志从来就是个争议人物，特别是在珠汤联席会议之后。始终如一没有异议的，倒是日本关东军：“第三军在军长赵尚志之独裁路线下，与第六军紧密配合，统治北满汤原、依兰地区，在抗联各军中开展了最为辉煌之活动。”

“南杨北赵”都不行，还有吉东周。以周保中的水平、能力，还有吉东得天独厚的适中的地理位置，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是不行。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一篇显然出自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密报告”，说周保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参加过托派，开始没有承认，后来走时才承认。”“根据地方党组织和队伍上考察，在六年工作中，未发现他有托派活动的事实。虽然如此，并不能令人放心，要派很强的对党绝对忠实的同志去队伍上去，在政治上领导和监督之”。

那还有谁呢？

1937年1月，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做统战工作的李延禄，在上海公开发表《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拥护李杜将军北上抗日》的声明，拥戴李杜出任东北抗联总司令。此后上海的东北义勇军联合办事处，一度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部。

这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五十七岁的李杜，能到东北来当这个总司令吗？不能来，在东北选一位主持工作的副总司令，是不是还得从上述三个人中产生？如果选几位副总司令，是不是就跟没这码事一码事了？

1936年3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汤原县委和游击队及尚志、延禄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当时就不同意由你们几部分军队立即成立抗联军总司令部，更不同意以你们各军的代表及军事领袖即组织全东北的政权。可是不知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信，还是在我们信去时，你们已经将总司（令）部与政府成立了？

总司令部，应该是以我六个军及游击队来为骨干的，团结与号召全东北一切反日武装——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记旧仇宿怨、不论组织形式——只要反日的都联合在这一总司令部下，统一行动对日作战。因此，首先我各军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即在各军活动范围内立即实行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筹备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以建立抗联总司令部，这样团结多数真正反日部队的总司令部，才能起得全东北反日战争军事上政治上总的领导作用。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弄起来了！我们的三、四、六、汤各军均已知道了！下江的群众也知道了！如果取消之，也是不适当的。因此现在我们的意见：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应作为临时的，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总司令部”，尚志同志为临时总司令。这一临时总司令部，应该成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特别是各军活动的范围内，根据王、康信内指示的具体策略，正确执行我党的新策略，在联合一切反日部队上，准备召开全东北反日军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总司令部。现在既已建立了起来，就应该以之来起以上重大的作用。

抗联总司令部的建立，一是由李杜或王德林任总司令，这一种看似容易些。二是如满洲省委所说，在各军活动区域内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然后召开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这是最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两种想法都行不通。杨靖宇到南满后，与赵尚志、周保中再未能见面，这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如何召开？敌人太强大了，它分割你，孤立你，南北满根据地、游击区天各一方。就算偶尔见一面，部队难以协同、配合，又有何用？

方方面面的客观因素，使历史的进程直到这一刻，东北抗联依然来不及产生自己的领袖。那么，就只能像赵尚志这种自下而上地干起来，虽然最终也难以把全东北的反日军都“总”进来，但在北满、吉东应该是可行的。

游击队也好，义勇军、山林队也罢，从1军到11军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有这个人物，队伍就在一方天地中滚雪球般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北满、吉东各军已经“滚”到一起了，成立个联军司令部，是不是就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了？

赵尚志是否曾经这样想过：跟义勇军、山林队都能联合，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自家人，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北满和吉东两大游击区能够“总”起来，赵尚志任总司令，周保中为总政委，或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挥军作战，西征南进，周保中坐镇总部，协调各军关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1936年7月组建1路军和南满省委时，就将各军及师划分活动区域，2军5师仍在东满绥宁地区活动，意欲保持与吉东、北满的联系，使东北的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整体。吉东、北满也有同样的计划、安排，英雄所见，不谋而合。

可连满洲省委都没了，还想把抗联“总”起来，岂不是明摆着的没门儿的事吗？

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误会和分歧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是个战士，后来当个基层干部，那也能觉出没个总司令部不行。象征收捐税引起的纠纷，有的躲在山里等待大事变，咱们管不了，也管不着人家，可总得有个管他们的地方呀？再说了，集中权力，统一指挥，这是执行战术的前提条件呀？那时是职务越高，实力越强，打的仗越多，在这方面感受越深，非得有个总司令部不可。

赵尚志激烈地反对劝群众归大屯，因为这“集团部落”是非破坏不可的。不然，3军再能突击，“隙缝”、“闲空”也将越来越小，早晚没路可走。可3军再强大，能包打天下吗？那是需要联军总动员、齐动手的呀！

最让赵尚志着急上火的，应该是联军猬集下江了。如果说对于“集团部落”致命的危害性，这时尚有人看不大清楚的话，那么联军猬集下江的危险性，稍有点儿游击战经验的人都能明了的。赵尚志当然也明白他这位联总司令的缺陷和局限性，就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出《为反对秋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大声疾呼，说明为什么必须远征、突击的理由。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你走了，腾出了地方，又牵制、调动了敌人，不正好便利我在下江干我想干的事吗？

赵尚志想当这个总司令，而且认为自己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并为此努力了。这在当年和今天，好像都是个挺羞口的事情，其实用不着。因为这不是赵尚志的性格，他不是要当官，而是为抗战，为了更好地抗战。

问题是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热诚的欢迎保中同志前来能与尚志同志或许还有云杰同志以及其他抗日救国重要负责同志会见，以便改组现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能够包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独立师各军，包括全东北区域，使之成真正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没了大省委，也只有小省委和各军之间协商解决了。杨靖宇和其他军长不来，当然不能解决全东北的问题，可北满与吉东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沟通、融合，无疑是向前迈出的至关紧要的一步。而且，周保中也迫切希望与北满同志会谈一切，即与“诵”动身北上，最终还是未能谋面——前面写了。

1937年7月16日，《赵尚志、张寿篯给李华堂信》中，批评李华堂对联总工作袖手旁观，“希望华堂同志用你长期军旅的丰富经验，独立处理一切问题。‘总部’最近就通令江南部队，在军事上听副总司令的指挥，首先是三军部队坚决服从”。这可视为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拯救联总的系列之一，只是“奸老奤”什么不看在眼里？联总处境尚好时，这位副总司令尚且旁观，这工夫能肯当这个出头椽子吗？又有多少权威？

在同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剖白：

华堂同志，你能清楚明白东北抗联各军并非谁的私业，三军几年对各部各军之提携帮助并非完全为三军，同时也不是谁领导之下队伍多，谁就算工作大有成绩，谁能领导反日战争英勇杀敌突击各方，谁能更多准备大批抗日群众基础，谁能整理其属下部队，更坚强，更政治化，更纪律化，大战开始才更有把握操胜利条件。

本来三军本身满可独立发展，为什么偏愿意把主要干部停留在联军事物的漩涡里。同志们，我们懂得工作前进中的纷杂性，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给东北整个抗日事业来着想。东北抗日事业超过我们的生命。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现在中央对于东北联军编制等问题，是否有详细的，根据东北实际情况，有了具体决定，是组织路军总司令部呢？或是建立新联总呢？或是保持原有联总的名义，或是进一步巩固联总呢？请答复，并要详细的答复。

就是说，是拆台，还是补台，你王明、康生说个痛快话、明白话。

再看1937年11月26日，由“赵尚志代签”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等给中央的信》：

我们累次派交通关系去，已送过很多文件，除今夏回来一次交通外，连我们派送过去的人也没有回来一个。摆在目前的紧急战斗任务，使得我们不得不要求国际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与帮助，如果认为我们有错误时，可派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队伍在沿国境线各地活动者很多，也容易找到。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有特别困难时，可指定叫谁去，我们一定去，好研讨各种工作及接受新的工作指示。

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是不是还继续送过去呢？请迅速答复。

赵尚志不知道，“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这时已经回国了。

不知道这时的赵尚志是否嗓子冒火，嘴里起泡，但我们知道他是竭尽全力了，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经说到家、做到家了。

南满的事情总是好办，连两次西征失利，已经元气大伤，依然能够决定第三次西征。北满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联总，先干起来，再逐步地完善它，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却也是最难的。南满尝试了、失败了。北满成立之初，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注意，因为这对于它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军与谢文东、李华堂两支队伍的联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类行为难以比拟的。

而今呢？别说敌人了，就是自己人还有几多把联总当回事了？

至于赵尚志，用一些老人的话讲，这个从来不乏自信，干什么都不服输的人，现在也不能不“屁了”，还落下许多不是，这也是最终酿成他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赵尚志赴苏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汤联席会议后一个多月，北满临时省委派执委朱新阳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年底，朱新阳从佛山（今嘉阴）县封冻的黑龙江过界，先后被关押在伯力、海参崴受审查，1937年春到达到莫斯科。

据说，当朱新阳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东方面的组织关系没有任何疑问时，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开了有米夫、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满洲工作问题，并听取朱新阳的汇报。“在会议上一致批评了珠河县委三军党委‘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亦批评了一些右倾的趋向。”

会上，王明说“你们的决议（指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笔者）一点儿也没统一战线的气味”，“你们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统一战线，与我们路线完全不同”。“你们不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形，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是要消灭满军，满军无法消灭，中国人反日，满军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没法分化中国人，使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们的策略针对着他们”。

王明批评赵尚志是“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浮夸”、“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

从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国”，来到春暖花开的“阶级祖国”，见到了“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他所代表的北满党被扣上这么多帽子，朱新阳蒙了，如何能不承认错误？可他并不明白错在哪里，像抗日反满怎么就能不并提呢？无论如何也掰扯不开，别不过这个劲儿。

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让他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问是我一个人回去，还是同别人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你一个。朱新阳说我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就让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如果会后即派个人，或者哪怕写封信，派个交通员送到北满，省执委扩大会可能就不开了，或者就是另一种内容、另一种结果了，后来的事情自然也能简单些。可1937年春发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让北满党翘首以盼的事情的结果，却是到此就拉倒了，画上句号了。

有些时候，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能因一点儿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变历史。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容忍的、连小孩过家家都赶不上的官衙式的轻视、轻浮和漠不关心。

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认为目前的中日战争会继续扩大，关内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东北，东北抗战将走向艰苦的阶段。东北党和各军之间，争取意识统一、行动统一，“毫不依赖的，克服自己前进中一切困难，冲破今年度‘日贼大“讨伐”’准备明年工作基础，同时丝毫未放弃准备大事变的工作”。

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篯去，因为张是总政治部主任，又擅长外交。张寿篯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篯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去了就能拍板，这样反倒快当，更节省时间。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篯率联军到边界一带迎接。赵尚志一定会带回来大批武器弹药，那得需要多少人扛马驮呀？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篯率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