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高鼻子、蓝眼睛……

“忙！第二个字还是忙！”秦文彩说，自从“3·26”人民大会堂的那次汇报会后，他和石油部主管海洋石油对外工作的张文彬副部长等“海洋组”的同志，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嫌不足。“白天上班时间不用说有多忙碌。而晚上你也没有多少休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与欧美国家的石油公司取得联系，我们的夜里，正好是他们的白天，有些事就只能等到半夜去处理……”秦文彩说。

1978年的中国北京是什么情况？我们许多过来的人都非常清楚：你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就必须到复兴门东边的长途电话局去排队，一个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你若打电报，就得去西单长安街的电报大楼等候。石油部对外联系的都是国际电话、国际电报，等候的时间就更长了。那时能打国际长途的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石油部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在海上钻井，如果要打一个国际电话，先得通过电报打到陆上的北京或上海，然后再转香港线路，才能再转到某个国家。这还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让秦文彩和石油人感到伤脑筋的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时，许多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上面一道又一道的机关审批，你还得等待外交部，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批文。“但所有这些等候和审批，我们都认为是必须和无条件的。我记得非常深的一次给某国际公司发邀请，光跑批文就走了三四十个部门。那时我们没有怨言，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代表国家在对西方世界进行‘有礼有节’的合作与斗争，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河水到底有多深多浅，谁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弄不好会淹死人的。所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妙。”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苦笑着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蠢蠢欲动，甚至欢呼万岁。当时中国的石油人并不知道一个背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展开“石油战争”后，连续几次的“禁运”和蹦跳式的大涨价之后，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石油短缺对自己发展的威胁，于是全球性的石油勘探热在很短时间内风风火火地被掀了起来。“至1978年，几乎所有石油勘探设备都被租用出去，并且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后面等待着新一轮的投入。”一位石油经济评论家当时这样指出。

拥有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两倍的中国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这个消息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当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还在美国访问时，欧洲石油界就每天在收集相关的情报。最后他们获得的结论是：东方大门正要打开，谁争取到在中国“处女海”的石油勘探开发权，谁将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十年称雄世界。

1978年6月，夏季的第一丝热风刚刚吹进北京城。一个庞大的法国石油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团长是法国政府能源司司长卡隆。

“他们怎么来了？我们可没有向法国石油公司发邀请呀！”那天，张文彬把外交部通知他第二天去会见法国石油代表团的事告诉了秦文彩。秦文彩觉得很奇怪。

张文彬笑了，说：“人家法国和我们有外交关系，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外交部来华嘛。”

原来如此。

此时的秦文彩，有股突如其来的凉爽：看来国门一开，景象万千！

这不，卡隆率领的法国石油代表团刚刚离开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外事部门又匆匆地来告诉秦文彩：明天李先念副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董事长安德森，要我们石油部去陪同接见。

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可是美国著名的石油公司，我们发给他们的邀请信还没有发出去，他们怎么就来啦？秦文彩越发糊涂了。

外事部门的同志笑着说：“人家是以美国人文协会代表团的名义访问中国的。”

又一个“原来如此”！不过，让秦文彩越来越明白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外合作比我们中国人还着急。当然，人家是资本家，哪里有钱赚，肯定削尖脑袋来钻嘛！

效率。一个新词深深地印在秦文彩的脑子里。外国人是特别讲究效率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办事的效率差矣！难怪康世恩副总理一再对石油部的人讲：一天要干一个月的事！

第一批邀请国外石油公司访华的名单被确定，并且很快通过外交等途径发出邀请。这一发不要紧，接下去的日子里张文彬和秦文彩等石油部“海洋组”的工作人员们，便像进了高速路，想停下歇一口气也都困难……

美国宾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利特克，是布什的老朋友，在秦文彩他们访问美国时，他就在布什的家宴上与中国石油人有过交往，自然他是最先被邀到北京的第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客人。

“我们愿意同贵国同行进行风险合作，可以先在你们的海上搞物探。”利特克有备而来，在会见张文彬时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海洋石油勘探和开发的第一步与地面工作一样，弄清海底世界的地质构造最重要，物探是必不可少的。张文彬十分清楚利特克提出先搞物探的意义。“非常感谢，我们会优先考虑阁下建议的。”张文彬回答道。

军人出身的张文彬仿佛是个老练的外交家，有礼有节地回答着每一个外国石油使团。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需要外，这一点张文彬和秦文彩心里都清楚：一个著名的国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几乎是中国石油部整个资产的几倍、几十倍！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扔钱的大窟窿，没有足够的资金，想都别去想。

中国对外开放，说穿了，就是要利用国外著名企业和财团的资金，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开放，目的就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中国，有人，有资源，也有精神，但没有钱，也缺技术装备。

“什么叫如饥似渴？”秦文彩说，“当时我们中国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高潮，全面展开海洋石油勘探工作，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就像烈日炎炎下在长安街上走了几里路一样期待喝上一瓶可口可乐！”

但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喝不起可口可乐，只能喝凉白开、大碗茶。然而，那些有钱又有技术和设备的外国公司的老板们则蜂拥而至，一时间，北京饭店的房间差不多全被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占据了……

出什么事了？怎么一下全是外国人呀？离北京饭店近的那些市民们惊诧万分起来，他们像看马戏团似的，从白天到晚上都有人跑到北京饭店的门口，观看那些高鼻子、蓝眼睛。年轻人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穿的西服感兴趣，上年纪的人也有的过来围观，几位老爷子在窃窃议论：他们可不像是“老毛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人见过苏联人，却很少有人见过美国人。

那时北京能让外国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北京饭店。老百姓想进饭店去溜达是不允许的，公安人员和便衣警察会出面阻止。

“我们能进进出出北京饭店，在市民们的眼里是非常羡慕的！”当年参与接待的石油部一位“老外事”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个北京小青年为了想请他带进饭店去“见见世面”，愿意送他一瓶“茅台酒”。“那时一瓶茅台酒是六七块钱，但就是这样我也无法带他进去。我们有纪律。”这位“老外事”说。

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谁要是单独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信不信由你。反正有一位文化部的高级官员，在日本访问时偷偷地看了几眼电视里的“黄色”影片，被人告发后回国就吃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这事许多人都知道。

1978年的北京夏天，异乎寻常的炎热。自从邀请函发出后，美国的联合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等20多家著名石油公司纷纷涌向北京，一个比一个急于同秦文彩他们商谈合作事宜。

“北京饭店后来住不下了，我们只能让有些外国公司的团队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有的甚至安排到圆明园内的一些老房子去了。当时北京除了没有几家像样的饭店外，我们还要考虑不能让外国同行私下串通，所以尽量把他们分开住。有个代表团被安排在颐和园旁边的一个临时小院子，那院子据说是彭德怀同志蒙难时住过的地方。对那些‘老外’谈判对手，我们起初还怕他们不高兴，哪知这群‘老外’见了有山有水的颐和园，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称赞我们‘照顾周到’、是‘中美友谊的象征’。”秦文彩说，“当时的北京饭店没有空调，一到会谈时，外宾们都个个西装革履，可会议没几分钟，他们全都大汗淋漓，又不敢说什么。最后还是我们穿中山装的张文彬副部长先把自己身上的外衣一脱，对‘老外’们说：‘天太热了，你们可以把西服脱掉，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礼仪嘛！’‘老外’们一听，顿时如释重负，纷纷卸下西装，并笑呵呵地私下称许：原来共产党的官员也很灵活、机智嘛！”

会谈，一次又一次；条件，一个又一个地商洽……6月中下旬至7月、8月的整个夏天，张文彬和秦文彩等中国石油部“海洋组”的同志们，几乎天天马不停蹄地在与高鼻子、蓝眼睛们周旋与谈判，其场面和情景绝不亚于几个“朝鲜停战谈判”。这中间，有争吵，有握手，有私下喝咖啡中完成一件在会谈桌上争执几天没有谈成的某个细节和条件，有散步间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把各自的“死对头”变成了朋友。总之，国门开启后的第一次中西方石油界的接触，是有益和彼此都得到空前收获的。

8月下旬，张文彬与秦文彩商议：可以把第一阶段会谈的成果向中央报告。“趁‘老外’的热情高涨，我们应该同他们签上几个合作协议。”“石油师”老政委扇着黑色纸扇，命令自己的老部下：报告写完后先送到两位老部长那里。

“是，我先起个草，最后你来定稿！”秦文彩把任务接了过去。他知道，报告应先送到余秋里、康世恩手中。

1978年8月12日，一份以石油部、外贸部和外交部名义向国务院上报的“油外字400号”请求报告这样写道：

国务院：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对今年赴美石油公司代表团汇报的指示精神，6月份以来，石油部先后与法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外国公司就海上石油勘探开发问题进行了接触。在接触中，我们谈到商洽合作形式，以及邀我考察和代我培训人员问题。在与美国宾斯石油公司的接触中，了解到世界有关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合作形式，主要有联合经营、风险合同、总承包、单项承包、支持服务等五种。目前采用较多的是风险合同，内容是：勘探如失败，所有费用由外国公司承担；若勘探发现油田，除须偿还全部勘探费用外，还要付给外国公司补偿费。以宾斯公司举的实例测算，每年从生产的原油中拿出285%给外国作为补偿费，并连续给15年。至于具体补偿费数，外商称还可再谈。

我们认为，我国南海珠江口盆地，面积广、水深、风险大，勘探程度低，如果把从海南岛到香港的145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分成四十八块（每块2800平方公里），分散挑出十到二十块（约占总面积的20%—40%），和美国等几家外国公司搞风险合作，则有利于我们利用外国公司的技术、装备，加快勘探开发海上含油有利地区；可为我们提供大规模勘探开发大陆架石油资源的系统经验、技术、装备以及所需的资金。为此，我们拟先同美国宾斯公司就风险合作条款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要多选择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至于补偿费的比例和期限，摸清各家的报价后择优签约。

关于考察培训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准备接受邀请，派专业人员前往。费用问题，可在合同内一并解决。

妥否，请指示。

报告发向中南海后，秦文彩和张文彬还拿过存稿看了又看，觉得这份报告把该写的都写进去了，而且从我方利益出发欲与外国进行的合作设想，可谓万无一失，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和满意的！他们甚至如此大胆地估摸着。

秦文彩则对参与同外国谈判的同事们说：趁中央的批示还没有下来的几天时间，大伙儿好好调整调整，准备迎接更繁重的任务！

“好嘞，这些日子光陪‘老外’吃西餐了，把我的胃都搞坏了，我得回家让老婆多给我弄点酸面汤调剂调剂！”有人乐呵呵地说。

时间过去大约一星期，张文彬办公室来电话：“文彩，老部长们有话了，你快拿文件去看。”

“怎么啦？他们有不同意见？”秦文彩听老政委的口气很阴沉，忙问。

“看了文件再说吧。”

秦文彩立即找来文件一看，“当时真像当头挨了一闷棍！”秦文彩回忆说：“我们原先以为余、康二位副总理肯定同意我们马上抓紧时间与‘老外’签约，在这之前，康部长不是还对我们说过，要一天干一个月的事。我们觉得经过两个多月与那么多外国公司通过谈判等大量工作，‘老外’又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迅速把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对外合作搞起来，尤其是我们的报告里说得非常清楚，也可以说是考虑得已经十分周到，比如先以美国一家宾斯公司做试验，等第一个合作成功了，就全面铺开。哪知余、康二位老部长的批示竟然是一盆凉水……”

余、康的批示是什么呢？

他们在石油部的报告上这么批示道：关于和外国公司搞合作，开发海上油田的办法，现在还处于初期接触阶段。还需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合作方式将有多种多样，暂不宜过早定死。可广泛接触，各种方式均要摸一下，然后选择最好的方式，再报国务院审批。

“这算什么事嘛？”

“前些日子还让我们一天要干出一个月的事，怎么转眼就来个‘暂不宜过早定死’？”

“是嘛，我们的调查研究已经够深入的了，谈了那么多公司，而且几乎都把国际上‘老外’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惯例，都摸得差不多了才确定的方案嘛！”

二位副总理的批示传达后，“海洋组”参与谈判的人一时转不过弯，老实说，连张文彬和秦文彩也心里直犯嘀咕：一向办事果断的余、康也不是这种风格嘛！对外合作是中央“3·26”会议上已经定下的方针，而且具体步骤也基本上是按他们二位老部长的意思行动的，怎么忙活了半天会是这种结果呢？

想不通！至少一时想不通。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石油部为了加快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不仅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对外合作工作，副部长张文彬还亲自出任总经理。与此同时，石油部还在天津塘沽成立了海洋石油勘探局，直属部里领导，原“石油师”一团政治处副主任马骥祥被任命为首任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塘沽是中国海洋石油勘探的发源地，1966年1月7日，石油部就在此成立了海洋勘探指挥部。十几年来，中国的海洋石油勘探一直在艰苦中摸索和进行着，由于技术和装备能力尚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渤海湾的海上石油成果进展不大，现在石油部借对外合作的东风，准备在此大干一场，塘沽再次成为中国海上石油勘探的大本营。张文彬自然忘不了用自己最得力的“石油师”干部作为即将拉开的“海洋之战”的指挥官。与马骥祥搭手的是共和国最早一批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工作的行家钟一鸣。

“太落后了！”这年5月，张文彬带着行将上阵的马骥祥来过一次塘沽海洋石油勘探大本营，这位“石油师”老政委看着自己队伍所用的那些笨拙而简陋的海上钻探设备，万分感慨地叮咛老部下：中国海上石油的水平，至少落后先进国家几十年，可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落后。所以，中国海洋石油的前景如何，首要任务是看我们搞石油的人能不能在思想上解放。如今中央大政方针已定，中国海洋石油工作成了国家对外开放的尖兵，做好做不好影响深远。而同外国人打交道，同资本家合作又是头一回。我们只有披挂上阵，尽量把可能考虑到的事都考虑好，这样才能打好对外开放之仗！

“请老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马骥祥向张文彬立下军令状。

“好！现在就给你一个字：快！北京的秦文彩他们与国外公司的合作协议一旦签下来，你这里就会有千军万马的各路队伍到海上来作业，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立即行动起来，干什么事都要求个快字！不快就会影响大局……”

“是，我们坚决按照老政委的指示办！”

马骥祥的回答令张文彬满意。从渤海湾回来，张文彬就一头扎在与秦文彩接待国外公司里面，并如旋风般进行了两个多月马不停蹄的、各式各样的会见和谈判。除了谈判和会见外，其实这一段时间里，张文彬一直在布置整个南北海域的海洋勘探队伍的相关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庆会战时，我也没有这么紧张和忙碌过！”大庆会战时，张文彬是余、康的副手，现在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战役，他张文彬是“总指挥”。一切步骤都得他拿主意，自然忙碌的程度会大不一样，尤其现在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任何一点点的遗漏和疏忽都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

“马虎不得！如履薄冰啊！”已过半百的张文彬每每在自己的部属面前，一边抽着烟，一边自言自语地笑着说这句话。

那几日，参与谈判的同志们对余、康的批示有不理解的情绪，牢骚话说了一大堆。张文彬听后很着急，其实他内心也是很不理解的。但作为石油部与“老外”打交道的“总指挥”，他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张文彬找来秦文彩商量对策，以便做好自己队伍的稳定工作，眼下还不能得罪那些“老外”。

秦文彩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同时对政治动向非常敏感。一天，他拿着一份报纸对自己的老政委说，我们这段时间光埋头在饭店与“老外”谈判，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张文彬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秦文彩说：“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比前一些日子更激烈了，现在是对‘两个凡是’的看法的争执，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大，连我们搞对外合作也受影响。”

“这是咋说的嘛！”张文彬有些起急。

秦文彩朝他摆摆手，随即拿出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邓小平视察东北时的讲话。秦文彩的脸上闪着光芒，给张文彩念了起来：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啊，小平同志说得对！现在我们与外国公司对外合作还处在半保密状态下的工作，已经有人开始说些风凉话了，如果一旦公开到社会上，我估计说我们背离毛泽东思想、与外国资本家打得热火的风凉话可能就多了！”张文彬突然情绪激动地挥动着双手，仿佛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伏在桌子上的秦文彩眼睛盯在报纸上，用右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老政委将情绪安定下来，说：“下面这段小平同志的话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听：经过几年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外国人也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是邓小平说的话吗？”张文彬兴奋地凑到秦文彩的身边，抢过报纸要看。

“当然是他的原话！你看看最后一段。”秦文彩指了指报纸的左下方。于是张文彬一字一句地念着：“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

“痛快！小平讲得深刻而明了！文彩，依我看，我们在党中央和余秋里、康世恩二位老部长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同外国人搞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合作的方向没有错，确实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经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央的统一步骤下，有条件地与‘老外’谈判合作，最终实现把我国的海上石油工业发展起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看这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嘛！”张文彬两眼闪闪发光地询问自己的战友。“而且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秦文彩说得更加肯定。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张文彬突然一转话锋，道，“我看我们要正确领会余、康二位副总理的批示精神。这一段时间，我们接待了那么多外国公司，头脑有点发热，加上外国公司那么争先恐后地要与我们合作，于是便急于想签订几份合作协议。动机毫无疑问是对的，可对外合作这么大的事，国家第一回，我们石油人更是第一回，要慎之又慎。因此，余、康副总理要求我们多搞调查研究，要多摸摸各种方案，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一方面我们在与外国公司合作方面是外行，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开发石油项目的形式花样也多，不摸透，不熟悉所有情况，我们肯定会吃亏。”

“我同意你的分析。吃点亏，中央能谅解我们，但大亏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这不仅仅是国际间的买卖问题，而是国家的长远利益问题。”秦文彩说。

“好，我们分头做工作。”张文彩这位老将好像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年富力强的秦文彩更是雷厉风行。之后的几天里，他们把参与同外国公司谈判的同志们叫过来，或单独开会，或集体开会说明余、康二位副总理的批示，不仅非常正确，而且非常及时。“现在外国公司与我们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的事，他们很着急，我们自己呢也很着急，但两者之间的着急出发点不一样。他们着急，是想早点进入我国，早点赚钱。我们着急是怕失掉机遇。人家虽然着急，可谈判时他们懂行，我们着急，但对国际间的合作谈判是外行。同在着急之中，吃亏的是谁？肯定是我们呗！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所以余、康副总理的批示既及时，也非常正确。”

“这么一说，我们想通了！没说的，大方向你们领导把握着，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对，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等待接受任务呢！”

张文彬和秦文彩看着自己这支政治头脑始终清醒、工作精神始终饱满的战斗队伍，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同时内心也深受鼓舞。

“好，下面我布置下一步的行动。”张文彬站起硬朗的身板，挺起胸膛，像当年命令他的千军万马，“根据石油部党组的布置，并报中央批准：一、立即派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考察团，带着不同的考察内容到不同国家进行新一轮的考察；二、考察的对象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挪威等石油技术发达的国家，也包括像巴西、科威特、喀麦隆、伊拉克这些发展中国家……”

“了不得！这回我们石油部上上下下都得动起来了！”

“哈哈哈，我们都要出国啦！”

“这回我孩子嚷嚷的‘三大件’有着落了！”

私下里，石油部机关的工作人员皆在窃喜。那个时候，谁能出国，就是一种待遇。因为出国不仅可以有一些服装补贴，还发一些零花钱。多数人为了省下这些零花钱给家人和朋友们带回些外国日用品，省吃俭用，宁可吃麦乳精、饼干（那时连方便面也没有）是常事。

然而中国的石油人对出国则抱有另外一种心情：他们知道自己是代表国家去学习、去取经、去练就本领，回来好跟外国人较量、比试——其实我们就是国家对外开放后的第一批“侦察兵”，去深入资本家的老巢，摸它的情况……

即日，以部长宋振明、副部长张文彬、焦力人、秦文彩、闫敦实和闵豫、李天相等石油部的大员们，几乎倾巢出动，各自带了代表团，组成不同任务的9个团队，历时半年多时间，先后访问了欧、美、非、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邀请了20多家国外公司到北京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短时间内派出和接待人员最集中、代表团最多、频率最高的一次“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交往活动。

中国的石油人和外国的石油人几乎有同样的感觉：这回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彻底地打开了！

美国的白宫和法国的凡尔赛宫以及英国的唐宁街10号，都在异常兴奋地关注着中国在这一时间里所发生的急剧变化。

卡特总统前几天还为伊朗国王访美时受到的抗议示威活动愤愤不平呢！那天他在白宫草坪上为巴列维国王举行欢迎仪式时，原本想借此拉回点面子的卡特企图利用这一仪式向自己的国民证明他的政府亲近巴列维国王的政策没有失败，结果仪式一开始便受到了巨大的抗议浪潮，白宫前闹成乱哄哄的一团，警察不得不使用高压催泪水枪驱赶抗议群众，结果催泪水枪发出的催泪雾剂，弄得国王和卡特本人都睁不开眼。

“总统的眼睛好些了吧？”那天晚上10时，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突然被总统叫到白宫，他看着总统红红的眼睛，关切地问。

“不会好得那么快。”总统余怒未消地请施莱辛格坐下，然后操起电话，让中央情报局局长也马上赶到白宫来。

壁炉旁，总统一手不时捂着眼睛，一手拿着桌上的几份情报，对自己的能源部长和情报局长说：“我们今晚必须把中国的情况认真研究一下，这段时间中国石油部门正以前所未有的动作，在向世界各重要石油国家进行访问考察，这样一个‘反常’的行动背后是什么，我们要弄清楚。”

施莱辛格和情报局长的脸色立即严峻起来。他们认真听着总统的每一句话……这一夜，白宫的灯光一直亮到东方拂晓。

最后，白宫三巨头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在1978年底连续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尤其是后一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已经全面掌控了中国的最高决策权，发展经济被中共确定为全党的中心工作，所以以发展海洋石油工业为先导的对外开放将大大加快步伐！

“这是上帝恩赐的机会。我们决不能落在日本和法国的后面！”卡特向施莱辛格下了死命令，并说：“国会已经批准了我们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提案，不久我将正式邀请邓小平先生到华盛顿来，我会向他重点提出石油合作的事宜。”

身材高大的施莱辛格博士听后，兴奋地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做了一个优美的旋转动作，然后得意地说：“OK，总统和我将在中国问题上，再创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的伟大业绩！”

情报局长则说：“我会马上摸清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考察欧洲诸国的相关情况，并迅速呈报总统和施莱辛格博士。”

此刻，大洋彼岸的中国北京，人们正以从未有过的喜悦心情，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尤其使中国的石油人感到异常振奋和鼓舞的是在即将过去的1978年，他们有太多的激动人心的大事件，最值得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石油行业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军；二是这一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了1亿吨。

中国从此真正跻身于世界石油大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