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一词的发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风，他读了先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强烈兴趣。但是，他对上海的印象，却和芥川笔下的“野蛮的都市”大相径庭。芥川不喜欢半殖民地的上海，认为与他想象中的“诗文般的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村松的心目里，芥川嫌恶的腐烂因素，正是他所迷恋的颓废情调。

村松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赌、戏的“五大娱乐”——“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地蠕动着”。

由此，他真正体尝到了上海作为“魔都”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这两大特点，用现在的话来归纳，一是混乱；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观，后者是主观。

上海滩的“狐步舞”

让村松梢风们神魂颠倒、为之着迷的半殖民地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其“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了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就在这样的“亭子间”里，穆时英完成了他的《上海的狐步舞》，从而使我们窥见了彼时彼刻的上海滩。《南风窗》的“上海故事”系列报道，通过穆时英的“狐步舞”，将旧上海的风情和糜烂做了生动的描摹：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在穆时英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上海的“西洋景”。茅盾的小说《子夜》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摆脱集权统治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在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旅日学者刘建辉则在其创作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概括性地用“魔都”来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象。陈思和认为，“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意思大约是相近的，但都没有‘魔都’这个名词来的贴切”。

他解释说：“东方殖民地城市的繁华，是因为某些城市被作为西方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拥有西方发达社会同样享有的现代生活标准；而它所存在的腐烂文化现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纵的结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词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绝非现在许多学者单面赞扬的所谓‘现代性’那么纯洁可爱。”

享受摩登

显然，“魔都”上海包含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也指向在冠冕堂皇的包装下暗藏的对城中之人的“勾引”。然而，上海的“魔性”，只看其表面的话，就是所谓的摩登了。

一说起摩登，最容易联想到的，自然就是上海女人。她们是摩登的诠释者，也是引领者。于是上海滩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性时尚杂志，著名的如《妇人画报》等。其实，1933年4月《妇人画报》创刊时，上海滩上早已有个《玲珑妇女杂志》。两者都属于介绍女性时装、美容，讨论女性恋爱、婚姻的时尚杂志。用张爱玲的话说，沪上“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虽然张爱玲对此不以为然，但《玲珑》确实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青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抢占了市场先机。

而老上海的摩登轶事更是数不胜数。李欧梵说自己的《摩登上海》就是一本“老上海摩登指南”，而且他鼓励你做一个“游手好闲者”，鼓励你流连大马路，去看电影，去跳舞，去百货公司，去咖啡馆。

而且，他会告诉你“先施饭店的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2.5美元一天，西式是2-6美元一天”；告诉你“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告诉你“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有特别好的柠檬汁和冷食料”；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凡是有关摩登享受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比如，他写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说“我来试图解读我自己拥有的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女子”，而他解读的语言是地道掌故式的，也是深深沉迷的：

这张月份牌属于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著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著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著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并且，他告诉你，这些摩登享受，这些颓废的带色欲的都会娱乐，有著美学上的迷人之处。但也容易使人沉醉，不知归处。

换个角度看看，所有这些精致的享受，不论是在彼时的上海滩，还是当其已成为古董被赏玩，所有这些，你要如何获得？很简单，一个字：钱。你可以享受，但前提是你要买得起。

上海的魅力就在其皮相，一眼看上去很华丽，但这座城市没有根基，殖民历史使这座城市的现代文明不是慢慢形成，而是外国资本的突然加入，所以王安忆认为上海很“粗鲁”。她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和流氓。”所以这种粗鲁也表现在上海对金钱超乎寻常的热情，你可以发现，所有和上海有关的“摩登”，都与金钱、与物质享受有关，但和精神、信仰，或者政治，相去甚远。

这就是上海滩与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笼罩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爱政治、好谈政治。上海却不然，事实上正好相反，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这一几乎与生俱来的边缘性特质，也使其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

重商的历史

所以，说上海排外，那还真是冤枉。至少，她绝对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并且，在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缭乱的物质享受后，这座城市拜金的个性越来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内，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质享受，但是你必须用钱来换；而且，你给得越多，她笑得越欢。这也是曾经的海边小城能一跃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国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与北京、苏州、广州、福州等城市相比，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但不是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苏省，普遍被认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说这其中原因复杂，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特殊的“区域人文特点”所致。“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