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烈士山

2路军总部和5军3师的密营，散布在密山、宝清、勃利3县交界处的兰棒山。1938年3月，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期间，根据总部指示，3师8团、9团准备向密山、勃利地区转移。16日，师长李文彬下令收拢外围警戒部队，于19日前向兰棒山北麓李炮营集中。

18日晨，驻守在尖山子北坡头道卡子的8团1连部分官兵，在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率领下，顶风冒雪向李炮营进发。

宁安流传一句话：“马球子半拉脸，李双侠一只眼。”马球子是当地一支抗日武装的首领，半张脸长满青记，李双侠即李海峰。他是宁安县延吉岗人，1900年出生，猎户出身，因做狩猎用的炸子炸瞎左眼，练就一只鹰隼似的右眼和百发百中的枪法。“九一八”事变后，他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报号“双侠”，后来投奔李文彬。李文彬率部起义时，在队内担任指导官、教官的8个鬼子，被李海峰一枪一个打死4个。

8点来钟，队伍进至石灰窑南沟的小孤山附近时，右侧千把米远的山边出现敌人。几乎与他们齐头并进的300多伪兴安军快马加鞭，看样子是要赶到前面去兜堵他们，后面两公里左右百余鬼子骑兵正冲他们猛扑过来。两条腿跑不过4条腿，李海峰立即下令抢占左前方的小孤山。

白雪覆盖的小孤山，平地高约百余米，长约50米，杂树丛生，山顶多是高耸的岩石。日军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伪兴安军从西北发起攻击，马队散开队形，雪烟滚滚向山上卷来。待敌进至50米左右时，山上的机枪、步枪、匣子枪开火了，几乎弹弹咬肉。

1连是有名的“炮手连”。东北人管猎人和给有钱大户看家护院的人叫“炮手”，而后者也多来自前者，“张炮”、“李炮”、“王炮”，姓什么就叫什么“炮”，个个枪法了得。1连的特点是炮手多，抽大烟的多。3师起义才半年多，1连60多人，大都在密营里戒烟。这时坚守在小孤山上的只有14个人，另有总部的两个人。

敌人知道碰上了硬手。鬼子在东南山坡上架起迫击炮，伪兴安军在西北300米左右的雪地上排列一溜机枪，掩护着发起第二轮冲击。结果上去下来，天黑前如此反复了4次。

先把冲在前面的打倒几个，那股疯劲就弱下去了，有的就往回跑，人踩马踏。这时就打趴在雪窝子里的敌人，有鬼子不打伪军，当然还是先捡当官的打。李海峰连长更关注的是机枪手，瞄准了一枪一个，再补上个射手就再补上一枪。1连的步枪都是连珠枪，射程远，威力大，300来米的距离，居高临下，正好发威。

五十三岁的魏希林，在1940年5军下江部队阵亡人员调查表“姓名”栏中，写着的是“魏炮”，也是宁安人。不知道他是不是1连年纪最大的，也不知道曾有多少獐狍熊猪倒在他的枪口下，而此刻被他和“陈炮”陈凤山等人瞄住的两脚兽，几乎都成了枪下鬼。

机枪手李芳林也是个神枪手，那挺捷克式机枪总能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可要没有10来支步枪弹无虚发地给敌人“点名”，怕是再有1挺捷克式，小孤山也早失守了。

有时敌人冲到近前了，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排长朱雨亭的3支匣子枪，就像小机关枪一样扫射着。

小孤山12烈士，在当年的阵亡人员调查表中，只有7个人的姓名，其中仅班路遗和朱雨亭是党员。李海峰是战后被追认为党员的。班路遗三十六岁，穆棱县人，战斗打响不久胸部中弹，仍坚持战斗，黄昏时再次中弹牺牲。朱雨亭二十二岁，刚从下江教导队学习归来，准备提指导员的，中午时分牺牲。

一座孤山，孤立无援。无论他们坚守多长时间，杀伤多少敌人，小孤山都是绝地。

天黑了，双腿被打断的李海峰让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带伤员从西面隐蔽突围。夜色是朋友，掩护着他们从西山坡滑下去，在山脚扒开雪洞藏起来，还真就躲过了敌人。

这时，算上李海峰，山上只有5个人了，子弹也不多了。

追悼会上，周保中宣布：将小孤山改名“十二烈士山”。

除上面写到的6人外，另6名烈士是：班长王仁志，士兵夏魁武、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

巍巍九十五顶子

五常地区的“集团部落”，是在1939年大体完成的。就是说，10军是从1939年开始陷入饥寒交迫境地的。

自然造化，有的山无头，平顶，东北人称为“顶子”。“七个顶子”、“八个顶子”、“七十二道顶子”，类似山名在东北不算鲜见。九十五顶子位于五常县东南部，为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张广才岭余脉，拉林河、牤牛河川流而过。沟谷纵横，簇拥着一座座平顶山，地势险峻，物产丰富，历史上就是胡子的聚生地。而从“双龙队”到10军，汪雅臣一直以这里为根据地。

归屯并户“洗大沟”，沟沟岔岔起浓烟，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毁，人们被赶进“集团部落”，这里就成了绝地。

7军紧邻国境线，游击队时期就有进出苏联的传统、通道。10军像1军一样，地处日伪心腹地带。2路军西征与10军会师未果，让10军东去下江也一样难上加难。

1938年7月，汪雅臣率部前往楼山镇一带接应西征主力，在小山子被日伪军阻击。激战中，汪雅臣负伤，只得撤回九十五顶子。

1939年6月，汪雅臣带300多官兵，从小南门去九十五顶子，遇上百余名日伪军“讨伐队”。官兵都穿着伪军服装，汪雅臣下令休息，还让把枪码起来。敌人毫无戒心，躺下、坐着休息。佩戴上校军衔的汪雅臣，打着官腔跟伪军官唠一阵子，下令起队。官兵抓枪在手，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没“满”军的事，枪就响了，鬼子就都见鬼去了。

在此前后，10军攻打亚布力“集团部落”，袭击沈家屯伪军教导队，在冲河伏击日伪“讨伐队”，为生存而战斗，在战斗中生存。

有伤亡，无补充，加上逃亡，人越来越少，这支绝地孤军一如既往的是战斗。

1941年除夕夜，汪雅臣率队在庙岭子岗上打火堆宿营时，被一双葛海禄似的贼眼盯上了。这小子叫郭珍，在半公里外的寒葱河子看到火光，立即给沙河子的日本守备队打电话。

初三拂晓，在石头亮子，这支饥饿、疲惫之师被敌包围。

这是一场最后的战斗，这是一支只有20多人的队伍。炮弹在山坡上咣咣炸响，子弹在林子里穿织。汪雅臣指挥几个人和1挺机枪，在西面阻击日军，命令副军长张忠喜带人从东面伪自卫团攻击的方向突围。张忠喜途中牺牲，只有几个人冲了出去。

打退敌人的冲锋，汪雅臣命令几个战士向西南突围，他和传令兵冲向东北角。传令兵中弹牺牲，汪雅臣腹部受了重伤，倒在雪窝子里，冲着冲上来的敌人冷笑。

汪雅臣被敌人抬到贾家沟时，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三十岁。

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

宋一夫叛逃个把月后，4军1师代理师长曲成山叛变投敌。

宋一夫叛逃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西征部队不断有人逃亡、叛变。

没人知道李延平这时的心境，我们看到的是他和王光宇仍在率队战斗、向前。

1938年8月初，西征部队在苇河小五站扒毁铁路，并与敌激战，之后又在南沟伏击日伪军，毙伤敌40余人。敌人从长春、哈尔滨急调3000多日伪军，并有几架飞机配合，空中侦察，地面围追堵截。为缩小目标，摆脱敌人，中旬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时，4军与5军2师分开行动。

山林里，官兵破衣烂衫，打赤脚和患病的越来越多。山林固然可以提供较大的安全，还得打给养、夺取弹药呀。月底在冲河打个“集团部落”，得点粮食，援敌很快追上来，部队被打散，许多人抱着空枪牺牲、被俘。

人生地不熟，每次战斗都难以知彼，甚至也不知己：应该前来接应的10军，在哪里呀？有个大概方向，怀着一种信念、希望，凭着自己的山林经验，一路向前。

冲河战斗后，收拢队伍只剩十几个人了，依然向前，只有向前。

动摇、退缩、逃亡、叛变，各种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行为，在2路军西征途中都出现了。而以李延平为代表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是最大的亮点。

1938年11月20日，在珠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的一个破房框子里，李延平睡觉时被叛徒开枪杀害。

曹亚范、王毓峰等许多人都是这样牺牲的，类似情形后面还将不断出现。

枪声惊醒了王光宇，他的左肩和手腕也中弹了。他是叛徒第二个暗杀目标。他抓起匣子枪向人影射击，远处的哨兵也开枪了，3个叛徒仓皇逃去。

掩埋了军长的遗体，副军长带着几个士兵继续西进。

王光宇，原名王兴，吉林省德惠县人，生年不详。“九一八”事变前，在哈尔滨一中读书，之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春，被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做政治工作，历任5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

1936年5月20日、25日，刚担任师长不久的王光宇，指挥2师在林口县两次袭击列车，歼灭少佐以下鬼子2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及大量军需物资。接着，又在刁翎伏击敌人运输队，击毁4辆汽车，全歼押车伪军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粮食、布匹。

周保中他调到4军，军长胸怀坦荡，副军长军政双全，4军大有起色。

西征路上，特别是冲河战斗后，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难以想象的闻所未闻的故事，难以叙及。

年底，王光宇带4名士兵到达九十五顶子，与敌遭遇，全部战死。

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是4军西征唯一的生还者。他的妻子许贤淑，在冲河战斗中抱着孩子被俘，宁死不屈，被敌杀害。

像王光宇一样的高个子，只是更魁梧些。王光宇性格活泼，爱说爱笑，黄玉清则比较沉静、内向。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讲原则，有主见，军政双全。

黄玉清1899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1905年随家来到穆棱县向阳村，1930年入党，曾任穆棱县下城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34年到4军任连指导员，一下子提升为军政治部主任。用今天的眼光，这就是个“火箭干部”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能力。

1936年初，他率队袭击密山县四人班、偏脸子等地伪甲所，抓捕汉奸走狗，筹集大批捐款，开创了宝清、富锦一带的新局面。5月又率部南下，联合5军攻打驻哈达河的伪26团，活捉伪团长，将迫击炮、机枪连和3个步兵连的武器弹药全部缴获。

像前面说过的那个方家大院，钉子户般钉在军部密营大叶子沟的沟口，软硬不吃，拿它没辙。黄玉清来了，一个主意，搞定了。

西征失败，黄玉清重返宝清，坚持斗争。

1940年2月20日，时任2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的黄玉清，在宝清县石灰窑战斗中牺牲。

当王光宇等最后5个人全部战死九十五顶子，4军的历史就宣告终结了。

在抗联史上，4军是这一时期表现最英勇、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军。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再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抗联精神。

李文彬和他的战友们

5军的西征英雄是陶净非。

1912年出生的陶净非，与王光宇同为吉林省德惠县人、哈尔滨一中学生，1933年被党组织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当过指导员、团政委。到2师后，两位同乡同学又成了搭档。王光宇调去4军，2师就靠陶净非这位政治部主任拳打脚踢唱独角戏了。

在冲河与4军分头西进后，因地理不熟，4军2师误入延寿县境，又在苇河遇上同样迷失方向的5军1师。两师一路进至五常县牤牛河时，与敌遭遇，夜间混战，与1师失去联系，2师也被打散。周围都是敌人，陶净非身边只剩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14个人。

东返宁安，在海浪河与打散的1师1团长曲玉山等人会合，又在额穆与2军5师取得联系，得以度过冬天。1939年初，陶净非率这支小部队南下，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魏拯民，即按总部原订计划在敦化、安图、宁安、汪清等地活动，与1路军3方面军并肩作战。

1940年春，为摆脱敌人对敦化地区的“讨伐”，根据魏拯民的指示，陶净非率2师和崔贤、安吉率领的1路军15团，再次向五常发起远征。

他们不知道西征早已失败了，也不知道10军的确切位置。自两年前踏上征途之日起，就与下江总部失去了联系。

抗联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战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战斗，消灭敌人，牵制敌人。

在下江出征时，2师100多人，从五常县牤牛河东返时只剩十几个人。转战吉东、东满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员，收编山林队，再战斗，再伤亡，一忽儿增至几十人，一忽儿再剩十几人。在五常县最多时曾发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时，算他就剩3个人了，包括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人都牺牲了。

1942年春，陶净非带一支小部队在五常县老爷岭活动时，被敌包围，战斗中牺牲。

5军1师、2师西征，留守下江的3师兵分两路活动。一路8团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领，以驼腰子为中心进出依兰、勃利，掩护主力西征。一路9团由师长李文彬亲自率领，东进虎林北部地区，与7军3师联合作战。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样，3师的神枪手们，战场上有鬼子先不打伪军，打伪军则特别喜欢猎杀那些叫做“教官”、“指导官”的两脚兽。

李文彬任大队长的伪森林警察大队，驻防三道河子两年间，从未打过反日武装。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消灭大佐以下日伪军百余人。

一是共产党创建、领导的武装，二是山林队，三是哗变伪军，东北抗联主要由这样三种队伍构成。前者抗日坚决，可士兵放下锄头拿起枪，军官中也少有懂军事的，就难免要用血的代价交付学费。义勇军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胡子的山林队外，有相当数量的原东北军，军官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山林队的头头、骨干枪法也好。缺点是扰民，抽大烟的多，兵痞多，易动摇，随风倒。哗变伪军与之大同小异，吃苦精神往往赶不上义勇军、山林队。

李文彬堪称集上述各类优长的代表人物。从小受苦，种地、打零工，诚实劳动，用那时人的话讲是个正经人。在东北军中从班长干到连长，性格沉稳，处事公正、果断，富于谋略，深谙带兵之道。队伍中那么多炮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时也牛气，难管理，属骄兵悍将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义时皆听命于他，起义后很快成为5军的一支劲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文彬同志是最优秀的最可敬的领导干部。

1939年9月12日，李文彬带9团1连回宝清途中，被伪35团追击、包围，激战中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又将身体肢解、抛扔。

对小孤山十二烈士的遗体也是这样。汪雅臣牺牲后，敌人把烈士遗体运到五常县，先是立在大街上示众，然后斩首。

张中华，1912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九一八”事变前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曾任宁安县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道南特委书记、5军宁安留守处主任。

比张中华大三岁的张镇华，宁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军中当兵，历任5军1师参谋长、2师副师长、警卫旅政治部主任、3师副师长，在李文彬牺牲后继任师长。

张中华沉静、内向，爱思考问题。张镇华活泼、幽默，和谁都能自来熟。有人打仗不要命，开晚会让他演个节目就脸红了，张镇华就非让他“来一个”不可。西征失利回来，在4军留守处密营第一次见到彭施鲁，就像老熟人似的：老彭呀，快给弄点儿“好嚼裹儿”吧，这肠子、“肚子”（胃，“肚”音dǔ）都快饿没啦。

1938年8月，张镇华带支小部队在富锦县活动，得知一队日伪军经常进出挠力河右岸的柳毛河沟里。派人侦察，是在保护采金队采金，共是60多敌人，其中日军20人，4名军官。张镇华精心策划，10日上午率队悄然摸近，突然发起攻击，冲进帐篷。敌人毫无准备，企图顽抗的被击毙，其余或者逃跑，或者被俘。一袋烟工夫的战斗，缴获机枪4挺，其他长短枪40余支，子弹两万多发，以及许多粮食和军需品。

前面说过，张中华和侯国忠指挥部队，在代马沟附近袭击军列。之后，他又率队与2军5师在代马沟再次袭击军列，歼灭100多敌人。

1937年底，张中华率领的宁安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被敌包围，战斗中负伤被俘。抓到这等人物，敌人当然高兴了，软硬兼施，到了是无计可施。

张镇华也是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杀害的。有人说他负伤了，有人说是激战中癫痫病发作。同时被俘的，还有前面写过的朱新玉等6名女兵。

1938年以后，在远非“非人”两个字所能描摹、概括的战斗环境中，1路军高级干部，仅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等几人幸存。2路军、3路军虽军以上干部战死较少，师团干部亦大量牺牲，已经不是“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了，而是培养的、提拔的源头已经近于枯竭了。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黄玉清信》中说：

我们滴最后一点儿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吉东省委秘书处的秀才们。

这是曾经包括冷云、李志雄在内的一批热血青年，先后有十余人。处长金石峰，除汉语、朝鲜语外，还懂日语、英语，副处长姚新一懂英语。有人说吉东省委秘书处，实际也是2路军总部秘书处，除为省委、总部写作一些文件、宣传材料外，主要是编印《救国报》和《前哨》。各省委、路军和一些特委、军，也编印定期、不定期的报刊。

这是依兰喀上喀山沟里的一处密营，几幢半地下的木刻楞小房子，隐藏在密林深处，有一个连担任警戒，在外围设了两道卡子。冬天不暖、夏天挺凉快的房子里，戴眼镜、不戴眼镜的，抽烟的、不抽烟的，各自在桌前忙活着。稿件主要由胥杰、王一知整理，金石峰、姚新一修改、定稿，再由胥、王二人誊写。一种带细密网纹的特质钢板，把专用于油印的蜡纸放在上面，用铁笔刻写，叫“刻钢板”。刻完了，大家一齐动手，用油印机油印，《前哨》杂志还要装订成册。

秘书处有3个交通员。老李头六十多岁，老于头五十来岁，两个人像记者采访似的跑遍吉东各地，从地方党和部队带回文件、资料，许多文章都是据此整理、写作的。省委、总部也尽力提供这一切。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联系时，关内的《新华日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间或也能收到。另一个交通员顾全民，是个十二岁小孩，买油墨、纸、蜡纸、铁笔等等，都是他的事，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

姚新一原名唐九英，吉林市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回东北，在依兰中学任教，王一知和胥杰是他的学生，调入秘书处前是依兰县委书记。周保中说他“思想颖达酷肆革命文学，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理论有深心研究，工作活动甚敏活，对革命事业及工作担负常能刻苦艰忍”。胥杰原名孙礼，依兰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美术字。周保中评述他“思想知识恒有精进，工作努力，深能刻苦耐劳，不因身体孱弱而减低工作活动之效率也”，“实有深造与前途重寄堪期许之优秀干部”。

春夏秋冬，山里由黄而绿再变黄，一场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变幻，这里都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伴着铁笔在钢板上滑动的嚓嚓声，是日夜不息的林涛声，比之那种枪炮轰鸣的战场，就越发像个世外桃源。而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印好装订起来，再被两个老交通员带走了，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一旦枪声打破山林的静谧，就必须转移了。警卫连打退了敌人，也得马上走人，大批敌人很快就会赶来。敌人只要发现密营，那是一定要将它毁掉的。

喀上喀密营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袭击的。当警卫连退守第二道卡子时，这些文弱的书生战士，已将不能带走的物品藏好了。从此，在3个省委、路军中堪称最正规、人员也最齐整的这个秘书班子，即开始随部队一起活动，在那色彩变幻的山林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秘书处、编辑部。他们也背起了长枪、短枪，可他们得心应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笔。每到一地，把块木板朝膝盖上一垫，就在那火堆旁“刻钢板”。

一年后的正月，姚新一带胥杰等人去方正县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设备，归来时在莲花泡被敌包围，全部战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战前，策马来到城东南一个屯子检阅部队，远远的就见一片红云，都是头缠红头巾、手执大刀片的红枪会员。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青年，迎上前来用大刀会的礼节，弯腰抬手、低头向下施礼后，高声道：“俺们红枪会要打头阵，誓灭鬼子，普度众生！”

这个一口山东腔的红枪会首领，是3旅8团团长王汝起，人称“王大法师”。之前救国军打东京城和宁安县城，都是红枪会打头阵。

“九一八”事变后遍地义勇军，遍地大刀会。这“遍地”的大刀会究竟是多少？有专家认为应占义勇军的1/4左右。有些地区的义勇军，基本就是大刀会、红枪会。

大刀会产生于清代，俗名“金钟罩”，白莲教支派，会众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区。首领叫“法师”，设坛场传授徒弟，各坛场又分为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刀会积极参与其间，之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许多人闯关东。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间是口口相传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枪洋炮不是厉害吗？我练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辙？在桓仁县，李向山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了吧？也一样请法师，设坛场，招信徒，组织大刀会，练法打鬼子。

练法和战斗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师用朱砂画好的符，然后念咒语：“金刚立，斗刚立，神立，术立，无量佛。”念念有词挥刀练法，或者向敌阵冲杀。

大刀会不准吃荤，不准近女色，不准抢掠发财，有劣迹、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战场牺牲了，就说“升天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心还不诚，本人或者先人曾经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功法还没炼到火候。

这时还没有《大刀进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而“武士道”的鬼子见到这阵势，开头也是腿肚子转筋，脑袋发蒙。

1941年4月2日，《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二大队党员调查表》，在“年岁”、“生地”、“入党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现”栏中，王汝起名下分别写着“三十三岁”、“山东义州府费县”、“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当认识思想很坚定”。而在“有无特殊技能”栏中，则是个“无”——曾经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师”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于聚众抗日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时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长岭子，凭着一手好庄稼活和绝对与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啬的土地，那个闯关东的梦想快要成真了，鬼子来了。他的父亲赶车去城里卖柴，碰上鬼子抓车拉军需。这要是抓走了还能回来吗？父亲赶着马车拼命跑，车翻了，被砸死了。

长岭子村人多为山东费县老乡，齐心、抱团，这回当然要报仇。可仇人不只是某个个体的鬼子，也不同于这家那家、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们要面对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国难。当时正值大刀会兴起，王汝起不但肌肉发达，更兼头脑聪明，干什么像什么。小青年就四处游说，周围村屯很快传开了，说长岭子有个王大法师能呼风唤雨，要领大伙打日本子，保护地面，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日本鬼子在镜泊湖南湖头修铁路，有7个卫兵守护仓库。每天午饭后，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觉，有的就躺在树荫下。王汝起亲自去侦察，看明白了，即率队出征。这是大刀会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骄阳下挥砍起来，7个鬼头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参加5军，任1师3团团长、2师副师长。1938年调任7军1师师长，改编为2支队后任支队长。

他的搭档、7军1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老人说，王汝起总琢磨打仗，而且果断、有谋略。到一个地方先摸敌情，有多少敌人，装备、士气怎么样，能不能打，怎样打。

1939年春，1师东进抚远开辟游击区，途中打下窝通伪警察所，攻进果长镇，又在乌苏里江边袭击日军交通船。敌人调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几天，待敌人困马乏宿营后，一阵急袭猛攻，跑掉的敌人再也不敢追了。

抚远县抓吉镇三面环水，经常半个上午都雾气蒙蒙的，百来步看不清人，就决定利用大雾奇袭。部队拂晓前出发，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雾却散了。硬攻？肯定有伤亡。退回去？夜长梦多。王汝起当即把穿着伪军服装的20多人组成一支“奋勇队”，由他率领，打着伪满的五色旗，沿着公路大摇大摆进了抓吉镇，直奔伪警察署。哪来这么一队伪军呀？两个“黑帽子”、30多个“白帽子”还没愣过神来，就都当了俘虏。

1940年5月21日，在袭击日伪经营的大带河木场时，王汝起胸部中弹牺牲。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

除4军、5军、7军、8军、10军外，2路军的序列中还有王荫武的救世军和姚振山的义勇军。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这样介绍救世军：

该部是封建社会多神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一九三七年秋人数近五百名，有战斗力，纪律好，同年冬参加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领导者：救世军军长王荫武，封建产物“知识分子英雄人物”。

部队状况：在该部队中，有党的信仰和很深的群众影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和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荫武曾“假”投降日本军，两个月的过程，破坏了日本采伐业和反击日军守备队，再建立“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自此以后该部队在松江地带游击运动中形成有力部队之一，不少给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两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以及本书写到的、没写到的是联军的、不是联军的类似的抗日武装。

不知道姚振山的义勇军最多时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还剩多少人，只知道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高俊凤是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的妻子，1900年生于宁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王德林、孔宪荣过界后，她收拾残部在东宁县坚持抗战。曾与其他义勇军两打三岔口，又率部与日军激战大乌蛇沟，奇袭大肚川。大肚川一役，击毙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余人，焚毁3个哨所。东宁人说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手执双抢，骑匹白马，来去如风，人称“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虎狼丛中的刘曙华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去哈达河巡视回来，拐过一个山脚，迎面过来一支伪军巡逻队。逃走来不及了，他假装蹲下解手，把哈达河刚发展的一批反日会员登记表藏在草丛里。敌人在他身上什么没搜到，一阵风把登记表刮了出来。

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因身边有敌人，只能假装不认识。晚上去找，这个同志已经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农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见到当伪甲长的地下党员、后来为5军副官长的冯丕让。

事情到此了结了，来的是问题——前面写过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于“奸细问题”还未搞清，北满已“公然写信与同志们所认为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及成问题的第八军军部，直接指刘曙华为日本奸细”。

对于谢文东来说，5军怎么给我派来个日本奸细呀？即便吉东省委后来解说明白了，你们共产党弄的这叫什么事呀？他能不这么想吗？奇怪、警觉、疑惑，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如何，刘曙华这8军政治部主任是更难做了。

1938年6月30日，《刘曙华关于八军内部问题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1师师长秦秀权，让人“回去见到王师长（3师师长王子孚——笔者）千万告诉我秦师长嘱咐：‘你们万不要随刘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细，他要将你们领去投降，他现在连军部也不敢回去了，五军也不敢承认他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八军目前如此之严重，但上级政治工作者仅还有一个文弱无能的我，就然再长生三头六臂恐怕是白费力气，（毫）无所成，甚至于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当然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头颅而着想，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可是八军现在怎样）。”“（与）其等着人家将我暗杀或驱逐，还不如早离开他们呢？”

一些老人说，在咱们党领导的基本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是什么？那是党代表。军政主官各负其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部主任有最终决定权。可在统战部队里，有人表面上对你挺客气，心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一旦形势变化，他翻脸了，你就掉进虎狼窝了。

刘曙华现在就在虎狼窝里。

刘曙华刚到8军任职，周保中即给谢文东写信，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可在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还有干儿子的8军，谢文东连周保中的话也是想听就听，刘曙华又能怎样？不过，有吉东省委和5军在那儿，“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也不能不多少给点儿面子。可进入1938年后，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难，一些人明里暗里跟敌人眉来眼去时，刘曙华的处境就骤然凶险起来。况且，他又是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动辄拿“奸细”说事，念念有词：这可是你们共产党自己个说的。

没有党员、没有党组织的救世军，参加了西征。什么都有的8军，却按兵不动，为什么？刘曙华说：“因为他们怕我领去‘投降’了，这就是用来阻止我率队远征的对策。”

几个月前，刘曙华还希望能给8军增派政工人员，可现在他不希望再来人了。

3师政治部主任金根，4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已经被杀害了。再来多少人，还不是进了虎狼窝吗？

就在刘曙光写着“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的信时，他正率领一支20多人的小部队，在桦川县的山林里奔走。王子孚要带3师投降，刘曙华要找到他，劝他回心转意。

在七星砬子见到王子孚，这小子铁心投降，根本听不进刘曙华的话，刘曙华就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官兵。他跟着3师，有机会就演讲、谈话，揭露王子孚的阴谋，说明利害关系，劝大家别跟王子孚走。

王子孚威胁他：你坏俺的事，不想活了？

刘曙华冷笑道：你心虚什么？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来让大家伙儿看看吗？

据说，有些人被刘曙华说动心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是“奸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应该听谁的，跟谁走呀？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县通天沟，王子孚下令将刘曙华带领的人缴械，把刘曙华绑在树上。刘曙华大骂叛徒，告诫大家不要跟着王子孚下山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刘曙华的舌头，再割身上的肉。

景乐亭之死与“假投降”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规定：

1.凡在作战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员，不论男女，若系被敌人无条件释放而归还原队者，一律作拐械潜逃同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三月二十六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同年同月（无日）的《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大会认为党委开除景乐亭的党籍及新召开的士兵审判会议，判决景乐亭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是对的。”

有老人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上。

被称为抗联的“闺秀”的7军，在偏远的虎饶地区与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同时，也被“内部问题”困扰着。罗英叛变后混入7军，拉帮结伙，要夺领导权，又搅和一阵子。景乐亭被“紧急处分”，与毕玉民、徐凤山等人被“内部处理”，虽有不同，也与7军历史上的“内部问题”有关。

老人说，景乐亭原是救国军的营长，在伪军中有些关系，搞服装、弹药、情报。这个人打仗好，也与此有关。7军这一帮、那一伙的，能选他当军长，也说明他的威信。可后来墙倒众人推，这些关系就成了勾结、投降敌人的证据。1938年前有地方党，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有眼线。这时或者被破坏了，或者上队了，那边无法取证，这边怎么说就怎么是了。非常时期，处死个军长与处死个战士，有多大区别？

景乐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错误处死五十三年后，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核实认定为烈士的。

东北抗联11个军，先后有18位军长、代军长。其中，牺牲9位，病逝1位，幸存3位，开小差迷起来1位，叛变两位，误杀两位。

“九一八”事变后即投身抗战、像景乐亭一样没有被俘经历的5军军长柴世荣，通行的说法是：1943年夏秋之际，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

采访中有老人说：是这么回事儿吗？

根在黑土地

1937年6月4日，《张中华给五军党委书记K同志的信》中说：

关于负责人员借口学习、休息往××地问题。此问题最严重，都是因组织上不注意，派人先通知，一切关系都被普通人知道。还有由××地来人乱讲，我是由什么地方过来的，张口苏联怎样，闭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生活怎样好，结果，把在满的负责人员动摇了，把革命责任放弃，跑去××地，在先者有政治主任×××（凡指代人名的“×××”，都是笔者隐去的姓名），在后者有×××（师长），开去××地的道路，将来如不警告，恐接踵不绝，亦未可知。余意见应由联军司令部出一布告，说明谁要自由行动，不经军队负责人员批准，去××地，执行枪毙。在组织上出一通告，藉学习、养病、抱机会主义者去××地，开除其党籍，断绝其政治生活，方能阻止去××地人员以后重犯，希保中注意该事件的严重性。例如×××同志、×××同志，比谁都明白，能担任工作，还往过跑，将来像这样事情继续不断，满洲革命重责又交到谁身上去呢？

前面 第42章 说过，东北派去苏联学习和其他公干的人员，大都一去不返，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上。不排除有人畏惧东北的斗争环境，不想回来，但是王凤麟肯定不在此列。

王凤麟，原名李芳，1911年生于宁安县卧龙河屯农家。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参加5军，有人说他也是5军的，还有说是4军的，去苏联学习前是个连长。在抗联史料、著作中，笔者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李新、李凌云）的名字。也搞不清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何时参加抗战，有什么英雄事迹，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在哪所学校学习，只知道他学的是工兵专业。

笔者比较熟悉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

笔者采访到的2团老人说，王凤麟中上等个头，很结实，皮肤很白，文雅、沉稳，不大爱说话，特别爱动脑子，枪打得特别准。

1940年后，日寇在山东实行堡垒政策，依托大小据点，利用原有的村寨、围墙、院落、炮楼，在大小村镇和交通要道的制高点上，大筑炮楼、碉堡，挤压、蚕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没有重火器，无法攻坚。1旅曾把榆树掏空，用铁皮、铁丝包裹、缠紧，当做炮筒，装上火药、秤砣，点火后当即炸裂。鲁中军区兵工厂改造过一种“平射迫击炮”，用生铁铸炮弹，因砂眼多，极易炸膛。有的部队还用辣椒面当“毒气”，站到高处，待风向合适时向空中扬撒，期望呛得据点里的敌人鼻涕眼泪直咳嗽，趁机发起攻击。

小张庄战斗，2团攻了5天没攻动。指挥战斗的副旅长火了，组织党员、骨干组成敢死队，敲锣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轮番攻击，仍未奏效，伤亡数百人。

战后，团工兵班长刘厥兰说：能不能用炸药炸呀？

一句话提醒了王凤麟，当即到村头一个废弃的碉堡下，埋上炸药，一声巨响，碉堡被掀去半边。

第一次把炸药用于战场，是张家栏子战斗。王凤麟把枪法好的官兵两人一组，封锁碉堡上的一个射击孔，他的一支步枪对付一个。然后，一挥手，刘厥兰就冲上去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煤矿工人出身、个头不高、四十来岁、后来被称为“爆破大王”的刘厥兰，是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

团里抽调骨干，由王凤麟负责，指导、培训攻坚爆破技术。开头用火柴点火引爆，在敌人火力下滞留时间长，伤亡大。有时爆破手先点火，再抱着导火索哧哧冒火星子的炸药包往上冲，这样危险性更大。王凤麟就发明了拉火引爆法。第一次战斗，实际上就有了爆破组、火力组（掩护组），炸药一响，部队就冲上去了，成了突击队。后来不断总结完善，再加上个手榴弹组，靠近了向敌人投弹，掩护爆破组上去爆破。攻城拔寨，还有个梯子组。

后来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的“四组一队”，这时在鲁中军区已经基本成型了。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的电报中说：“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

枪声中，张家栏子的敌人看到刘厥兰连支枪也没有，不明白他一个人冲上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那是什么东西。

从此，八路军的“手中炮”，就开始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再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鬼子，一看到对手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冲上来了，就拼命射击。眼看着冲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飞机”上天了。

位于淄河上游的马鞍山，海拔600余米，顶端双峰突兀，形如马鞍，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峰顶。因地势险要，这里就成了安置伤病员的小后方。1942年11月9日，日寇调集千余日伪军，并有飞机助战，猛攻马鞍山。

这年春天，王凤麟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右腿负伤截肢，正在山上养伤，就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占据有利位置，一支步枪弹无虚发，连在山腰指挥这次战斗的鬼子军官也成了枪下鬼。

王凤麟任副团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东北抗联的一个军。可这时的马鞍山上，除了伤病员，就是地方干部和家属，共计40余人。这不是一支战斗部队，枪弹也少，所能依仗的就是地利、天险。把石头推下去，比子弹、手榴弹更能杀伤敌人。可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这种优势也是有限的。王凤麟命令老人、妇女和孩子下山。他们把做军装的布匹系结起来，一头拴在树上，一头垂到崖下，抓着从后山下山。

战至黄昏，山上连能推动的石头都没了。需要拄着双拐才能走动的王凤麟，先是头部负伤，后来身中数弹。步枪子弹打光了，用匣子枪射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有被俘后被押下山的人，见他倒在扼守那条上山小路的石阶旁，血人似的，身边横着一副拐杖。

前面说了，魏拯民牺牲前写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要求派干部，其中“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各二、三名”。

没人知道，如果王凤麟被派回东北会怎样。也不能说如果没有王凤麟，就不会有手举炸药包献身的董存瑞。但是，毫无疑义，王凤麟是不可替代的。却有几多人知道这位来自黑土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功勋人物，拄着双拐的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