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卖国贼和假卖国贼的较量

秦文彩是“渤海二号”事故仅存的几个没有受到多大牵连的石油部领导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主持同几个国家的石油公司谈判而在各国间奔走。“渤海二号”出事几天后，他才从国外回来，所以后来在调查事故全过程中，他秦文彩属于少数的几个没有直接责任者之一。但他也同样没有逃脱当时来自方方面面冲向石油部的种种压力，也深切感受到了一阵比一阵严峻、刺骨的“高处不胜寒”……

首先是，一向能够从中央那里直接获得坚定支持的声音不太容易了。其次是下面的将士们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和怀疑，一些部门和单位甚至在对外合作工作时不再雷厉风行，而是等待和观望。

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故作出决定后，石油部连部长一职都空缺在那里，临时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工作。这年秋天，秦文彩从解放军总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堵得慌：他刚刚从康世恩的病房里出来，65岁的老部长在吃了处分没多长时间便突然倒下了，经医生检查，发现是膀胱癌。这在石油人心目中，仿佛又是一个“渤海二号”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泪。然而他无法停止和拉回已经驶出海岸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合作航船……与法国、日本和美国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经签订，诸多国家的物探船队早已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展开工作，如果因为中方的原因，这些合作受到影响和耽误，其产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且必须由中方承担。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压顶……

他到部里，想找老领导、与他并肩主持对外合作事务的副部长张文彬，结果人家告诉他：张副部长奉上级批示，到南方“休养”去了——在“渤海二号”事故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好几个石油部领导不是被安排“休养”就是去“学习”。

秦文彩忧心忡忡地来到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焦力人办公室，在汇报完出国的考察情况后，问：“下一步对外合作怎么办？搞，还是不搞？”

焦力人望望老伙计——他们都是从玉门油田过来的老石油人了，脸色颇难看地说：“不要着急嘛！”

“还不着急啊？”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秦文彩，这一回实在沉不住气了，“噌”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来回在屋里打转道，“我们可是与人家签了合同的呀！”

“我只问一句：对外合作，干，还是不干了？”秦文彩有些失态地“逼宫”道。

年长几岁的焦力人，也是位“老八路”出身，玉门油田的第一任管理局局长，是康世恩的老搭档，是比张文彬、秦文彩资格还要老的老石油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焦力人看了看秦文彩，其实他内心十分理解，可作为特殊时期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他也只能这样回答秦文彩：“放慢一点吧。”

“这……”秦文彩想说什么，嗓子里却像堵了一团棉絮，他的脸立即涨得红红的。当他再想张口时，即被焦力人用手势制止了。焦力人问：“外国公司现在还来不来？”

秦文彩不想说话了，便摇摇头，转身要走。这时，焦力人忙补充道：“签订了合同的，就按合同执行，未签的放慢一点啊！”

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冬天，秦文彩觉得异常难过，也不知是天气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反正秦文彩觉得自己所在的石油部六铺炕，这一年的夏天特别发闷，就是到了傍晚上南边的护城河纳凉也不见一丝儿风吹；到了秋天，没见什么树叶落地，就北风刮个呼呼的，贼冷……“其实是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心都是凉的。以前抢着上船的人现在巴不得离海洋远远的，一听对外合作的事，谁都想躲。总之一句话，大家对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热情降到了冰点。”今天的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仍然浓眉紧锁。

其实，就在国务院正式作出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同时，石油部紧接着面临的一场更大考验已经逼近他们——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不得不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过问、中央组织的由24个部委和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秦文彩领衔上百名石油专家和从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一群“卖国贼”，同把他们推上“审判台”的“爱国者”们面对面交锋的“3·23大论战”，它的官方名称是“渤海论证会”。

一心一意为国家石油事业想杀出一条对外合作的血路的秦文彩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呕心沥血、赤胆忠心地干了几年对外合作工作，竟然一夜之间突然被骂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行为”，这种骂声延续到后来渐渐演变成对整个石油部的工作及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全面质疑……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石油部上空黑云阵阵，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回事！”

“石油部里有卖国贼……”

这样的骂声，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经常能在街头和公共汽车站台上听到。那时“小道消息”不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传播慢，一个根本没影的事儿，用不了半天、一宿便传遍了京城，也很快传到了京城外的天南海北。

笔者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那段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大致了解。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秦文彩他们面临的这场斗争，首先是来势凶猛，其次是铺天盖地，再次是里应外合，大有彻底扼杀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决策之势。

好人和坏人，全都在这场交锋中暴露了自己的真相，小丑和英雄各显着自己本色，一批不明真相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捍卫者”也跟着凑热闹，欲在其中捞一把政治资本。然而真金不怕火炼，真卖国贼与假卖国贼在这次交锋中都是最精彩的表演者。

导火线是美国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华侨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公布一个来月，距秦文彩他们与日本、法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半年时间。

“魏宗国”——（“卫中国”的谐音），其文章一上来就充满着火药味，他出于对“卖国主义者的强烈义愤”，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剖析”，认为：“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3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显然，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中国石油部和一些官员在与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以“事实”说明：“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魏宗国”据此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这还了得！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1000亿美元的概念，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石油部的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想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小日本啊？”中国人有“窝里斗”的毛病，现在一听说有人要出卖国家利益，于是便有人立即呼应起来。这时候，中科院情报所有一位女士，借着自己的工作便利，当她读到“魏宗国”的文章后，出于“爱国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大有拍案而起的勇气，立即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倾洒在笔端——她以万字檄文，向中央领导反映石油部的“卖国主义行径”和“铁的事实”。信发出的时候，还附了《华侨日报》“魏宗国”的那篇文章。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还要不要？改革开放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尽管十分嘈杂，但它对刚刚从封闭和饱受政治压制环境下解放出来的各界中国人士，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做生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形式？等等，所有这些既是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同时又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实际问题。人们需要对它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当时各种正确的东西也因为它处在初级阶段，也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相反，那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和阻碍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东西反倒容易迷惑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

对“魏宗国”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爱国主义”行为，呼应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号”事件的出现，“卖国主义者”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张文彬，当然还有康世恩，他们都是被人背后谩骂为“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整个石油部仿佛也都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过关地走到中共最高层手里，最后到了邓小平办公桌的情况说明了一点——谁也不敢轻易放掉石油部那么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这回轮到邓小平沉思了：是啊，这一阵子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讲什么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暴露出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论，异常激烈。

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卖国主义？什么是真爱国主义，什么又是假爱国主义真卖国主义呢？所有这些问题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认识和了解清楚！

在搞清楚这些问题时，要防止“左”的东西，同时还要防止右的，总之，讲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静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将那封信和“魏宗国”的文章搁在一边，然后点上一支“大熊猫”，开始了思忖……许久之后，他拿起一支红芯铅笔，在信的上端重重写下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邓小平批示的执行者应是时任副总理、主管石油工作的余秋里。他在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时，也见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给予重视。海上石油开发，即与外国合作方案，应认真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那一段时间，余秋里心情非常不好，老搭档康世恩已经被公开吃了“记大过处分”，而且查出癌症倒在301医院，石油部宋振明部长被撤职时常有人将各种怨气怨言传递到他余秋里的耳朵里，而报刊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指名道姓地点他余秋里的也已经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个“卖国贼”的大黑窝，他余秋里就是这个“卖国贼大黑窝”里的“总后台”。

“有人就这么说你！”余秋里的子女中就有人对他这样说。

每每此时“独臂将军”都会大发雷霆一通：“狗屁！他们知道个狗屁！我们石油部要有卖国贼的话，中国就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了！早就让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场合，余秋里仍然保持着国家副总理和老将军应有的风度，他冷静地思考和应对着眼前的艰巨任务和风雨飘摇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广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文彩，你们要认真准备，做好汇报，阐述你们的意见、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有人骂我们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我们要认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含糊。”余秋里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办公室，及时作了布置和交代。

一起参加谈话的还有能源委副主任杨波同志。他补充道：“这次证论，来头不小，你们要充分重视。到时候，要讲出为什么要对外合作，那些项目是怎样批准的，都要讲清楚！”

“是！”秦文彩坚定地向两位领导保证道：回去马上着手准备，一定全力应对这次大辩论、大论证。

“文彩啊，老康病了，这一段时间你的担子比较重，一方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各种风雨和挑战，另一方面该做的事情也不能因此耽误，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相反会加速前进，所以我们石油战线不能拖国家的后腿，你要和同志们多吃点苦了！”临别时，余秋里用有力的右手，与秦文彩的手紧握道。

“请老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和党中央的期望！”秦文彩再次保证道。

离开余秋里和杨波后，秦文彩便回到石油部，及时向党组作了汇报，随后立即组织参与中日谈判的有关人员李景新、赵声振、钟一鸣和邹明、李秉铨以及外事局主管条法合同的尤德华、唐昌旭、孙淑君等同志开了一个紧急磋商会，在传达中央领导批示的同时，布置了相应的论证准备工作。

“想不到辛辛苦苦为国家干了那么多事，现在我们反倒成了卖国贼！活见鬼！”有人一听问题的严重性，发起了牢骚。

“这当口不是出怨气的时候。这场辩论不仅关系到我们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而且对国家的整个对外开放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大家不能有丝毫懈怠。各自回去好好准备吧！3月23日，我们这些‘被告’将集体亮相！”最后，秦文彩从座位上站起身，目光异常严峻地扫了一眼所有准备投入辩论决战的爱将们……

“希望你们有出色的表现！”秦文彩说。

没有人回应他的话，但属下的表情告诉他：石油部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谁也不会轻易被人踩死、唾骂死的！

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如期举行。

历史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巧合：三年前的那次决定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中央领导集体参加的汇报会议，也是在3月下旬召开的。时过三年，却是一场围绕要不要对外开放、与外国公司合作开发海洋石油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大讨论……是可笑还是可悲，秦文彩说，他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你说可笑还是可悲呢？”三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彩这样问我。

所有答案都会在客观的和铁的事实面前获得结论。

前面说到，此次论证会的阵营之豪华是空前的，原因有二：一是参加的单位之多，除了石油部，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全国人大法制委、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地质部、石油部、财政部、外贸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国银行、中国贸促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4个国家部委及主流媒体单位参加；二是近百名国内顶级的专家，主要是从事石油和地质及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中有为新中国石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汲清、张文佑、顾功叙、翁文波、侯祥麟、阎敦实、关世聪、翟光明、邹明、邱中健等石油与地质专家，还有马洪、徐寿波、唐厚志等等。

会议的主持人，是位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他四方脸、一双大眼睛上架着一副宽边镜框，说起话来充满磁性的江泽民同志。那个时候的江泽民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论证会是中央决定由进出口委与能源委一起主持召开的。另一位主持人是杨波同志，石油部对杨波比较熟。

第一天的会议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宣布开始。随即，身兼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副总理作了简短讲话——因为此刻的余秋里虽为国务院副总理，其实论战的另一方早已私下里把他同样列在了“怂恿和指使石油部进行卖国行为的总后台”的角色，所以余秋里非常知趣地在作了一番官话后，很快把论证会的主导权交给了江泽民和杨波，自己便离开了会场。

不过，余秋里作为国务院领导，他的开场白说得还是非常有力。他说：“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中央对此极为重视。这次论证会，应在经济、技术方面充分论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搞好我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整体工作。”

余秋里走后，秦文彩注意到，本来火药味就很浓的会议现场，一下又显得气氛更加凝重与沉闷。令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那个写信告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女士，今天显得十分得意，眼睛不时地在现场到处寻觅和探秘什么。而新闻单位的一些记者仿佛也把她当作了“英雄”，不时地走过去与她交流和交换联系的电话号码。“沉住气，现在我们是‘被告’呢！”秦文彩暗暗告诫自己。当他把这种告诫的目光传递给坐在自己身边的赵声振、钟一鸣等人时，反倒觉得有些好笑了：因为秦文彩看到赵声振、钟一鸣他们个个比自己更加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坐在那儿，还真有点儿“被告”的样子。

“哎，用不着这样，我们是庄严陈述的！没什么了不起。”秦文彩胳膊和目光并用，向自己的战友们送去力量。

顿然间，他看到赵声振、钟一鸣等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宽慰和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

现在，杨波接过余秋里的话，就此次论证会的缘起和必要性，以及整个论证会的议程作了大致的安排和说明：会议可长可短，一个目的——各方畅所欲言，把各自想了解和表达的都说出来，控、辩双方都要本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会议开好。

“大会发言现在开始，首先我们请石油部副部长、主管海洋石油对外工作的秦文彩同志就石油部对外合作的相关问题发言。”秦文彩听到会议主持人在点自己的名了。

这是预先就知道的事。作为主要“被告”，秦文彩必须首先要代表石油部作一个总体的发言。而他的发言，是经几位从事对外合作的同志共同起草完成的，当然也经过石油部党组主要负责人看过并同意的。尽管如此，秦文彩知道，这一次发言，意义非同寻常，既要回答骂他们“卖国贼”的那些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事实来回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张的中国石油对外开放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已经做的工作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以及是怎样与国际海洋石油开发的通用法则与做法接轨的。秦文彩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现在，我代表石油部发言。”秦文彩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开口的这十个字，说得简洁又掷地有声。当时在许多人眼里，石油部差不多成“臭狗屎”的代名词了，但秦文彩现在要通过自己光明磊落、气吞山河的语调和客观事实来雄辩人民共和国石油部的真实形象。

“……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对中国主权没有任何损害。合同区块划分大小，都是由我们主权国来决定的。合作区块的主权永远属于我们中国！”秦文彩发言最前面的一段话，回答的是关于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的区块主权问题。这是针对那些把石油部按照区块划分同合作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开发说成是“出卖主权”的说法的正面回应。

之后，秦文彩从八个方面，就中方与外国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吃不吃亏、合同主要内容和具体操作等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他的长篇发言，简单地归结为：

——勘探期内，不论有无商业性油田发现，全部勘探费用由日方（或其他外方）独自承担；

这么好的买卖有什么错？会场上，有人已经开始在私下里讨论和交换意见了。

——双方投资购置、建造而形成的固定资产，最终归中方所有；

那是用人家的钱建起来的东西，有的肯定还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和装备，我们少花钱就能得到它，这是一桩便宜买卖嘛！有人轻轻拍手叫好。

——油田从开始商业性生产之日起，无论成本高低，也不管盈利多少，首先提取年产原油的42.5%作为中方固定留成；

嗯，这一条得细细研究，42.5%是多还是少呢？听听再说。

——所发现的油田建成并进行商业性生产的两年中，中方可以接管操作权，操作费按年产量的15%由中方包干；

一旦发现了油田，就把操作权拿回来，这很重要。应该说这做法很好嘛。

——油田在投产后的15年内，日方可获得年产原油的4.8%作为投资回报；

15年？4.8%？是多还是少了？不过，人家花了好几个亿美金来帮我们勘探开发，风险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发现油田，所有投资都得扔在海里。找到油田让人家获得一定的回报这很正常，而且人家来投资本身就冲着要赚点钱、占些小便宜的嘛！我看这条没问题！

——回收双方的投资和利息，其年额度不能超过年产原油的37.7%；

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噢，就是用原油来抵偿投资方的投资与利息，可以嘛！我们就是因为国家穷，没钱，才找人家来合作嘛！国际惯例应该是多少？听听，听完再问问。

——合同期内，每个油田的累计采出量，不得超过整个油田储量的85%；其余的15%归中方所有；

嗯，这规定好。如果合同偿还期的15年内把油田的油都采完了，不等于为别人开发了嘛！留出保底储量是主权的体现。好！不过15%到底是多还是少了？

——油田建设开发投资，中、日（外方）的投资比例为51%∶49%。中方的投资，原则上由日方（外方）提供低息贷款。如中方拥有自有资金，也可以不用日方（外方）贷款。

对嘛！一旦油田建设开始，我们是大股东嘛！中国就是现在穷，穷了你就得让点利给人家。我看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嘛！

可不是，哪像那些人传言的是卖国行为，更没有丧失什么主权嘛！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堂堂人民共和国石油部，怎么可能做赔本的买卖？再说，他们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要说在同外国公司合作中，有没有个别人想占点小便宜，我不敢保证，但谁想说石油部的人都是“卖国贼”，他们干的都是“丧失主权”、“为外国赚大钱”的话，打死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我看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是别有用心。”

“哼，邓小平刚刚给他们一点好脸，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骂别人是‘卖国贼’，我看她自己就不是什么好鸟！”

“嘿呵呵……轻点儿，别让人家听见了。”

“听见了咋？我敢当着她的面骂死她！”

秦文彩在台上一条条、一句句陈述的时候，台下已经有人不停在窃窃私语。然而再看看另一方也不含糊，他们（她们）一个个不时瞪大眼睛看着秦文彩，不时又拿着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并交头接耳地互相鼓着劲，全力准备着进攻……

“下面，我想就用一些具体的数据和事实，来回答《华侨日报》上‘魏宗国’一文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的是，‘魏宗国’的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数据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事实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的文章是对我们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客观事实的严重歪曲！”

论战正式开始了！当秦文彩阐述完中日两国合作条款的基本内容之后，他稍稍停顿了片刻，用目光炯炯地扫了会场一眼，然后差不多脱开稿子，开始了他对《华侨日报》“魏宗国”文章的一一反驳——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魏文所说的‘日本在15年内，享有石油出产的42.5%’，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按照合同，一旦找到油田，在原油总产量中，我方享有42.5%的固定留成油，还有15%的操作费包干；而日方只有4.8%的报酬油。至于其余的37%的原油，合同中也写得清清楚楚，是中方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日方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既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同时又根据国际油价基本上是朝着不断涨价的情况来确定的，所以说它的出售定价，是根据产油时的国际油价来确定的。这既合理，也总体上有利于我们这一方。至于为什么要把37%的原油卖给日方，我们在合同里也非常清楚写明白了，它是作为我方投资建设和开发油田所需的经费的还贷和需要还付的利息。一旦偿还完毕建设投资和利息后，原油销售收入，则完全归中方所有。在这一点上，‘魏宗国’的文章混淆了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

“其次，魏文中说‘中日协议中石油产权的报酬比例，双方几乎高达1∶1.35’，这完全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无稽之谈。下午，我想请诸位认真看一下我们与日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便知真相。在此，我想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按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测算，扣除双方投资的本息及操作后，中方与日方的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如果是发现了高产油田，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3.9∶1；产量低的油田，其比例也可保持在8.81∶1的水平上。”

“你们问世界其他国家同类的石油合作合同的比例是多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4∶1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源国和投资合作商之间的分成比例一般为4∶1。请听清楚了：我们同日方签订的分成比例的平均水平是9∶1，高出一倍以上！”

“第三个问题是：魏文中讲到的所谓的日方‘不到十几天，7亿美元的投资已连本带利全部收回’，则更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按照合同规定，日方在渤海湾的勘探开发投资远不止7亿美元，且按照现在的合同规定，日方想收回其基本投资最少也得7年，怎么可能在十几天内收回投资呢？魏文的那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在国际海洋石油合作开发史上也是从没有这种先例的，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是‘魏宗国’先生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常识，还是有意捏造出这样的天方夜谭！”

“嘿呵呵——”秦文彩听到下面已经有哄笑声了。

突然他提高声调：“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魏宗国’的文章中说日方在收回投资后，‘所得到的将是源源不绝的免费原油供应，是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这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一是石油资源永远属于我们资源国国家所有；二是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意味着我们渤海湾要发现相当于7个大庆油田，或者说会有两个欧洲北海油田的资源量！我和我的同行对渤海湾再乐观的估计，也没有想得到可能有7个大庆油田或两个北海油田这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发现！”

“哗——”秦文彩结束讲话，台下顿时响起热烈鼓掌。

有几个人的脸色特别难看。其中有那位女士。

“谁对秦文彩同志的发言有异议或问题，可以自由提出来。”杨波清了清嗓子，示意会场安静。他把目光移到以那位女士为代表的“原告”一方。

“我想问：石油部在不同地质部商量的情况下，便同外国公司签订了协议，这样做是否超过了石油部管理的范围？”早已耐不住的那位女士站了起来，对着秦文彩责问道。

“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石油部只是作为职能部门在行使自己的工作职责。再说，地质部孙大光部长是知道我们的工作的。”秦文彩站起来回答道。

“你们是不是在搞租让制？”另有人提问。

“不是。”秦文彩回答得干脆，“我们搞的是风险合同。它是一种中外双方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而且，即使在合作区块内，我们中方也保留着打井的权利。”

“南海对外合作，你们有没有同总参商量过？”有人提出一个军事保密问题。

“是的，我们不仅与总参有过多次的沟通与协商，而且国务院在作出相关决定时，总参的同志是参加了会议的。”

“听说外国公司都有自己一套非常有经验的谈判专家和经济学家，你们都是新手，谈判能不吃亏吗？”

“这同志提得很对。确实，我们在对外合作中深感自己的经验不足，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法律和条款问题，有时被搞得头都会痛，但有几点可以保证我们在谈判中少吃亏、不吃亏：一是我们的同志虚心好学，包括我们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用他言传身教的作风，带领我们从不懂到懂、再到完全能懂并一直到熟练；二是我们为了避免吃亏，尽量地多选择几种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更有利于我们的最优方案；三是我们也请了第三方有丰富经验的国际专家帮助我们一起工作；第四点最重要，是我们参与对外合作的同志，他们都是石油部百里挑一的好同志，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我们的人民忠心耿耿，勤劳机智，工作一丝不苟，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十分注意在实践中进取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与外国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给国际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专家们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中方不仅没有吃亏，而且应该说是极有利于我们中方的，属上佳或最佳的方案……”

再一次热烈鼓掌。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九天半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进行集体论战，就是在下面的小会议室翻阅资料，准备迎接挑战。”现年75岁的邱中健院士站在他的办公室，推开窗户，指着中石油西南方向的那栋楼，给我讲述约三十年前的那次大论战。

“很热闹，有人说我们是卖国贼，很好笑，怎么可能呢？当时从事海洋石油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像余秋里、康世恩和张文彬、秦文彩他们，都是打过仗的人，像我和黄汲清、翁文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吃过帝国主义和日本人的苦头，怎么可能做出卖国的事嘛！”93岁的邹明在回忆起那次大论战情景时，依然颇为激动地对我说。

“渤海论证会”，亦称“3·23论证会”，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一次规模最大、声势空前、内容广泛的大论战。它涉及到主权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和劳资问题等等方面，几乎涵盖了与外国企业合作经营的所有内容，是一次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作先导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辩论、大交锋和大总结，正如后来秦文彩和江泽民等同志在向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汇报时，中央领导充分肯定的那样：渤海石油勘探开发论证会开得好，很有必要，而且通过这种由多个部门和众多专家参与的集体论证形式，有利于增进对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中央再次充分肯定石油部所进行的包括渤海湾在内的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项目的进展，总体是好的，对我方是有利的，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吃亏。个别合同缺少经验所暴露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弥补。

让秦文彩和石油人特别欣慰的是，中央再次强调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坚持下去，甚至可以不断扩大范围。让外国公司有利可图理所当然，不应因此束手束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争取到更多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有利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石油部可以放手大胆地干。同时，在与外国合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和资源国的自身优势，比如在建设服务基地和基地服务工作方面，尽可能地不雇用外国人员，由我们自己来做，争取“肥水”不外流。

中央领导十分肯定论证会上专家们提出的关于加速我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议，给秦文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感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同时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国际化……

“秦部长，报告一个好消息：听说那位女士已经被抓起来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兴高采烈地跑来对秦文彩说。

“哪个？”秦文彩愣了一下，问。

“就是写信告我们是卖国贼的那位女士。中科院的！”

“噢——”秦文彩想起来了，“她怎么啦？”

“她向外国人出卖情报，被我安全机关抓住了，据说马上要判刑！”

秦文彩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没想到她骂了我们好一阵卖国贼，最后自己反倒成了真卖国贼！可悲。”

“现在想起来，我们真得感谢这位女士，是她挑起的那次大论战，反倒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同外国公司合作中必须坚决捍卫的国家利益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历史已经翻过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岁月往事，当现在的秦文彩再评说起那次大论战和那些辱骂他和石油部是“卖国贼”的人时，已经并不在乎了。不过，我让他再往下说说那些外国公司后来在我海上展开工作的情况时，这位老石油人的脸上顿时愁云涌起，只见他抬起右手，拢了拢满头花白的板寸银丝，长叹一声，说：“人民内部矛盾和各部门、各地区的本位主义，有时也能害死人哟！”

“真的吗？”

“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