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中，中国曾经远远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但在晚清时代落后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彻底败落于世界强国的标志年代。石油经济的历史变迁，情况与之十分相似。中国是最早发现和运用石油的国家，公元100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就在《汉书》中有过“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记载。而“石油”一词则是我国九百多年前的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的，并认为中国的“石油至多，于地中无穷”。

然而，真正的工业化石油开采，中国又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海洋石油开采的历史更是落后了西方半个世纪左右。1978年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海上石油开采，几乎是零。渤海湾和南海领域有过一些船只，但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成为什么气候。

可是这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已经相当成熟。美国的墨西哥湾大发现自然更不用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挪威和英国先后在欧洲的北海发现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和福底斯特油田，使挪威和英国所拥有的北海油田储量分别达到575亿桶和154亿桶，一向依赖石油进口的英国也一跃成为主要产油国之一。整个西欧的石油储量几乎与美国相等，仅北海的石油产量就达到200万桶/天。地处中东的海湾国家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则更早、更广泛和更大规模。苏联时代在里海的石油大发现，同样是激动人心和让人产生妒忌的。

当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被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巧妙的手段开启后，石油人成为了开路先锋，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则是具体的战役和战线。与数家外国公司的地球物理勘探协议签订后，用康世恩的话说，这仅仅是“报了一个幕”，下面的戏怎么唱、好看不好看，全在编剧和演员了。

当然，戏要好看，导演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过去对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全程领导指挥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这样的陆上大油田勘探开发的康世恩、张文彬，也仍然对海洋石油工作所知无几。这时摆在中国石油人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当外国的先进勘探和开发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平台一艘艘载着设备和众多人员进入我主权之内的海域进行作业时，我们如何管理、如何衔接、如何按合同程序和国际工程管理法律条例履行自己的职责，成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老外”办事，风格独特，一旦合同订下，一切按合同办，哪条哪款没有履行，你就是出于好意让他挪动个屁股，他都会来一句“让我的律师跟你说话”。

中国石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海洋石油基本上是“海盲”。而形势又迫使“海盲”必须与“海盗”（精通海上石油勘探的人常常这样戏称自己）较量。政府赋予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的基本要求又是“必须赢”，当然最好是“双赢”——在无法实现“老外”与我方都能满意的时候，允许“老外”多赚点钱，而我们自己则必须学到技术、找到真正的海上新能源。

不难看出，政府赋予石油人的责任是：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与外国公司合作有多大困难，我方必须占有绝对主动权，找到油源和学到本领是目标，必要的一些学费可以花，但要花在刀刃上。

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这三位都是军人出身的老石油人，尽管解放军的战史上很少有他们的战争功绩记录，但要论在石油战线的工业战役，他们个个打得漂亮而精彩，可以称得上是“百战百胜”、“智勇双全”的将帅。然而面对已经或即将在中国海域布阵的外国石油勘探开发船队，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管理团队的统帅与最高指挥官，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紧迫感。

海上石油勘探开采风险本来就大，现在又是外国公司在做主力军，“海盲”的中方又作为业主，这样的风险等于加大了无数倍。难怪连已经离开石油部而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都不得不在日理万机时仍然放弃一些必要的工作，不惜率团万里迢迢去学本事……

康世恩在北海摸“石头”

中国也有一个地名叫“北海”，但中国的北海在广西。我们这里说的北海在欧洲，是隶属于英国、挪威、丹麦、荷兰和德国等国家的广袤海域。1969年，正当世界石油进入又一个危机阶段，埃克菲斯克公司在挪威所属的北海海域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之后英国、丹麦、荷兰、美国等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纷纷扑向北海，形成了一次世界性的海上石油勘探大高潮。其间除发现埃克菲斯克油田外，还发现了西索尔气田等世界级的大油气田，北海因此成为仅次于中东波斯湾和墨西哥海湾的世界第三大海上油田，面积达62万平方公里，当时（1979年）的原油产量达1亿吨左右，另生产天然气750亿立方米。由于北海油田发现的时间更接近当代，又因北海油田的勘探开发更多地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公司招标形式，因而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国际间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模式，科学而公平，为后来的国际间海洋石油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照。

“就去北海摸‘石头’！”康世恩不愧是老练的石油战略家和杰出的石油管理领导者，他在出国准备阶段，就同石油部宋振明部长等谈话时选定了欧洲的北海油田作为自己考察学习海洋石油管理工作经验的目的地。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领导人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流行语，后来也成了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后的又一句经典语言。

“地球物理勘探的开始，只是我们整个海上石油开发的侦察阶段，真正的对外开放战役是在后面的招标。招标，等于是把我国所确定的那些准备开发的海上石油区域，分配给各个外国公司去完成实施计划。等于是放手让人家替我们去打仗。赢了输了，对外国公司来说，就是赚钱与赔钱的事，可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赔钱与赚钱的事，而是国家石油开发战略的方向性问题。只有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成功，就是最好要打出油，最起码是得把海底的情况摸清楚。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可是摸着石头趟海。要准备喝几口咸水，甚至可能还要淹死人，但我们不能怕，怕就无法学到本领。”康世恩在1980年5月至7月4日这一次时间最长、访问最深入的“北海之行”中，一路上与宋振明和随团同行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陈锦华等，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话。

康世恩一行的第一站是挪威。作为北欧小国的挪威，过去一直是个贫油的进口国，但北海油田的发现，使这个美丽的欧洲小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同时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挪威政府对中国人民始终抱有友好的态度，康世恩一行的到达，被认为是开放后的中国对挪威的一种友好姿态，因而受到包括首相在内上上下下的热烈欢迎。当中国代表团期望在这里学到些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中的国际经验时，挪威能源部门和各石油公司表现出了少有的真诚和无私，他们对康世恩等中国石油界同行说，在北海的挪威石油公司，你们中国朋友可以随便看，有什么要问、要咨询的，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挪威是我们中国在进行国际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合作过程中，最具有价值的好朋友之一。”秦文彩用这样的话评价道。

“啊——这儿太伟大、太气派了！”站在北海油田的平台上，年届65岁的康世恩仿佛又回到了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玉门油田时的情景……同样是激动，但此刻这位中国石油领航人所激动的是被西方世界一座座耸立在碧海蓝天下的先进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所感染、所冲动……“这就是先进生产力！这就是国际高水平！”康世恩一次次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宋振明等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团员们说，“看看人家已经发展到这个水平，我们现在的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和能力，好比过去我们跟蒋介石打仗一样，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他因此再三向同行的中国石油人说：“要想在中国的海底找到油田，就得放下架子，虚心跟人家外国公司学习。”

“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有许多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拜其为师。我们跟资本家搞在一起，不是学他们腐朽的东西，而是要学他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成熟的国际工程承包经验与法律知识。要有荷花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康世恩为中国石油对外合作工作所提出的“荷花精神”，从此成为中国石油事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战场的指导方针，并且引领中国石油人一直走到今天……

“你和你的团队如此真诚、好学，给我和我的国家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在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紧握着中国石油领袖人物康世恩的手，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意。

北海油田的成功开发和有今天如此伟大的业绩，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十个字：智慧、首创、风险、投资、耐心！“北海之行”让康世恩一直处在高度兴奋和情绪激动之中。回到中国，他立即把张文彬、秦文彩等叫到自己家的那个小会议室，连续开了3天的专题会议。从接管玉门油田到参加大庆会战的张文彬和秦文彩等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康世恩这么激动过了——他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北海油田上的智慧，是在先进科学技术指导下的智慧，这地震地层学就像我们的医生掌握了X光一样，把海底世界透视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什么？说穿了，就是掌握了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的人的智慧！但有智慧还不够，人得有点精神，这精神中首创精神顶重要！北海油田的成功发现和成功开发，都是世界石油史上的首创，它集国际石油技术与队伍之大成、之精华，从而才开创了北海神话。整个北海油田是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的共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它的前提是：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则。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是人类对地球上所有能源开发中的最大的风险性作业，这种风险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搏斗的风险，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可能的水中捞月一场空的彻底失败！但冒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它既是对资金投入的科学检验，同时又是对石油人的信心和意志的考验。一个北海油田，600亿美元的投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海洋石油投资的巨大，巨大到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漫无边际。如此浩大的规模，让我们看到了奔向大海的事业是如此的壮丽和伟大，同时又是那么的险恶和莫测。这就更要求我们抱着科学的态度，抱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每一个铜板的珍爱和怜惜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不负使命。但，海上找油，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难，奥妙无穷。大海充满诱惑，又充满神奇，海底世界的复杂性，海上作业的不可测性，等等，等等，都构成了海上石油开采与开发的艰苦与艰巨，漫长与渺茫……只有充分的耐心，百倍的耐心，持之以恒的耐心，才有可能收获，才有抱到大金娃娃的一天！

“这就是我们考察外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所摸到的‘石头’！有了这样的‘石头’，我们才能过得了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这条长长的河、充满急流险滩的河！”

康世恩激情澎湃地总结和归纳了海洋石油的“十个字”及另外的“六大特点”，后来被石油人称之为“康氏模式”，或叫“中国海洋石油模式”。

王涛、卫留成等人的“疯狂英语”

王涛，中国石油部的最后一任部长、“中石油”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他任“中石油”公司总经理时，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他的副手。

卫留成，现在的海南省委书记，昔日的“中海油”第四任总经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王涛和卫留成，都是石油部下属的二级单位负责人，年富力强。尤其是王涛，那一年他被张文彬和秦文彩紧急召到曾有中国石油“总参谋部”之称的涿州，参加由石油部挑选的一批旨在对外合作所需的“混合委员会”和资源评估委员会培训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回炉。”王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专业人员，回国后一直在石油一线冲冲打打，那回他被部里通知到涿州参加培训，一见讲台上给他们上课的竟然是“老外”，王涛和120多名来自石油战线身经百战的精英们惊愕得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听张文彬、秦文彩等领导作动员后，王涛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从这一天起，他和他的这些长年打滚在油田的“油耗子”们将要大开洋荤——与外国人打交道了！

“我回国近20年，光当局长也有15个年头了，这回好，改革开放，又让我们从头学起。”王涛和他的这些满身沾着油腥味的“学友”们兴奋不已。

“我在混合委，你呢？”

“嗨，你好啊，混合委、混合委，混混就会了嘛！我苦了，是评估委的，也不知这资源评估委员会是干啥的？”

学员们相互打趣着自己未来所学的专业。动员会上，经张文彬副部长一番动员和解释，王涛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资源评估委员会，是为了国际招标，业主国家需要对自己区域内的资源进行评估所设立的专门人才，其目的是为了与合作者进行最终的资源上的“讨价还价”。所谓“混合委员会”，是指对外合作项目中，中方与外方需要组织共同的管理层面的一个混合委员会。

“参加培训班的同志，都是各油田的一些领导和技术骨干，是经过部党组反复商议、慎重选择才最后确定的，你们是中国石油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第一批突击队员，将承担着我国的石油立法、与国外公司的合同谈判、资源评估、混合管理等等重任，而所有这些事，过去我们谁也没有干过，也是国家的空白。你们的任务是：学好本领，准备与多国部队作战！”张文彬以军人特有的语言，向自己的属下这样说。

“这回我们要在海上真干了！听说洋鬼子要领导指挥我们呀？”有人担心。

“张部长不是已经说了，我们的石油战略将向海上转移，大干是肯定的，而且是‘多国部队’参与干。这可不代表一定是洋人指挥领导我们嘛，要知道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是帮咱干。主人是咱！这一点不能含糊。”

“我说嘛，在我们的国土上，让我们做三孙子，这怎么成！”

“你这话也不全对。我们请外国人帮助咱在海上打井找油，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及资金都不够。既然这样，我们就得虚心向人家学习，不存在谁当三孙子的问题！再说了，海上找油，你我都没干过嘛！为了国家找到油，你当一回三孙子又咋啦？”

“可不，人家是洋老师、洋专家，我们好好跟人家学点真本事才是！”那些日子里，学员们各种议论都有。但最让他们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学外语。

“学好外语，就好比当年我们跟小鬼子打仗一样，你得把枪法先练好！”张文彬用通俗易懂的道理教育他的这些扛钻杆的属下。有人还把秦文彩访美期间的一件轶事传到了学员们中去。那是秦文彩第一次与孙敬文、李人俊带团到美国考察，因为团员中许多中国石油人不懂英文，“老外”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时，常常闭着眼皮想睡觉，唯独重任在身的秦文彩总是一本正经地睁大眼睛“听”人家介绍，后来“老外”对他格外看得紧——因为在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首次访美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是派了一位情报官，以“接待官员”的身份一直跟着中国代表团，这位情报官后来对秦文彩表现出格外的“热情”。一直到代表团离开美国前，秦文彩才知道自己被特殊看重的原因：美国人以为除了翻译外，他秦文彩是懂英文的。

“其实，我是真正的土八路出身，除了‘OK’、‘哈喽’外，我懂个鸟！”回国后秦文彩自己这么说。

“哈哈……秦部长这叫不懂装懂，迷惑敌人啊！”

“是啊，首次交手，不懂装懂，还能对付一阵，但以后我们要天天与‘老外’打交道，再装懂，恐怕让人家卖掉了也不知道啊！所以，中国石油人要想实现海上找油的突破，学会些真本事，就要像我们当年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仗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外语，就好比我们的钻工学开钻机一样，这是硬功夫！不好好学，就会吃亏、打败仗的！”张文彬用这样的话勉励学员。

“学外语，好比钻工学打钻！”这话在涿州石油勘探外事培训班上流行一时。

集训开始了，这些昨天还在自己的钻井队上想着自己的进尺、或在野外的沙丘上寻觅埋藏在茫茫地下的那些神秘构造的石油人，从天南海北汇集在一起，带着找油职业特有的激情和敏感，如同大漠中寻找清泉一般，如饥似渴地拼命奔跑着、争先恐后地学习着所有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布置的“规定动作”……这其中，英语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所有未来与“多国部队”合作的事宜，必须掌握英语。这“掌握”可不是一般的“你好”、“吃饭了没有”这样简单的会话，是国与国、是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交流与较量，甚至随时可能是毫不留情的交锋。

《石油英语900句》，这是集训班上每个学员人手一册的主要教材。这些过去在各油田为国家建立卓越功勋的石油人，现在他们在涿州为了与别人比试自己的本领，拿出当年铁人王进喜与1202钻井队赶超世界钻井纪录一样的劲头，老大一把年纪，却常常为争夺一张课桌、占据一块自学的有利地形而争得脸红耳赤。

“老王，你的声音也太大了！能不能降下三个分贝嘛！”王涛的嗓门高，一旦读起来就震得旁人无法学下去，为此学员们联合起来，把王涛东赶西揍。无奈，王涛只好躲进唯一属于自己的地盘——那顶蚊帐内。

“好家伙，老王真行啊！你的白蚊帐咋都成了花蚊帐了？”有学员发现，王涛把一张张写满英文单词的纸条贴满了蚊帐内侧。

“这样方便嘛！你看，我躺下时，满天的英文就灌到我脑子里来了；睁开眼，又是满世界的English飞进我的视野……这叫强制英语学习法！”王涛摇头晃脑地在学员老哥们面前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学习窍门。

涿州培训班后来被王涛等学员称为中国石油改革开放的“黄埔一期”。当时有两项成绩让他们非常自豪：一是参加业务考试的87人，平均分数达到了898分；另一项英语考试，平均分数达888分。

“你们这批人，可以在中国开放后的石油战线上至少干上15到20年！”培训班结业时，张文彬挥舞着拳头，到现场为学员们鼓劲道。

“事实上，这批骨干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一直是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头羊，他们中不少人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仍然在为中国石油做着有益的贡献，有的则在其他重要岗位发挥作用。”那天，秦文彩的办公室里，一边给我数点着当年自己麾下的那些将士的名字，一边深情地说道。

在长长的人名中，有一位的名字我比较熟悉，他就是现在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石油部出大官，并不稀奇。过去余秋里、康世恩当过副总理，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都是石油部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初时的卫留成，还属于“少壮派”人物。在石油部的那次“摸石头”的大学习中，他是被送到“西外”——西安外语学院进修的那一批。

“Did you to school by bus or on foot？”第一堂课，外籍老师就向卫留成他们这批石油学员问了这样一句话，意思是：你们到学校里来，是乘车还是步行的？

什么？他在问我们什么？坐在课堂上的学员们一个个不知所措地相互看着，谁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卫留成，你不是说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都是英语嘛，你怎么也成了哑巴？”同是长庆油田来的吴中易、卢泰兴等悄声问卫留成。

“成天在山沟里钻，早还给先生了！”卫留成涨红着脸，瓮声瓮气地嘀咕了一句。

讲台上，那位外籍老师无奈地摇摇头。卫留成等人分明看到台上的老师在怀疑他们这批成年的中国石油人还能不能学会ABC……

“拿下！坚决拿下！”卫留成等油田人的心被刺痛了：咱中国石油人从铁人王进喜开始，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服过输？不就是26个字母吗？我们一个个吞在嘴里把字嚼都嚼碎了不是！

对，不就是26个字母！吞进嘴！嚼碎它！

吞进嘴！嚼碎它——！

卫留成和长庆油田的“西外”进修生们从此跟“English”较上了劲。那时可以借鉴的学习工具和课本极少，除了固定教材几乎找不到可以借助的其他英语书本。可是每天深夜，学员们发现卫留成总在被窝里叽里咕噜地干什么不安宁的事——秘密后来终于被发现：

“家伙，你在偷听《美国之音》！”

“嘘——我是跟着练发音呢！”卫留成紧张地按住伙伴的嘴，让他千万别透露自己的“秘密”——那个时候，《美国之音》还常常被视为“敌台”哩！如果再往前推几年，谁偷听《美国之音》就可能被抓起来，甚至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帽子呢！

卫留成的方法很快被学员们效仿：他们先用录音机偷偷把《美国之音》的相关节目录下，然后慢速播放，一个一个单词地辨听、跟读，不懂就翻《英汉词典》……这方法后来几乎成了全体进修生的有效武器。不过，很快他们每人一本的《英汉词典》被“蹂躏”惨了！

三个多月过后，卫留成奉命进京，到中国南海西部公司与英国BP公司联合管理委员会任中方首席代表。当他上秦文彩处报到时，秦文彩差点没认出这位往日一向壮实的汉子，“你怎么换了一个人似的？”秦文彩心疼地打量着瘦了一圈的爱将，问。

卫留成腼腆地笑笑，只好如实招来：“都是‘疯狂英语’给整的！”

到新单位——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报到的卫留成发现，在石油部党组统一部署下，张文彬、秦文彩掀起的石油系统的“疯狂英语”之风已经到处在强劲地吹着——就说卫留成的新单位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吧，就抽调了90名一线骨干，送到华东石油学院进行“疯狂英语”培训，且时间长达一年，完全的脱产学习。

在渤海湾的另一个地方——山东龙口，中国海洋石油的另一个开拓者钟一鸣，则更加“疯狂”地做着一件事：创办“龙口大学”，分设“普及班”、“强化班”、“提高班”。

“为了提高学员的英语水平，我们要请外籍老师来授课。”钟一鸣指示教育培训处长左焕奎想法找“老外”来任教。左焕奎随即通过香港华安基金会，将泰勒博士与多尔夫妇请到“龙口大学”。

开课不久，突然有一天“上面”来了几个人，责问钟一鸣他们：“你们知道泰勒夫妇是什么人吗？”

“是外国人呀！”

“除了外国人还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钟一鸣他们给前来调查的人问得有些糊涂了：“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英语水平高，他们是很好的英语老师。”

“错！他们还是基督教徒！”

“他们是基督教徒，跟我们请他们教英语有什么关系嘛？”钟一鸣的鼻孔里哼地笑了一声。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培训的石油学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让基督教徒当老师呢？”

“笑话！我们就让泰勒博士他们讲英语课，教我们的学员把英语掌握了，他‘老外’爱信什么教碍我们啥事！”

“那……出了什么事，你们可得自己负责。”

“负责就负责！想吃猪肉，还管杀猪人是吃素还是吃荤的？真是的！”钟一鸣又气又好笑地目送走了来调查的人，对属下左焕奎说：“让学员们把嗓门拉大了，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是在学英语！”

“We learn English（我们在学英语）.”

“……Learning English for our modernizations（我们学习英语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老帅邱中健、邹明领衔的“总参谋部”集体搬“石头”

在中国石油队伍里工作过的人，有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晓。他们一位叫邱中健，一位叫邹明。这两位老先生现在仍健在，他们先后接受了我的采访。

邱中健，现年75岁，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早在十几年前我在写另一部石油作品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他是被国家表彰发现大庆油田的十几位重要地质工作者之一，而且还是勘探胜利、塔里木等重要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

邹明，现年93岁，健康地活着。在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拜访了这位只身冒险从垂死的国民党手中，历尽千辛万苦运回30多万银元到玉门油田，使新中国完整无缺地接收了中国人自己发现和开发的第一个油田。邹明老先生在旧中国时代就是“中国石油公司”副总经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夜为保护玉门油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十年前的邹明，已经是64岁的高龄，在“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埋伏特务”，在秦城监狱蹲了7年之久。与邱中健一样，在中国石油对外开放的重要关头，是康世恩亲自点名邹明到涿州接受新任务的。

“老邹啊，‘文革’里您老吃的苦最多，我没有保护好您老啊……”那天，康世恩专门跑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找到不久前才落实政策安排到这里工作的邹明，紧握着老友邹明那双皮包骨的双手，哽咽着说道。

“哪能怪你呢？你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嘛！”邹明看着年龄相仿，却同样显得十分苍老的康世恩副总理，连声说道。

康世恩和邹明很早就认识，玉门油田就是康世恩从邹明手中接收过来的。后来，康世恩任西北石油局局长时，邹明是副局长。1950年，康世恩从西北带着9个人到北京，参加组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工作，邹明便是这9人中的一个。这位业务出身的老石油人，为人正直，深得康世恩的器重。在大庆油田会战时，是康世恩得力的后勤部长——主管会战的物资供应。

“邹老，现在国家要对外开放，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海洋石油。您老在旧中国时代就与外国石油公司有过诸多的合作经验。我知道，新中国成立时，大陆上留下的那些石油装备，基本上都是您老在二战时期到美国两年采购过来的……这回我们又要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海上找油合作。这活儿，除了您，基本上都没人干过，所以我特意请您老出山，给年轻人指指路！”康世恩是这样躬着腰恳求老友的。

邹明是个典型的旧时代的老知识分子，他见身居副总理要职的康世恩如此恳切，连忙应诺：“哎呀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只要世恩你认为我这只老牛还能拉一程犁，我就上！”

“好！老马出山，一个顶仨！”康世恩高兴地大笑起来。

邹明就这样，与邱中健等石油部老资格的专家，怀着为共和国新一轮的石油辉煌，不顾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人，离开京城，到涿州小城，在石油部对外合作的“总参谋部”挂帅，亲自领导一场全新的“石油多国之战”。

石油部缘何出了个“总参谋部”？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石油对外合作项目的全面展开，自1979年5月份开始，在我国南海、东海和渤海湾的两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突然聚集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挪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十几个石油公司的物探石油勘探船只。一时间，飘荡着“万国旗”的“多国石油部队”在我规定的海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地震物探大战”。其战场的情景令近海的中国人感到新奇与惊愕。新奇的是，大海的底下在不停的轰炸声中卷起阵阵滔天巨浪——地球物理勘探是通过地面爆炸引发的地震波原理所进行的一项技术工作，它是现代技术找油的主要科技手段。地震物探开始之后，需要对野外地震资料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处理，这项任务繁重而艰巨，它既关系到中国石油对外合作项目的成败，同时更重要的是发现我国海洋油田的根本，因而石油部为了获取外国公司在我国海域所进行的地震工作成果，组成了强大的技术队伍。在涿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国海洋资源评估委员会，邱中健和邹明这两位老将，被点将领导这支队伍。尤其这个海洋资源评估委员会承担的责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个海洋石油开发的全局，所以被惯于用军事论战的张文彬、秦文彩等部领导称为当时的石油部对外合作项目的“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秉承余秋里、康世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会战时创立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当石油部党组决定成立海洋资源评估委员会，便有人在涿州石油部物探局招待所迅速腾出全部房间，让给邱中健、邹明领衔的近200名精兵强将入驻此地。

一时间，小小的涿州物探局招待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天人声鼎沸，从1980年那个夏天开始，这里便再也没有安静过一天……

而此时，在我国沉静了几万年的广阔海域，一场空前的“多国部队的海洋之战”正已进入白热化程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许多地方的百姓还整天在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忽然有一天他们往大海近处望去，突然间发现了我“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域怎么会飘扬起了“外国侵略者”的国旗？“当时有不少地方的民兵和人武部自动组织起来，正要对付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侵略者’，要不是我们及时向地方政府和武装部门取得联系，还真不知会出什么意外呢！”有位海洋石油工作者这样告诉我。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心态：新中国经历了从被别人封锁到“文革”十年自我封闭的几十年岁月，我们的人民几乎一直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看着唯一的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走过来的，祖国高于一切，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统一信仰，谁越出一步，谁就可能被视为“卖国贼”。

“卖国贼”的名声可不是闹着玩的。

秦文彩等中国石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没少被人这样骂过。什么叫忍辱负重？大概秦文彩最能回答这样的感受。

但像邹明这样的老石油人，当第一次听到因为自己参与同外国公司合作的工作而被人辱骂时，他真的愤怒了：老子什么时候卖过国？如果我是卖国贼，为什么当年蒋介石和美国人千方百计想拉拢我和一批老石油人毁掉玉门油田时，我们冒死要保护它呢？别看邹明一辈子弱不禁风的身板，但爱国和干石油的骨气却是异常的硬朗。来到“总参谋部”，邹明老先生接受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宋振明部长于1980年6月出访欧洲回来，就交给他一大摞英国BP公司北海油田的经济运算资料，说：“老邹，这一大堆洋玩意儿，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看不懂，你早年出国留过洋，看完后给大伙儿讲讲！”

“行。交给我吧！”邹明没有说第二句多余的话，便操起唯一的一台老式计算器，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总算把BP公司在北海的二十几个油田经济分析资料批复演算了一遍。

做完这件事后，邹明向年轻的部长提了个请求：“我们该有台像样的计算机了！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早在四五十年代就有了大型计算机，并能通过自己编程序进行经济运算了，可我们还在用简易的手工计算机运算，怕下一步会给国家大规模开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带来严重的滞后与阻碍。”

“老邹，你的想法正是我一直伤脑筋并且全力求得中央有关部门全力支持的一件大事！‘面包会有的！计算机也会有的！’”宋振明部长还是当年指挥大庆会战时那样充满朝气，他那虎虎生风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邹明他们。

邱中健是整个“总参谋部”——资源评估委员会的“总参谋长”，他受副部长阎敦实的领导，直接组织指挥汇集到涿州的近200名石油精英，开始了一场特殊而艰苦的激烈战斗——根据各国公司所获取的物探资料，准确评估出海洋区域内的地质结构和石油储藏量，简称“资源评估”。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为下一步如何开发我国海洋石油提供精确的规划和数据，用军事用语来解释，就好比大决战前，“总参谋部”为整个战役提供详尽的作战依据和作战方案。

“对外开放前，我们中国的石油人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海洋上找油的经验几乎是零。与外国公司合作的大门一开，了不得呀！到涿州的头一年，我们就从外国公司手中接过了重达130多吨的原始地震磁带、报告和图件等，所有这些资料，都得靠我们这近200人的技术人员将它分析、解释和整理出来！现在想起当时的工作情景，我还觉得实在太难忘……涿州离北京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可在那两年中我记得也就回过三次家，那也都是回部里开会顺便到家里看一眼就走了。大家都是一个样，一心想着干活！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在我们手里耽误一天，国家损失的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美金。那时候，国家还很穷，1美金外汇，好比现在手上10000元人民币似的。那真叫珍贵哪！”邱中健回忆道。

后来我从秦文彩和其他参与涿州“总参谋部”工作的同志那里了解的情况，证实了邱中健的话。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石油人要比普通中国人早感受了五年乃至十年的光阴。

与外国公司合作，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家”对效益和利益的格外看重。你中国不是与我订了合同吗？既然订了合同，你就得按合同办。拖延一天，你就得赔一天的钱！中国人吃惯了大锅饭，也干惯了长官意志的事，于是也就常常不把时间概念放在眼里。可“老外”不干，你拖延没关系，可你得赔钱！成倍成倍地赔，而且还必须赔外汇！

中国石油人急眼了！延迟一天，“老外”得让我们赔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这咋吃得消？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让“老外”宰咱！不让人宰你就得拼命地干。

余秋里和康世恩两位政府副总理，那时都得常常为国家少花还是多花几个外汇要掐着手指算，咱小小石油人还能怎样？

秦文彩有一天到涿州检查工作，老伙计阎敦实跟他开玩笑道：“我现在这儿快成‘西点军校’了，以后假如你管海洋石油，我的这些精兵强将，你可得全给我收编！”

秦文彩抱起双拳，笑言：“那我在此先谢了！”

果不其然，秦文彩往物探局的招待所四楼、五楼扫了一眼，内心真是感动：大热天里，上百名国内可数的石油专家，拥挤在连台摇头电扇都没有的简陋楼房内，办公、住宿合着用，唯一的“好处”是，白天上班能穿“大裤衩”，深夜能在凉台上透透凉……

秦文彩听邱中健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邱中健和龚再升、王善书等专家仅用两个星期，审完了平时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审完的100幅构造图。“涿州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一心一意，除了睡觉，连吃饭时大伙儿常常端着饭碗还在研究讨论图纸，那种劲头，跟当年余、康指挥大庆会战的创业时期不相上下。”年届75岁的中科院院士邱中健，今天谈起涿州“总参谋部”的那段经历，依旧激情澎湃。

“我还给你讲一件事。”邱中健说：有一天深夜，负责外国物探资料接收工作的陈泽芬，接到一份美国埃索公司地震处理资料当夜11时到北京机场的电报，这份电报上说，所有空运的资料必须在6小时内从机场卸完，因为埃索公司租用的美国飞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在北京国际机场停留的时间仅有6小时，超时罚款，且数额巨大。

陈泽芬找到了物探局生产科的张志远。“这深更半夜的哪儿去找人找车呀？”张志远有些为难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6小时之内把资料卸完，不仅赔不起，而且在外国公司中会产生极坏影响。无论如何也得想法把车和人都找到！”陈泽芬一边擦着额上的汗珠，一边跟张志远说大道理。

“我明白了！”张志远一挥手，便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不一会儿，在他带领下，30多名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连车带人齐刷刷地站在陈泽芬面前。

“老陈，人、车都齐了，现在听你指挥！”寒风中，穿着棉衣棉裤的张志远跑到陈泽芬面前来了个立正敬礼。

“你真有办法呀！咋一下找了这么多人？”

“这简单，我跟团委书记一说，他立马行动，这不都来了嘛！”张志远说得挺简单，可这支突击队能在短时间毫不含糊地组织起来，并在之后的数小时内突击连续作战的精神，让目睹他们的首都机场工作人员感动不已。那是寒冬季节的深夜，重达9万多斤的5万盘磁带和资料，你得一箱箱小心翼翼地搬运，从午夜一直搬运到凌晨3时，25辆卡车全部装满。机场地勤人员惊讶地问陈泽芬：“你哪儿雇了这么能干的劳务工呀？”

“哐当——”当张志远他们争分夺秒卸装完货物的最后一瞬，机场货运部的大门被无情地撞上了，机场货运处的广场上重新恢复了沉寂，耳边只有呼啸的北风仍在刮着……怎么只有我们这些人啊？30多名刚才还是汗水淋淋的小伙子们突然感到冷清起来——冷！太冷了！

为了保护这25辆卡车的地震资料，他们像坚守疆场的战士，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候着东方的黎明……5时左右，或许是年轻石油人的精神叫人太感动了，首都机场的几位地勤人员扛来两大桶热腾腾的稀粥，让张志远他们喝。

“香！”“暖和！”年轻的石油人都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粥！

“中国海洋的第一份资源评估报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大伙儿拼出来的。这个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是为之后的国家海洋石油开发对外招标提供了必要依据。”邱中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