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东雪上加霜

1938年1月中旬，即赵尚志从佛山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半个多月后，周保中从饶河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的比肯待了34天。

军事的、政治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大堆，来一趟“阶级祖国”容易吗？只是与赵尚志“应邀”不同，周保中只能通过苏联远东红军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结果虽然与赵尚志不同，却也是万万不曾想到的。

2月21日，《春山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就是说，在东北党和抗联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进山林，鱼儿没了水、瓜儿断了秧般与群众断了关系的同时，与中央的关系也断了。

什么叫绝境？

许多老人说，那时我们不知道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程斌、宋一夫这些人叛变了。我们是战士、基层干部，让我们知道这些，会影响军心士气。不断有人冻死、饿死、战死，还没有兵员补充，眼瞅着队伍越来越小，我们只能从这种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当时的形势和抗联的处境。

周保中什么都知道、明白，而且应该是最早知道的。

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动摇日贼后方……须极力搜求敌人的弱点，利用我们的优点，以适当的兵力，加上最大决心和勇敢活动，给敌人以部分的严重打击。

我们必须以真正革命为民族存亡发挥气节而向困难猛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中心任务——继续牵制日贼主力军作战而加紧其后方的破坏与扰乱，迅速完成奉吉联军的联系而直接联系到已经征进入热河境的内地向关外的挺进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不但使它依靠满洲根据地进攻内地发生后方侧面的困难。在日贼对苏联进攻挑战亦发生障碍。

以上分别为3月26日、9月4日，《周保中关于游击运动的策略等问题给石泉、鲁岩两负责同志的信》、《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的文字。

同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里，周保中则用了两个字：“绊住”——“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

按照关东军的三年“肃正”计划，三江“特别大讨伐”应在1938年进行。七七事变前后，北满、吉东抗联各军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即前面说过的“联军猬集下江”。关东军抓住这个机会，“特别大讨伐”遂提前于事变当月开始，准备将对手聚歼于三江地区。

与3个月前结束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次关东军又赤膊上阵，由第4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臭名昭著、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刚在东边道“讨伐”有功的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大头”于琛澂，被急急调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而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东京审判中按抽签顺序第二个走上绞刑台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37年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年是东北抗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又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被抗联称为“中日大战”的全面抗战。正是游击战得心应手的季节，鬼子全然不顾老天爷、土地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开始了“大讨伐”。为了配合7月的阴谋，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安定“满洲国”这个后方。而其一直紧锣密鼓实施着的“集团部落”建设，这时也大体完备。

在此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曾与吉东省委会商，认为“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封锁线”。决定联军主力必须脱离三江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分头西征。具体方向北满部队是黑嫩平原海伦一带，吉东部队是五常、舒兰地区。

2路军西征部队，是1938年4月开始集中的，主力为4军和5军1师、2师，还有8军吴团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另有2军5师。部队散在各地，集结不是易事。更有8军吴团不听招呼，始终未动。

原计划步兵、骑兵分东西两路，因集结时锣齐鼓不齐，不得以改为步骑混合，让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军3师西征。原定南下宁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团部落”，难以筹措给养，又不断被敌追堵，遂决定集中兵力西进五常。

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着这支队伍的去向了。有人认为前面就是拉林河，过河就是五常县境，咱们应该乘敌人还未觉察的机会迅速西进，与10军会师。有人认为咱们一路都是打着吃，现在人没吃的，枪也没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楼山镇什么都有了。10军是个小军，咱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马，吃穿弹药都是个问题。

两难中，还是选择了打。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打下来了。

700多人突然出现在楼山镇，敌人以为是3军主力打回来了，哈东六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西征部队陷入重围。

突围没说的，问题是突围后怎么办。柴世荣认为敌人肯定会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进已经无望，应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东归。宋一夫、李延平认为五常已近在咫尺，应继续西进，与10军会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出现了抗联史上罕见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军主力和5军2师继续西进，关书范率5军1师南去中东路，准备与2军5师会合后再行西进，柴世荣率5军教导团和救世军东返刁翎。

攻守进退，一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号令和行动，结果却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乱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个一言九鼎的能服众的权威人物。

楼山镇一仗后，在敌重压下的这种变故，显然不只是军事见解的不同所致，难说这种变故怎样打击、动摇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难说齐心协力西进，就一定会成功。应该肯定的是，这种打击对西进是相当致命的。待到这个对意见分歧有最后决定权，却压不住阵脚的人临阵脱逃，就是最后的一击了，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打击。

柴世荣率领的东返部队，途中被敌打散，回到下江时仅剩几十人。关书范只带回20余人。继续西进的4军，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丧失殆尽。

2路军西征失败，无疑使吉东局势雪上加霜。

1939年3月31日，在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说：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牺牲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名落孙山”榜上榜下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成为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的考试中国人“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的列宁主义信徒——布尔塞维克！”

就不能不想到前面已经提及的那首《抗战与宁死不屈》中的诗句：“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1路军除了杨靖宇外，还有魏拯民、金日成。3路军除赵尚志外就更多了，张寿篯、金策、冯仲云、许亨植等等。2路军除了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外，还有谁？有当年文件说谢文东是副总指挥，其实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像那个党员一样当不得真的。

一个2路军已经够他拳打脚踢的了，更不用说还有北满与吉东的误会与分歧了，后来北满又搞起“反倾向斗争”，有人又求助于他了。

而在没了“南杨北赵”后，“吉东周”支撑着的可就不仅是吉东了。

“绊住日贼的手脚”

西征部队出动，2路军留在下江的部队，即按总部指示积极开展活动，配合、掩护西征。

5军3师政治部主任季青，率8团从宝清向驼腰子金矿进发。

季青，1911年生于依兰，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时入党，曾任依兰县委宣传部部长、5军团政委、军政委。抗联退到苏联后，任教导旅政治副营长，肃反中被判刑、流放，1955年回国，离休前为黑龙江省人大副秘书长。

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地区的驼腰子金矿，有几百人的伪矿警队，队长是外号“杨拽子”的退伍伪军官。每星期从长春飞来架飞机，送来钱，载走金子。能搞掉这架飞机最好了，可机场戒备森严，对飞机这东西什么脾性也不晓得，难以下手。

轻车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沟通往驼腰子的路上伏击给金矿运给养的车队，枪一响押车的敌人就跑了。只有三马车吃穿用物，官兵们觉得不过瘾，日伪当局可不这么看。这出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满洲国”的一个钱袋子，出事儿还了得吗？依桦勃三县敌人立即赶来“讨伐”。季青带着8团迎着敌人转移，看着敌人乘车的、步行的，一队队从山下过去，官兵们都说主任这一招儿挺灵。

3师交通员在山里救了个快饿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劳工，闷罐车拉到虎林县黑咀子打山洞，吃“满洲馒头”，干牛马活，已经死了200多人，逃出来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饿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当时，季青并不知道什么“东方马其诺”，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苏边境地区搞军事工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工程，选择这种地方动手，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8月下旬，季青拟定了作战计划，召集5军9团和7军补充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抽调30多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9团团长刘学悦为队长。15人为警卫组，到位后展开警戒，撤出时随后掩护。10人为营救组，分头进入工棚宣传，引导工人撤离。5人为突击组，负责砸开仓库，营救组即带工人扛东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预想的一样。

近400劳工，几乎都上队了。举目无亲，回天津那么容易？想不收留都难。

季青让补充团先挑，随便挑。补充团只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9团一下子扩大3倍多。这在1938年后，简直就是奇迹了。回宝清在山里见到人，一听都是天津腔，就说这么多关里人呀，关里出兵了？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不分季节连轴转，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二是招降纳叛，进行“谋略讨伐”，像1938年3月，利用汤原县委两个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360多名党员和抗日群众，北满、吉东两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像野副“大讨伐”一样，分区包围，“匪民分离”，把抗联挤压进山林，然后“踩踏”、“梳篦”，穷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饿死、冻死。

伪三江省有十多个县，鬼子4师团也未全部调来，当然需要大量伪军了，其中还有陆续调来的几个团的伪兴安军。

王云庆老人说，兴安军是骑兵，清一色马刀马枪蒙古马，马好骑术也好，正儿八经的骑兵。7军也有骑兵，少数算得上骑兵，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有马是骑兵，明天马没了就是步兵。那马大都是拉车种地的马，七长八短，有鞍子没鞍子的，三八枪、连珠枪也不是骑马打仗的家什，反正就是骑着，断粮了还是活给养。兴安军见了我们这样的骑兵就笑，我们就跑，一跑就吃亏。人家人多马也快，你能跑过他吗？后来就不跑了，打。骑兵目标大，好打。咱们下马就灵快了，他们没马就完蛋了，打倒几匹就往回跑了。

单立志老人说，1938年冬天，在宝清县柳条沟，5军3师和我们7军3师，一个师把住一道山梁，派个骑兵排把兴安军一个连引进沟里，100来号人马全打那儿了，一半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有几个战士把俘虏按在雪地上扒裤子，拿着刀，说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在虎林县五甲，我跟指导员魏风关筹粮，叫警察狗子堵在个窝棚里。机关枪架在树棵子里，也就20来米远。他说你冲，我掩护，我说你冲，我掩护。他急眼了，说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两颗手榴弹，他那颗响了，我那颗也出手了。我冲出来了，他没出来。他要把那颗手榴弹给自己留着，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说，吉东管打仗叫“活动活动”，北满叫“搞影响”。那时不“活动”不行，没“影响”不说，也没吃的。那时打仗，差不多都跟粮食有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儿，那个香啊，可吃着吃着，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1）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凯歌之声”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取一九三九年抗战胜利给依、方地区战士信》中说：

南满第一路军的活跃和发展，突破日贼辽东辽西的进攻，而与我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挺进军（马占山部）取得直接连（联）络。

12月2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开到中国者三百八十万，死伤将近三百万，主要战舰航空母舰二只被击沉。日军损（失）最严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战二月有余，中国军退怯（却）水淹徐州城，日军三十万皆为鱼食无一生还。其次九江之战，日军死伤又不下三十万。最惊天动地剥（博）得外人钦佩者，即最近汉口大战，日军六十万皆成炸弹地雷之骨灰，汉口被日军占领仅数日，宣（旋）又被中国军夺回。

又云第八路军前方部队已到热河××庙。意大利徐州之战曾参加十五万援助日军，被中国军活捉甚多。十数月来战争，中国精锐国防军并未参战。现在已下总动员命令，全国各路军开始反攻，精锐部队已开始动员。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均同志信》中说：

关内战争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节节胜利，山东沂州已被我军夺回，广东困住日贼十三万，武汉是空城，双方对持（峙），日贼未敢进入，中国战费已有充足准备，能够和日贼作战二十年之用，日贼财政之不足，经济恐慌，煤油钢铁缺乏而使他困难日益加深，向美国第二次借款遭受拒绝，二百五十万兵力在关内不能互相救援，所以现在日贼请求国联要和中国讲和，但我国教（叫）他赔款，因赔款困难故不能不勉强执（支）持，××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

同年12月15日，《金策关于督战及建立骑兵给张兰生、周庶范的指示信》中说：

国内抗战大约开展，最近战情河南河中战区较比激烈，夺回四十多城市，消灭日军十七八万，获得武器无数。现在中国兵工厂能造十五分钟一架飞机和二十分钟一辆车的能力，该兵工厂都在第八路军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处。柴世荣、关书范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关内回来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属下旧军官”之口。高禹民所谈的，则是“××地交通”带回来的，并急不可耐地写信告知陈芳均等人，陈芳均等人再给别人写信，再口口相传。

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这里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还知道什么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着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瞅着。上级早就要调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干地方工作不过瘾。我劝他到师部团部去，那时没有“坐机关”一说，好赖也比当连长带兵轻松点。他跟我瞪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耽误打仗了，也真是，战场上他从未犯过病。可这病缠人伤身哪，抽一次，那骨头好像都抽软了。打仗缴获了“好嚼裹儿”，我想给他留点儿补补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这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就是干，打鬼子坚决性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冬，我的排长林贞玉掉冰窟窿里了。老百姓抓鱼凿的冰窟窿，刚结层薄冰，还有江面上没冻结实的清沟，掉下去没淹死，弄上来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脚就剩几个手指头了。脚指头烂没了，骨头白花花的，他拿个破钳子夹得咔嚓咔嚓的，夹下一块骂声“娘了个×的”。山东人，倔，别看就剩几根手指头了，那枪摆弄得利索，打得也准。就是行军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头把势的，他那脚没了脚指头，就剩两片扁乎肉了，小脚女人都赶不上呀，那也没耽误行军打仗。这人活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尔滨胶合板厂当副厂长，省劳模。我们那时候叫他“林秃爪子”，后来厂子里的人叫他“林小脚”、“林老太太”。

老人说：抗联女兵没小脚，男的“小脚”的太多了。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王云庆老人说，单立志的弟弟叫单有志，我给团长当警卫员，他给政委当警卫员。一枪打在肩膀上，是个炸子，肩膀头打烂了，当时就没气了。有人说埋了吧，政委“刘哈鼻子”说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气了。那也就是多遭几天罪吧，好人都快冻饿死了。他说给我补一枪吧，“刘哈鼻子”喂他黄豆粒大块大烟土。谁能想到，这人真就活过来了，你说什么叫奇迹？还有这哥俩都活下来了，这不也是奇迹吗？

单立志老人说，我们一块儿参军的9个人，3个受不了那苦，跑了，3个牺牲了。一个侯玉林，露营时被偷袭，在火堆旁牺牲的。一个姜明礼，小部队筹粮，让叛徒勒死了。还有个于明礼，负伤被俘，宁死不屈。这3个人都是党员、班长，都是1939年牺牲的。那年冬天我没穿上棉衣棉裤，有件鬼子大衣，烧得窟窿眼子鱼网似的。山里野兽，未等下雪，也得赶紧换身皮毛呀。现在想起来，也弄不明白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单有志残废了，另一个李忠义也是枪伤、冻伤，一身伤疤里捡条命。

彭施鲁老人说，李义臣带着我和王静敏闯关东，到了通河游击区，老百姓听说关里来人了，就传说关里出兵了，一看怎么就来俩人呀？从义勇军到抗联，都期望关内出兵。听闻那些“关内大捷”，欢欣鼓舞，就觉得这回该出兵了吧，可听多了，也就明白远水不解近渴，还得自己靠自己。而自己能靠什么呢？只能是一种决心与信念，像周保中说的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绝不能把“中国人”三个字考掉了。

单立志老人说，我1936年入党时，县委书记徐凤山跟我谈话，用磕磕巴巴的汉话告诉我，当个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党组织叫你去死，也不能有二话。当时听了，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子。1938年后，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就寻思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吧。有伤亡，无补充，等到最后一个人也倒下去了，这支队伍就算完成使命了。活着干，死了算，那时死呀活呀的算个啥呀，反正有口气就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