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12月13日对那些原本在南京驻防的中国守军来说，这一天的结局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当然， 12日当晚被人提前乘船接走的十几万守军最高长官唐生智及几百名随行人员除外。

南京大屠杀除了追究日本人，国内曾有人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有过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用毛泽东说的话是：1936年之后，蒋对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故他的责任似乎也就如此了。至于守军最高司令唐生智，多数人认为，他本来就是个摆设，只是南京处在虎狼威胁前没有谁敢站起来直着腰杆抵挡一阵、承担首都守城之职时，他这位病体拖身者的一番“慷慨激昂”成就了他当上总司令。能让唐生智担什么责任呢？蒋介石后来在武汉听唐生智汇报南京守城的过程时，没有吱一声，其原因也在此。

作为十几万守城大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日本人进攻南京、守城部队每分钟都在成百成千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也应该是记入历史的。由此，笔者看到了当时一直在唐生智身边的司令长官部参谋谭道平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倒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战，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突围计划下发后，不久就快天黑了。从长官部的窗口往外望去，远远可见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全是火光，南京城里异常混乱……

是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搜集文件，等我们赶出来时，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浇洒。原来唐生智在上车时，拿了500元和20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立刻赶到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一张的钞票，零乱地散在地上，一具死尸倒卧在那里。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烧掉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布满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第36师的士兵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止任何人的进出。第87师、第88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幼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住。我忽然想到第36师的这一团是奉命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问。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我们到了挹江门口，见到了第36师的一位连长，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的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时，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黩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来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现在再来谈谈这艘船的来历。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36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12月7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夜里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远，在花旗营遭到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问左右：“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佘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着大火，我们一行共四五百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唐生智走了，这位守城的最高司令长官走时心头肯定也很沉重，然而仅如此而已，他唯一感觉闷在心里很不舒服的是：他是作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替罪羊”，很没有面子地在自己手中丢了首都南京，从南京城败阵而走。

从史料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蒋介石只对唐生智和他身边少数几位要员作了“撤离”的安排，其余人员和守军都是要求他们“突围”。如何突围，突围到何处？唐生智的参谋人员虽然制定了，但那份草草制定出的“计划”，基本上没有人按此实施，最要命的是许多正在前线与日军激战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这份“计划”的通知，当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其实已经从长江搭船远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听人说“上峰”已经下达撤离的命令。但那时日军的屠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即使想走也无法脱身。更何况，僵持在城门口的守军官兵怎能忍心拍拍战袍上的尘埃，扔下那些成片成山倒在血地里的战友就跑了呢？

不能。一般部队的官兵都不太可能这样做。但不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象征南京失陷的那一刻，当中华门被日军占领的13日零时30分钟左右，之前随着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学校等险要相继失守后，日军的大炮立即向城区内展开猛烈轰击，中华门血战数小时后，被日军扬扬得意地插上了太阳旗——南京城至此宣告正式失守。瞬时间，侵略日军如汹涌的洪流，迅速冲进城区，部分守军与日军即刻进行白刃相加、拼死肉搏的巷战和就地战。但同时，一队队听说唐生智司令已经下达“撤离”命令的中国守军乱了阵脚，甚至多数还没有弄明白在激战时刻突然要“撤离”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潮水般的人流夹着、卷着、推着向城外的下关方向大逃亡……一时间，整个南京城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如果除去连日阵亡的一两万人，那么此时撤离的守军总人数仍应有十二三万！这十几万大军，此刻或有三三两两是有人带头在有序撤离的，但后来这些有序撤离的官兵仿佛溪水遇上了海啸，转眼被冲散了。此时的将军找不到自己的警卫，成营成团的士兵更找不见自己的长官，是炮兵的扔下了炮台化装成了伙夫，是机枪手的捡起了拐棍，是步兵的干脆把军装一脱穿上了百姓的便衣，军官已经沦落成“落汤鸡”无人理会，只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在前面的就可能捡条命，但走在前面的人发现比后面的人死得更惨——通向下关长江渡口的挹江门却不知何故死死地紧闭着，城门口，一位中校指挥官站在城墙上，握着手枪，向洪流般涌来的友军官兵，高喊着：“不准撤！统统回去——！”

“妈的，我们是奉唐司令的命令撤的！赶紧让我们过去！”

“再不让过去我们开枪了！”

乱成一片的逃亡队伍中有长官、有士兵，有拿枪的、有扛箱带包的，一看被自己的人堵住去路，便骂开了，甚至有当官的举枪就朝天开枪。

“我是上校团长，你个小小中校，给我让路！”

这下惹火了守城门的中校，只见他一挥手，命令自己的机枪手：“谁要敢过来，统统枪毙！”

“妈的！竟敢朝自己人开枪！给我冲啊——！”

“冲啊——”

城门内的逃亡大军，举枪的开枪，持棍的挥舞着向挹江门口冲去……

“打——”城门口的机枪、步枪齐鸣，一条条火龙袭向毫无准备的人挤人的洪流之中，于是赤手空拳的撤军队伍一片片倒下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不仅没有后撤，反而更多、更猛地向城门口拥去……

“兄弟们，师长命令过我们，我们就是要守住这城门口，不让一个守城部队的官兵从这儿退逃！这是命令！决不能手软！给我打啊！狠狠地打啊，把他们都赶回城里去打小鬼子去——！”中校疯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士兵疯了。

冲向挹江门的撤军们弄不明白为什么逃亡路上竟惨遭自己人的残杀？

“营长！好惨，好惨啊！”教导总队“六勇士”之一的张勇隆，身强力壮，撤离时他跟营长郭岐一行分散了，不想以为走得快的他，竟然最先遇上了最惨烈的一幕：

宋希濂的36师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于是守在挹江门的官兵死活不开城门，源源不断拥到那里的几万官兵只有拼命冲向城门，企图撞开围挡，获得生路。而把守城门的官兵死死不放，最后只得双方出手开火……开始是朝天鸣枪，后来变成相互对射。城墙上的守军凭着居高临下的位置，机枪扫射下来，一片一片地倒在地上……但是后面蜂拥而来的人，身不由己，只好在惨死弟兄的尸体上践踏往前。君不知，刚刚死去的尸体是软绵绵的，一踏上去立脚不稳就会摔倒，这前面的人一摔倒，后面的人又把摔倒的人踩死了……如此一批又一批的新尸体倒在地上，又有一个又一个踩在尸体上摔倒的人成了新尸体……惨啊！谁也无法挡住这失控的局面。

朝挹江门方向来的逃亡人潮势头越来越猛。那些急于冲出城门口的官兵人群中，有人自作聪明，搬来木门和木墙板壁，铺在成堆成堆的尸体上，然后成千上万的逃生者跳上这些木板与木门，继续往前冲。殊不知，木板下的尸体顿时腹破肠裂，加上你一蹬、我一脚，那热乎乎的鲜血溅起好几尺高，溅得逃生者个个如头面分不清的血鬼一般……

然而，更可怕的是由于前面堵塞，耽误了大量守军的撤离与突围时间，使得后面的日军追兵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收拾这些已经丢掉枪炮、毫无组织、实际上沦为逃亡难民的中国军队官兵。

于是，更多中国守军官兵们成片成片地倒下，成片成片的鲜血向长江边流去……

毕竟，当夜日军还没有全部进城，赶在逃亡大军后面的鬼子们还不算多，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官兵最后还是撤到了下关的长江边上，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比在挹江门时前有堵军、后有追兵的处境更悲惨——这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严重的血腥一幕：多达十来万的中国俘虏被日军集体杀害！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情形和怎样造成如此残酷的血腥事件，后来有些幸存者——国民党军队老兵，在大陆和台湾都留下过不少珍贵的回忆。当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相关地方获取并看完这些回忆文章时，内心的那份震撼与恐惧数天不能平静——

田兴翔，当时的国民党陆军103师613团排长，1937年8月底随部队从湖北罗田调到江阴，先在常熟参加阻击日军，后一直撤到镇江，最后随师部到了光华门参加与日军的决战。103师进南京城时共七千余人。副师长对田兴翔等官兵们说：“唐总司令说，南京是国家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我们这里有十几个师和特种部队，十几万人。我已下决心和大家一起，战到一兵一卒都要和首都共存亡……这是我们杀敌报国的好机会。”这番话，对官兵们振奋很大，大家都作了为国牺牲、与小日本鬼子拼死到底的准备。

田兴翔这样回忆道：

“我们接防按常规作战法，以主力布防第一线城垣内外，但这里是日军主攻方向，他们的炮火、坦克、空军、步兵配合轮番向我方轰击，造成我军极大伤亡。后来我军改变战法，把大部队后撤，一连一营地轮换坚守。可是敌人的攻势更加迅猛，城墙城门都被摧毁出数段缺口，部队既要堵击敌人，又得不断用沙袋等障碍物堆堵住击破口，这样伤亡更严重，一连一营换上去，不到20分钟即伤亡殆尽，尸横遍野。阵地前，敌人也留下许多尸体。

“12月12日入暮后，日军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而紫金山等地方燃着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可失去指挥的部队却呈溃散之势，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塞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过来，故人群死伤遍地，原来成建制的连营甚至是团的部队彻底被冲散了，各自挤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因为守城的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守城部队撤离的命令而不让我们出城，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于是急红了眼的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造成遍地死尸，血流成河……”

田兴翔说：“正在这当口，我偶然碰上了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少校参谋岑元彪等十多个贵州老乡。见前有堵后有追、无法出城的情况，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逃出去。于是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总算到达了下关，这已是午夜时分。不想到，江边已有数万军民混杂在一起，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家到这儿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找船渡江，可根本没有船。所以为了活命，大家各使奇招，有用木杆的、有用桌椅的、有用床架的，也有用门板的，等等，人就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但已到12月中旬了，江水特别冷，那天夜里风浪又特别大，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王景渊主任见状，便对我们说：趁早离开下关，向燕子矶方向去找船。于是我们几个贵州老乡搭肩共行，费了很大劲才算到了燕子矶。在那里，我们在江边的小渔村里找到一只小渔船和一船夫。”

“我们以为有活路了，于是把船拉到江里，哪知突然小船上一下跳上几十个人来，小船即往下沉……”田兴翔说。当时算王景渊官职高，他说：“我先到对面的八卦洲叫副官开大船来接你们，你们先不要抢。”田兴翔等几位下官只好下船。

该船到江心时，这边岸上的散兵越聚越多，有人冲着王景渊开走的那船高喊：“把船开过来呀！”但岸上的人喊了一阵见无人回应，便端起机关枪就向小船射击。

田兴翔等一看渡江无望，便夹杂在其他逃亡散兵中向下游的芦苇滩乱窜。

“到13日中午，几十里长的大芦苇滩遍地都是散兵、乱马和逃难的老百姓。这时日军海军出现在江上，天上的日军战机也飞来了，他们从天上、从舰上，向我们芦苇荡狂轰乱射，芦苇顿时着火燃烧起来，我们这些逃兵，还有百姓，顿时被烧死的烧死，跳到江里的不是被淹死也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死了……”田兴翔他们一起逃出城的贵州老乡此刻一下走散十来人，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人。他们躲在一个小山脚，既冷又饿，走投无路，只能等到天亮后再想办法。谁知黎明前，一队队日军扛着太阳旗到处搜寻中国逃亡守军，就在离田兴翔他们躲藏的几十米处，近百名刚刚逃来的中国军人恰巧被日军搜索队碰上，全部被枪杀。田兴翔等立即装死躺在芦苇里，这才幸免于难。

“不能再待下去了。”田兴翔说，无论如何要渡江过去，就是死在江里，也比被日军枪杀好。船找不到，他们便找来一只农民用的采菱盆——当地妇女们用来到池塘里采菱角的大木盆，又拣了两个散兵丢下的搪瓷饭碗作划水。

“下江时天已入暮，浑身又寒冷，不到半小时，一阵风浪吹来，我们被掀倒在长江里，一下失去了知觉……”田兴翔说，“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见太阳正射在我头上，再定神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连人带木盆被一片芦苇拦住了！命大啊！我想哭都哭不出声……”

田兴翔确实命大。他后来被路过的一位老大爷搭救了。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了当时我们103师官兵逃出南京后的一些情况：师长何知重也是死里逃生从下关到了武汉，副师长戴之奇是化装成渔民脱险的，但全师活下来的只有一千来人，其余六千人全都被日军杀害在下关一带。师部的‘军士训练队’四百多学员兵被俘后遭日军集体屠杀，只有一个中校队长蔡国祥和一个身中七弹的学员兵劫后余生。”

这支在南京保卫战中立奇功的“贵州军”，幸存的人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们，抗战胜利后在贵阳市三桥那儿修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上了在南京阵亡的连以上人员的名字，但建国后由于阵亡者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这个纪念碑被拆毁了。13日发生在下关的大屠杀事件，需要靠当时少量的幸存者回忆，而有些幸存者后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解放战争结束时，多数到了台湾。这些幸存者虽然人在台湾，却对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犯下的罪行，始终记忆犹新，并且写下了不少回忆录。下面是其中的一位署名“老兵”的回忆片段——

12日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政，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唯因日军的坦克车队已经进城，我军与之抵抗，当然都是有死无生。

当日军沿中山北路，向我朝挹江门下关方面撤退之军民追击时，其中甚至发生我军自相残杀的现象。死伤累累，沿途尸首遍地皆是。

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仍未推开。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这时后面的逃难者，也想争到前面，于是你推我拉，大家打成一团。在后面的乱军当中，更有的用枪向前面射击的，再还有用汽车向前面冲击的。如此一来，前面的人潮，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因为后面的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一齐向你身上踏了过去。据说被人踩死的男女，就有好几百人。我那时也在撤退的行列后面，到了城门一看，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后来清查其数不下五千余人。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因为大家都想利用船只向浦口方面逃生；但是这时江边的大小船只，少而又少了，这些麇集在江边的数万军民，如何可以敷用？负责运输的几只比较大的轮渡，开走以后，再也没有方法靠岸。刚才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还有的人，看见自己还未上船，而船已经开走，他便用枪甚至机枪向船上射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直把那船打漏得下沉为止。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更有的自用木板桌面做成临时木筏，以期脱离虎口，终因江中浪高数尺，空中风雪纷飞，结果仍然翻倒江中。于是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救命叫子之音充满宇宙。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日军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大家惊魂甫定，蓦然，一队队骑兵和坦克车队，又分由长江上下两游以及挹江门方面，直向下关江边扑来。一阵枪炮声后，大量的人群，顿时减去了一半；而长江水中，则又陡增了成千成万的惨死之鬼。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婆，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婆二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虽然暂时逃脱了敌人的残杀，但久了又将如何呢？多方考虑的结果，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便又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谁知收容所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千个男女，真是人满为患，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仍然只有挤下去。听说像这样的收容所，全南京城不知有好多个，而且全都人满为患哩！

这天晚上，我们正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大队的敌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但我有一同学，就是因此罹难……

这位老兵后来在一个星期之后，趁着水上交通刚恢复，于当月21日再度偷偷从下关渡过了长江，沿铁路转入长沙，重新回到了抗战部队。

解放后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唐广谱，也是南京大屠杀中从下关渡口死里逃生的少数“老兵”之一，1937年他是守城部队中的教导总队三营营部勤务员。这位“机关兵”也亲历了13日的劫难与之后死里逃生的那一幕。他给我们讲——

1937年，我才十几岁。当时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驻守在上海江湾。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我也随教导总队从江湾节节败退，一路逃到南京。我们逃到南京不到一个月，日寇又进逼南京。教导总队被布置在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指挥部就设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交通银行地下室，我做警卫。

我们进驻交通银行地下室不久，日军攻入了中华门。当得知日军冲到太平路时，教导总队的头脑们就拔脚先逃了。我和六个弟兄，也连忙向下关方向奔逃。这六个弟兄中有一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

我们六个人跟着逃亡的人群，向挹江门跑。一路上，逃命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当我们来到挹江门时，挹江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摔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六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六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溃逃的士兵把整个下关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四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溃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面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作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座桥前，鬼子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趁鬼子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忙得筋疲力尽，它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

天黑了，日本鬼子杀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我俩没命地跑上山，蹲在坑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天还没亮，日本兵搜山时发现我们。鬼子把我们押至街心的一个空场地里，背靠背，手臂对手臂地绑起来。此时，场地上已站满了像我们一样被绑着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陆续被鬼子赶到场上，捆绑起来。后来，我俩随着这一大群人，被赶到幕府山原国民党教导总队野营训练的临时营房里。这所临时营房共有七八排，全是竹泥结构的棚子，里面塞满了被鬼子抓来的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饭也不给吃，到了第三天，才给喝水。鬼子稍不如意就开枪杀人。到了第五天，我们被饿得肚皮贴着脊背，都只剩一口气了。很明白，鬼子要把我们活活地饿死，有不少大胆的人，认为饿死不如拼命，就暗中商定以放火为号，各房的人一起冲出去。那天晚上，有人烧着了竹屋。火光一起，各房的人都一起向后冲去。当大家推倒营房竹围时，见竹围外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人们急忙地跳下沟，泅水或涉水逃命。可是，沟外却是一堵绝壁，大家都傻了眼。这时，鬼子的机枪向人群扫来，血把沟里的水染得通红。逃命的人又被押回房里。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不少，只得人靠人、人挨人地挤着，像塞人罐头一样，透气都十分困难。

第六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鬼子就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把所有的人臂弯对臂弯地用布条捆绑起来。等到全部人都绑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鬼子用刺刀逼着这一大群人排成队，向老虎山方向走去。当时，人们已饿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日本鬼子在队伍两侧，看谁走慢了，就给谁一刺刀。走了十多里，天已经黑了，敌人改道把我们赶到上燕门离江滩不远的空场地。六天六夜没有进食，又走了许多路，一停脚步，大家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间，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不知多少人。

虽然如此，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鬼子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发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鹤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许多尸体一下把我压倒在地上，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衣裳。我憋着气，动也不敢动。二十多分钟过去，枪声停息，我战战兢兢地摸着唐鹤程，拉拉他，低声问：“你怎么样，受伤没有？”他说：“没有，你呢？”话声未落，机枪声又响了起来，我吓得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到第二次扫射停止，我发现唐鹤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紧张起来。我用力摇他，他还是不动。当我摸到他头部时，才发觉他头上中了一弹，鲜血直往外涌，吓得我连忙缩进死人堆里……

过了许久，不听枪响，我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才得活命。我慢慢地、轻轻地从死尸中探出头来。前头尸体七横八竖，挡住了我。我想：向前爬，敌人一定会发觉，就用脚勾住后面的尸体，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缩，缩到了死尸堆边，我再也不敢动了。

探照灯早已熄灭，黑沉沉的夜，淹没了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现场，江水哗哗，真像凄惨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听到鬼子收拾东西的声音，接着便是他们走的声音，汽船也突突地开走了，我才大着胆，慢慢地连走带爬，向下游走了十几里。我爬到一个窑洞边，只见窑洞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我也顾不得许多，爬进能避风的窑里。

迷迷糊糊地等到天亮，又迷迷糊糊地待到中午。当我看到一艘小船直向窑洞方向摇来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小船靠岸时，才看见船上有一老一少，都是中国人。原来，他们是南岸的人，为躲鬼子到对岸八卦洲去，现在趁鬼子巡逻船不在，过江来装牛草。我立即跑出窑洞，奔向船头，请求老人家救我一命。老人见我满身是血，一副狼狈样，让我藏在船舱里，用稻草盖好，把我带到八卦洲……

13日这一天，对中国守军来说，是个绝命之日，也是日军残暴实施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杀戮人数最多和最集中的一天，主要针对逃出城却没能渡江而不得不滞留在下关江边的那些已经放下枪的中国军人。

当数以十万计的守城中国官兵冒死向长江边逃难时，所有人都在急切间忽略了一件要命的事：天堑长江胜于百万雄兵。撤退官兵如潮水般涌至下关之后，突然发现江边根本没有渡江所用的船只，于是只得在下关以西的三汊河和再往东的煤炭港这么几里路之间的长江岸边来回奔跑逃命……沿江的大船和小船几乎全被日军击沉，于是中国官兵们只好千方百计自行渡江，他们从老乡家里抬出一口口棺材，当作渡江木舟，哪知由于想逃命的人太多，一口棺材下水后，总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跳上去，抢啊、闹啊，又相互争夺着往江中划去，结果不出十几米或几百米后就被汹涌江涛翻沉于江心之中，棺材成了无数官兵们葬身于大江的陪葬品——那些溺水的官兵们多数喂了鱼，即使有些侥幸存活者，偏偏又迎来逆江而来的日军舰艇不分青红皂白、毫不留情地，甚至是在哈哈大笑中用机枪横扫，于是我可怜的中国官兵死得体无完肤……

言心易，上士，曾是教导总队公认的一位勇敢、忠诚的士兵，打仗时每每冲锋在前，杀敌无数，营长郭岐特别喜欢这位无敌骁勇的士兵。13日那天，言心易与撤退的部队在挹江门失散，便仗着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怀着求生的意念，夹在去下关的人潮中东奔西跑。到江边后，一心想随便找一件漂浮物，再凭自己过硬的泳技和体力，希望能够游到长江对岸。可当他站在江岸上一瞅后，简直吓坏了：这么多人啊！哪儿去找漂浮物呀？哪怕是一块木板在那种情形下都是稀罕物。怎么办？正当言心易不知所措时，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顿时，江岸边更是一片混乱，跳江的跳江，往芦苇荡里钻的钻，更多的人则在岸头上无方向地奔跑……

言心易踮脚想看清日军到底从哪个方向来，可他的双脚还未站稳，就见头顶上火光闪闪——日军的炮火和机枪子弹已经“哒哒哒”“轰隆隆”地在他身边和周围开花了！

毫无战斗力和反抗能力的中国官兵立刻成了日军枪炮的活靶子，弹雨之中，成千上万的肉躯一排排倒下，而更多的人仍在奔跑和绝望地哀号。言心易见势不妙，便跟着抱头就跑，但他感觉自己的双脚不听指挥，怎么也踩不实，低头一看，原来都是那些被敌军机枪和炮弹击中的伤亡战友。“救救我，别踩我……”言心易觉得有人在他脚下哭喊着，也曾有人拉住他的腿，他想俯身看一眼，可很快又收回自己的目光——因为躺在他脚下的人太惨，惨得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忍……还是逃吧，逃出去就是活路！

那一刻，言心易觉得自己就是罪人，因为在踩踏过程中他见过几张熟悉的面容，但此时此刻，他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否则另一个倒下去的一定是他言心易。

逃！没命地逃！言心易在千千万万混乱的逃亡官兵中寻找着自己的生路。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立正——！”

奇怪，谁在这儿喊这样的口令？言心易一惊，回头一望，见一名挥动着战刀的日军军官威风凛凛地站在一个高地上，用中国话在喊口令。

为什么要“立正”？言心易没有反应过来，却看到许多奔跑中的中国官兵突然停止了脚步，条件反射似的站住了。一个站住了，便有十个跟着站住了，随后有更多人站住了……言心易也不得不跟着站住了，因为他看到那些没有站住的人，被飞来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击中倒下——子弹是从那个日军军官身后的至少有一个排的日军机枪手那里射出的。

“立——正！”日军官再一次喊口令。

言心易趁机扫了一眼停下来的中国官兵人数，约有两三千人，这都是些劫后余生的命大者。小鬼子让我们立正后想干什么？正在言心易想着的时候，第二个口令又从那军官嘴里喊了出来：“向后——转！”

向后转是——是长江呀！言心易本能地跟着所有人往后转身，而转身的第一眼，他和所有人都看到了滔滔不绝的长江。

“开步——走！”日军官发出第三个口令。

言心易迟疑了一下，却又把腿缩了回来，他见多数人顺着口令往前走，走向寒冷刺骨的大江之中……那些“扑通”“扑通”跳进大江的人很快有的挣扎，有的想往回游，有的则继续往前游，但无论往前还是往后游的人，都在雨滴般的枪弹袭击下慢慢地躺在江面上一动不动，只有身边的水渐变成一团团红色，直至一片红色、一江红色……

那是鲜血，那是水和血搅在一起的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下关段的长江。

我的天哪！言心易看着自己几千名战友仅在十来分钟时间里便纷纷丧失了生命。他想喊、想哭，可是没有力气，也没有机会。就在他迟疑和止步的瞬间，日军的子弹已经飞向他和那些停止脚步没有往大江里走的人……言心易的脑子里一闪：快卧倒装死也许还能活一次！但他的反应并没有子弹飞得快，骤然间他感觉后脑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身不由己地栽了下去……完了，一定是中弹了！迷迷糊糊间，他有一丝意识——他扑倒在一个尸体堆里。

是死了？言心易觉得自己也快到地狱了，但感觉好像没有，因为他意识到头顶有一股很腥很腥的东西在往嘴边流淌……呵，是血！是自己的血？脑袋开花了？言心易紧张地想着。

他轻轻地用左手到后脑一摸：黏糊糊的，是脑袋受伤了，但没开花。那流到嘴边的血是其他人的……其他人都已经不能动弹了！他们一定是死了，或者跟自己一样——半死不活。

“统统的枪毙！”

“死啦死啦的！”

言心易听到耳边又有声音了，一定是日军，他们说的中国话不利索。不能张开眼睛了，装死可能是唯一逃命的机会了！言心易慌忙闭眼，佯作死状……日军的皮靴声已在几米之外，那骂骂咧咧的听不清楚的日本话就在耳边。言心易知道日军正在检查尸体，给那些没死和装死的中国官兵补枪补刀。

日本兵的靴子声已经在他身边停住，似乎有半秒钟的时间没有声音。言心易的心吊在嗓门口：日军一定在审视着这具“尸体”……突然，言心易的腰部被重重地一击：日本兵猛踢了他一脚！言心易只有脑子是有意识的，所以他的身子顺着那重重的一脚翻了个身，顿时他觉得自己的头是朝下了，只有两只脚在上面，又过了半秒钟时间，突然身上被重重地压了两下：是什么？呵，一定是另两具尸体——真正的尸体。

言心易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窒息。但他宁可这样被深深埋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逃过日军的眼睛。

他成功了。

日本兵骂骂咧咧地用刺刀在言心易的上面刺了几刀后，跨过了他的这堆尸体……

后面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言心易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后来一直是迷迷糊糊的，似乎是睡了又似乎是昏过去了，总之等言心易再度清醒过来时，听到一个声音：“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会是谁？言心易的心一惊，闷住呼吸听……

不像是日军。于是他轻轻地睁开眼睛：是一个老人。

“你还没有死呀？”那个老人与言心易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言心易这回把眼睛睁大了：“老伯，鬼子走了吗？”

“走了，全走了！”老者点头，又俯下身子问，“你伤了哪儿？”

“好像是后脑壳。”言心易有气无力地说。

“没死就好！赶紧起来吧！”老者扶起言心易。

言心易这回可以左右看了。这一看，他彻底傻了：怎么全死了？死了这么多人啊！

“喔呕——！”言心易心头一阵恶心，肠根子立即像被钩子拉扯了一下，喉咙里顿时翻江倒海般倒着混浊的水儿……

那一眼谁都会吐断肠根。在言心易的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多数还在冒着血泡，有的头裂开了，脑浆白花花一片；有的脑袋与身子只连着一层皮，还在水里摇晃着；有的赤身裸体，身上的衣服不知到哪儿去了；更多的尸体被血与泥搅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了。

“老人家，这里都是死人，你来这儿干啥？就不怕？”言心易一边四处观望，看看有没有日军，一边问。

老者长叹一声后，说：“我老了，没啥可怕的。我想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个把活的吧。不想找了半天，就找到你一个……”

“谢谢老伯了！”言心易觉得自己有千言万语，但就是说不出来。

“走吧，小鬼子正在到处杀人呢！死人堆里不安全的。”老者拉起言心易。

“可南京还有啥地方是安全的呢？”摇摇晃晃站起来的言心易看看尸体如山、江水如染的下关江岸，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别别！千万别出声呀！我们走，走！”老者一把捂住言心易的嘴巴，拉着他快步离开了江边……

此刻，时间应当是1937年12月13日过后的第二天早晨。

1937年12月13日中国守军到底被日军杀死了多少人，一直是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几十年来想赖账的，他们甚至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年参与此地大屠杀的日本军人是怎么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