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努力”这个评价是毛泽东给他的老对手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蒋介石如此评价，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日军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上来。

当然，言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让中日两国结下“世纪之仇”的大事件，我们不能不从193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说起。

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俩：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虎视眈眈地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国的纵深处进犯。于是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夜间，驻卢沟桥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的宛平镇搜查，当场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于是随即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由此而来。日本借此事，立即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并调动40万兵力，对华全面宣战。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时，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与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1937年6月份到庐山的，他在那里搞“暑假训练团”，并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按照蒋介石在6月27日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长官发表的《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讲话，此训练团的任务是：“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加之日本人不停挑衅，老蒋开始对旧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反共的立场有所收敛，与“小日本干一仗”的决心渐定。1937年4月，蒋介石请假两月回老家休养。5月回南京，接着便上了庐山搞训练教育干部事宜。这期间，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人暗暗勾结，关系打得火热。中日国家关系则面临破裂，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3点要求：（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2）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3）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娘稀匹！”这回老蒋气坏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

七七事变前一两天，正在山中的蒋介石并非知晓全部情况，倒是他的军方左右手何应钦最先获得前线情况。

何应钦这个时候正在重庆。他的任务是受蒋介石之命，与川军大员刘湘商谈给川军“消肿”的。

“什么整军！老蒋前年把我们川军整掉了三分之一，这回姓何的又来收拾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他老蒋是想吃掉我们川军！不去，什么鸟会！”刘湘的部下将领们纷纷出来劝刘湘不要去重庆见何应钦及陈诚、顾祝同等中央大员。

刘湘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半闭着眼，慢慢道：“我若不去开会，不等于让南京来的人操纵整个会议吗？其结果只能对川军更不利。”

经刘湘这么一说，川军将领们才憋着情绪，来到重庆参加何应钦主持的川康整军会议。会议要求川军师以上的长官都要参加，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身的第145师师长饶国华也在其中。

从7月6日开始，将领们吵了两天，会议没有多少进展。8日上午，第三天的会议开始，川军将领皆到了会议现场，却独不见何应钦。正当大家有些着急时，忽见何应钦手持一份电报，急匆匆地上了主席台，跟座位两旁的刘湘等低语一阵后，突然站起身，沉重地向全场将军宣布道：“诸位川军袍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央军委会紧急电话，刚才又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日本华北派遣军驻北平丰台部队，于昨晚今晨，与我29军卢沟桥守卫军部队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战事仍在扩大……”

“这些小日本鬼子，太不像话了！他们欺人太甚，吞了我东北，又想吃华北！”

“打！跟他们拼到底！”

川军将领们一听，会场顿时炸了起来。

“中央军会有向华北增兵的打算吗？”饶国华师长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何应钦。

“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何应钦说。

“那就赶快研究嘛！”

“对啊，小日本是想步步为营，逼我们服输。这回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对，决不能让小日本得逞！”

川军将领热血沸腾，浩气冲天。

“哎呀，你们啊先不要激动，听我说……”台上的何应钦一副愁眉苦脸道：“打仗要靠实力和头脑，不能全凭感情用事，你们很多人没去过日本，无法想象他们的军事实力、装备优势。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军力跟日本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

这话可惹恼了川军将领们，于是会场上乱嚷一片：“日本人也是肉长的，我们就不信他们刀枪不入！”

“是嘛，老子用大刀砍他，也要砍死他个球儿！”

面对这群举着拳头的川军将领，何应钦脸上一阵尴尬一阵兴奋。

“何部长，如果前方真需要增援，我们川军首先报名，我145师全体官兵甘愿与小日本决一死战！”说话的是饶国华。

“还有我——45军将士决不退一步！”45军军长邓锡侯接过饶国华的话表态。

“好，诸位将军的决心让我感动、让我感动！”何应钦连连点头。

坐在一旁的刘湘感觉似乎到了火候，对何应钦说：“何部长，我看你老兄最好向蒋委员长转告，我建议中央应当迅速转变思路，实行全国动员，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如果前线战事需要，我愿意率所部两个军，立即开赴前线！”

何应钦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朝刘湘和川军将领们点头。他心想：委员长本想“吃掉”川军的算盘看来不能再打下去了，眼下对付日本，恐是当务之急的首要大事。

当日午后，何应钦急回南京，他手里捏着蒋介石让他立即召开统帅部军事会议的通知，准备部署七七事变局势下的军事安排。

7月11日，统帅部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商事11项，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员到北平察看我军力准备，一旦对日事局变化，则将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也就是说：若日本全面开战，我方力争将战场摆在黄河以北的地方。

从7月11日到8月1日的22天时间内，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部开了22个军事会议，每天分析对日战争的军事情况，并做部署和安排。

中国军方领袖“不屈服”的态度，确实让中国前线部队打出了一些漂亮仗。在卢沟桥与日军交战的国民党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虽在蒋介石看来是支杂牌部队，装备极差，但29军将士以勇敢出名，尤其是他们的大刀队，可以吓退一片敌军。这回跟日本的先进武器决战，大刀队在喜峰口一仗，杀得日军丢盔弃甲，一片狼藉。著名音乐家麦新有感于29军大刀队勇士的神威，专门写了一首《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冲啊，杀！

这首原本为29军大刀队而作的歌，后来改了些词，成为全国抗日的战歌。之后的70余年里，它一直是中国军营里最响亮的军歌之一。

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其实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他的“不屈服”后面，便是“不扩大”，即不想把战局闹大，尽可能让战火在“可控”的范围内。然而，一心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人并没有按蒋介石的心愿行事，他们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直到把北平和天津两地全部归入他们的铁蹄之下。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给他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点面子，收拾他蒋介石的江山已是早晚的事。“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8月1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在出席中央军校的活动时，在《准备全国应战》的动员中如此说。

北方的平津两地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的阵亡震惊全国，也逼得蒋介石南京政府迎敌抗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评价是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毛泽东这么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37页。）

日本侵略者确实“大大的坏”。当他们处心积虑霸占北平和天津等要地之后，在本土的日本军部幕僚们暂时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然而在侵华前线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们非常狂妄，尤其对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垂涎三尺。由此，他们故伎重施：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官兵二人，不顾中国守军劝阻，驾车企图冲入我虹桥机场滋事，被我守军击毙。日军借此集中多艘兵舰，并公开让陆战队登陆，甚至逼中方守沪保安队后撤并拆除防御工事，遭我方严正拒绝。

日军便开始将战刀指向上海……

在写作此书时，笔者正好看了一本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著的《黄金武士》，里面披露的日本在二战时侵占中国的种种伎俩，实令人作呕：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大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在满洲里的胜利，显然这是有意激怒中国人——其实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善良的中国人不知是计，他们袭击了这5个日本人，当场打死了1个。这些“和尚”实际上是日本的秘密特工，是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头目田中吉少佐雇用的人。1个日本人死了，少佐按照日方高层预定好的计划，便借此口实，打着“保护”本国公民在上海的幌子，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的样子，开始进一步派遣军事力量进驻上海。而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日本特务组织，则着手动员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侨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这些自称是“浪人”的日本人手持手枪、步枪和刀、棒等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于是中国驻军19路军不得不还击。日本天皇又立即派9万增兵迅速支援上海的日军。34天激战，日本军队与“浪人”们相互配合，先后杀死了18000多名上海平民和数千名中国军人，然后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看起来日本还是一个“仁义”的国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在上海站住脚跟后进行全面吞并上海甚至全中国的毒计……5年之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心“吃掉”上海了，于是又用两个小兵制造事故，再次演出一场“苦肉计”，来掠夺中国更大的“蛋糕”……

军国主义时的日本当政者真的坏透了。

但，这回中国似乎也看清了日本人的意图。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算没白吃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将军在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还没有出来时，就已经密电给了南京的蒋介石：（1）日军在沪兵力，近日来迭有增加，综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各种轻重口径炮约3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20余辆。（2）本日由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3000人。

几天之后，张治中将军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日军不仅舰队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已经由龙港向上海市内前进，更有虹桥机场上空连续出现“不知国籍”的飞机多次盘旋。“据称日陆军省于今晨4时，对53岁以下的人进行了后备动员……”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更让蒋介石心头一震：小日本真的想吞下大上海了！

我方不是没有动作。此时的蒋介石及幕僚们对形势的估计并没有错，于是密令张治中迅速在苏州一带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命令3个教导师2个炮兵团（这些炮兵装备都是德国货，并不比日军的差，一团是口径100毫米的加农炮，一团是口径150毫米榴弹炮）向上海推进。8月11日夜，张治中的司令部移至南翔。第二天即12日，张治中及时对我方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并向蒋介石报告。

12日晚，我方战将王敬久、孙元良两师长分别率领87、88师抵达上海江湾一线，兵陈吴淞，完成长江航道阻塞任务。此时的日本东京，已获悉我军用意，内阁紧急决定组建派遣军连夜出征……

“各位将士，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持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之岁月……”大战之前，张治中将军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宣誓道。

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次大搏杀即将拉开血幕。日本方面更是志在必胜，开战的第三天，便设立了由天皇亲临指挥现场的大本营。此番设置大本营，可见日本从吴淞大战的血幕拉开之日起，便准备了与中国全面开战的举国之策。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正式爆发。此次为我军先发制人引爆了战役的开端……当88师孙元良部队向敌方在上海八字桥的海军陆战队百炮齐鸣的一瞬间，那在我将士们心中囤积许久的仇恨与怒焰如火山爆发之势，震得日本兵丢盔弃甲！

呵，“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与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我军将士一边向敌人开炮，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一年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看望华北前线将士们时所讲的话。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整整三个月，一直打到这年的11月12日。纵观此役，我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50个师、70万人。日方共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不下30万人，更有大炮300余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数十艘，日自夸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双”。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不能说蒋介石不卖力，从实际情况看，他其实也是尽了全力，一是亲自指挥了此次战役全过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也都投入了战场。最终老蒋失败，乃有一大失误，即战机的贻误。如果趁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充足，在8月13日之前的数日开战，则战局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军的装备和海军力量、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阶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后决战中，由于日方第10军的突然出现，苏州河南岸的我军一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从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进的第3师团攻进上海市区。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蒋介石决意在淞沪狠打日本人，一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声，二是轻信了身边宋子文这些人向他提供的“3个月内，日本将处于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这一不实情报，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获取盟友的出兵干涉。这三个原因中，老蒋最期待的是第三个，但苏联与美国都没有给蒋介石面子，德国人倒是出力不少，不过主要是为了赚老蒋的钱——当他的军事顾问、做他的军火生意。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达几十位，他们大多数是退役将军，与蒋介石政府签有私人聘用合同。

淞沪战役，日方伤亡5万余人，我方的伤亡数是其5倍，25万余人。

尽管淞沪大战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此役仍然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是张扬了民族气概，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入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二是它争取了三个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日后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并且造成了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为之后的山西决战准备了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拼死抗日的决心与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人的耻辱史，从而也坚定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牺牲得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并常常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复较量，白天日军攻占，晚上中国军队又把它夺回来，双方军队的伤亡都很大。在此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2/3，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杨树标、杨菁《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页。）

倾全国之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没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线撤离淞沪战场，蒋介石何以面对上海市民？

11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以政训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发了一份《告上海同胞书》：

亲爱的上海同胞们：

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地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

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的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

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11月12日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在攻占上海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花开自有花落时

就让我们为了国家壮丽地飘落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兄弟深情使我们血肉相连

共同的气息让我们无法分离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抬头仰望南方晚霞似锦的天空

有一架战机没能返航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校的庭院

誓言共死的一天还没来到

为何就提前凋谢离散

……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笔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1937年11月13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的第10军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在第10军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部队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大将军，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

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这里必须让读者对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统帅和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这人在日军与我军开战前几天才重新复出军队并被天皇任命为“日本上海派遣总司令官”，当时59岁，瘦小老头儿一个，却是个标准的“中国通”。1878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的松井石根，是著名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其先祖曾是日本的名将。松井石根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同期成绩第一。他与中国关系甚密，早年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时，松井石根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很多都与此人有过甚密交往，连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大对手蒋介石，松井石根也没有少帮助过——蒋在日本留学时，据说曾有两年时间是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可见这对“老对手”还是关系相当的难兄难弟。1915年，松井石根出任日在上海驻军的武官。1922年调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5年后成了日军中将。1933年，松井石根任台湾驻军司令官，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因为日军内部的矛盾等原因，193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军界，转而在政界活动。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之势已迫在眉睫，而淞沪大战打响后，日本当局迅速派一名中国通的大员出任前方总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被内阁召回到军界，出任日军上海派遣部队司令官，率第3、11两个师团，以支援原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将军担当此任，是有其考虑的：一旦在上海引发战事，国际社会必产生强烈反弹，尤其可能引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这样日本的“大东亚”计划将彻底毁灭。这是日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上海这块肉既必须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苏联人）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棋是这样下的。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当时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了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至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亡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3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这两支军队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有10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我们再来看当时淞沪战役之后的中国局势——

这时的193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很快；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蒋介石还小着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是蒋介石在23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台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持一种唯物主义的公正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者，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基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吞我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1937年初的蒋介石，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政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地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据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二战后，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法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鉴于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

对警备司令谷司令掘一长濠并积土筑一高墙于雨花台周围及天堡城至太平门外公路之建议，鄙人完全赞成贵厅签呈主张。

鄙意若为防敌侵袭首都，无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费必巨，需时甚久，需力甚多，转不如用以构筑新式而有效之防御工事。试一推算崎岖之岩石地中，需动何种土工，不难测知。

此种工事，用以防御战车，效力之大，自不可没，惟遇敌轻袭，一时未必用战车参加，更未必在建议地区。

若对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弹数枚，顷刻倾坍，无甚价值，故鄙意以为不如仅采用加坚之野战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汜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鄙意以为此种办法比原议之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而需费无多之掩护，更形重要……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就这份《防守计划》而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士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弄个大元帅的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日刊社，第388页。）可悲矣，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