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亲姐妹，被人奸污，被人蹂躏，尤其是被一群异国的野蛮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与轮奸，这样的事是谁都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些被害受难的人们是这样，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然而，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无耻行径，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了核实清楚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后数次对当年那些被日兵强奸和轮奸过的受难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学等单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日军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当事者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可贵，证明了日军犯罪的事实。更可贵和值得尊敬的是这些受难者丢弃了自己被辱的脸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诉日军的暴行。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和证明日军的暴行，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中国妇女和中国男人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被奸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选择了几位受害者当时的口述，她们（他们）接受采访时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笔者先要向她们（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当笔者阅读这些“口述”时，忍不住与她们（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

郑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时16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郑桂英，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6岁，住雨花台邓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过。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反”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喂！喂！”地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强奸后，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挂着东洋刀，端着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强奸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可怜。后来日本兵又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9个人被他们打死了8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着“花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开春“安定”时才回来，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20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16岁，个子比较矮，穿着破套裤，脸上涂上灰。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挂着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20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10岁，是个小孩！”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强奸。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着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着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着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杀死。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强奸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着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熏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汉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南台巷2号

我叫唐润珍，1937年时我住南台巷2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当时30多岁，是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着，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40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着他临终前的血书，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颜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为他向其家人报信的。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颜料坊去找，终于找着了死者的后人，住颜料坊11号，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颜料坊”几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干河沿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现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妓女全为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3岁，家住佛心桥8号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13岁，家住佛心桥8号，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60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江宁回南京后，她告诉我们的。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60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强奸，还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阴部，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强奸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性关系，朱磕头求饶，不肯干，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死。

王华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1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48号

我叫王华治，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48号。家里有8口人，母亲王曹氏（48岁）、哥哥王华林（24岁）、嫂嫂王曹氏（18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时年23岁，南京板桥人），与同村另外两人，共4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4个人被日本兵杀死3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当时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7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着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着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10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迹。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他们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4个人中那个受伤的唯一幸存者爬回来告诉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强奸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强奸留下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华英也被日军强奸过，她当时才15岁，堂姐于1984年去世。

王秀兰，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时23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50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6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6号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8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6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当时50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5号躲了起来。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20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两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轮奸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6号家中强奸，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50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强奸。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扒人皮，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残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2号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2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记得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只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那时也不怕丑。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花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当时十二三岁，我姑妈名叫席朱氏，当时50多岁。这一情况是我母亲跟我讲的。

我家的3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60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着跑回家去。

张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1937年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母亲张严氏（今年刚去世），当时带着我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张金浦，现居住在台北）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魏特琳）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着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着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8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我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国民党兵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着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着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胡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着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强奸了。强奸过后，那个日本兵对我说“开路开路的”，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后来，“安民”了，局势稍“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强奸的事，同情我，他于几年前去世了。在家里，我不敢与子女讲，还担心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当时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沈奶奶，80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南京建邺路

1937年我家住建邺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穷，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

日本兵进城时，我们就躲到泥马巷我家舅奶奶家开的铜艺公染坊，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躲在那里。日本兵在我们隔壁杀了很多人，我们听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当时，我年龄小，大人们躲在房间里面，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日本兵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我吓死了。一个白发老太向他求情，说我是她的孙女。后来日本兵走了，我吓得躲在大厅的地洞口，浑身发抖。当时，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要找“花姑娘”，那个老太拿鸡蛋给他。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叽里咕噜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不少人躲在楼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里，老太一边给躲难的人报信，“我带他去找‘花姑娘’去了”，一边引着日本兵到后面去了，楼上的人乘机下来逃跑了。但我舅爷爷被一个日本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他姓王，当时有70多岁了，是个大个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来商量，说这里不能待了，一同结伴去难民区吧。大家用大红巴巴往白纸上一贴，做了面日本旗举在手中。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着棉花胎，像“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着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着人，打点粥吃。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着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那时才9岁……

彭善荣，男，1918年8月20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9岁，家住南京洪武路50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1918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20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14岁那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50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1937年，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30岁不到，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强奸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着翻译又来找“花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到现在，我腿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23个人，推着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煮过饭，不知道放多少水，结果煮了夹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现在每遇阴天，腰还疼，耳朵也被打“背气”了，所以现在我的听觉很不好。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着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30多岁，被日军强奸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花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奸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强奸，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王维青（化名），女，1920年2月17日生，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7岁，家住南京升州路

我今年82岁，属猴。1937年家住升州路，我父亲经营一个杂货店，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我哥哥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当兵去了，直到50年代才回家。我有两个弟弟，一个15岁，一个10岁，我是家里的老三，当时17岁。

南京被日军轰炸时，我们隔壁184号被炸死了好几个人。日本兵进城前，我姐姐随夫家跑到乡下，我们一家躲进了难民区。难民登记时，我大弟弟王道生因为个子高，被日本兵当作“中国兵”抓到一边，我母亲还不敢去认领，央求旁边一个老太去认领了。那些被当作“中国兵”的全被拉走了。

在难民区避难时，我的大弟弟被日本兵用枪拐打得吐血，病了很久才好，但结果留下了后遗症，他70年代去世时，也是吐血而死。

1937年，大约在元旦前，我去了金陵女子大学。当时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去打饭时都不敢走。

过年后的一天下午，我与另外两个姑娘外出找东西吃，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遇见两个日本兵，醉醺醺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姑娘逃走了，一个日本兵前去追赶，我与另一个姑娘躲在一个店铺里，那个姑娘躲在柜台下面，死活不肯出来，被日本兵杀死了。我躲在店后面，被日本兵抓住糟蹋了，我不敢反抗，吓死了。

因为有这段经历，我结婚很晚。在我26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姐姐和我妈将我嫁到外地。他是矿山会计，我跟他走南闯北走了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现在住在贵州六盘水，我至今还埋怨我姐姐。

我的丈夫知道我的经历，但我的七个儿女至今仍然不知道，我一直将这段痛苦的经历藏在心里。我是老南京，我很留恋南京。70年代，我丈夫去世后，我将他的骨灰迁埋到南京，我自己也准备日后葬在南京，我将小女儿嫁到南京。

我这次来南京是给丈夫上坟的，我很痛恨日本人。今天我本来准备回贵州了，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推迟回去的时间，决定今天到纪念馆讲述我的这段苦难经历。

许大昌，男，1923年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通济门外米行街

1937年，日军进城前后，我们在通济门外米行街的家被烧光了，整条街被烧毁了。堂兄许大钧在信府河的家也被烧光了，堂兄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姑表兄石朝义、石朝年被鬼子杀害了，表嫂遭到轮奸致残，他们在光华门外小山头开设的粮行及所有家具也全部被烧光了……

南京城破失守，日军疯狂杀进城来，到处烧杀淫掠，火光冲天，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日军杀到泥马巷林姑母家中，这时石氏兄弟全家藏在家内，两位表嫂被这群野兽从草垛里拖出，遭到这群野兽残酷的轮奸，惨叫不已。两位石氏表兄也被发现拖出，见他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石朝义婚后刚生个女儿，石朝年结婚不久），不由分说，推到大门外的防空洞旁（在踹布坊口）惨遭杀害。此后，两位表嫂再被残酷蹂躏后，下部肿胀，痛得死去活来，不能动弹，后经邻里老人建议用土方治疗，流出大量脓血脏物，才幸免一死。此事因被害人羞于告人，从未公布，但她们改嫁后都终身不孕。如今数十年过去，她们都相继亡故，就连战前所生的婴儿石慧如也早已夭折，他兄弟两家人全都后继无人。

万秀英，女，1928年3月18日生，汉族，祖籍宝应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下关二板桥

我叫万秀英。1937年，我家住在下关二板桥，家里有父亲万学华、母亲万于氏、哥哥万来刚、姐姐万凤英，我那时才10岁。我家是做生意的，日本兵进城前，我们跑反到江浦西家店，那里全是柴洲，后来我与哥哥回到南京。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下关一带被杀了很多人。我的哥哥万来刚比我大7岁，我们躲在地洞里，他出来找东西吃时被抓到和记洋行，那里被抓了很多人，许多人被机关枪扫死了。我看到日本兵把死尸往长江里扔，潮水一来，尸体就被冲往岸上。

在二板桥，我看见有三个日本兵轮奸一个19岁的姑娘，强奸后又用刺刀挑开女孩的下身，她的妈妈在那里拼命哭。

为了躲避日军的强奸，我把头发全剪了，脸上抹得脏兮兮的。一天早上，我与哥哥到江边捞小虾子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拽我哥哥，我不肯，就去拉哥哥的褂子，日本兵穿着大皮靴，踢了我一脚，把我踢伤了。当时日本兵一刀就把我哥哥的膀子砍下来，顿时鲜血直流，哥哥就这样被活活砍死了。

我父母回南京后，父亲给茶房帮工，我们没吃的，就吃小虾子、豆腐渣。我母亲万于氏到三汊河柴洲里拾柴火，走在鬼脸城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兵的炮弹炸死了，弹片炸进她的右边腋下。我们去找她的时候，看到柴洲里死尸很多。

母亲和哥哥被日军杀害后，姐姐万凤英天天躲在地洞里，不敢出来。她1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就怕日军糟蹋。我长得很瘦小，每天出来讨饭吃，天气很冷，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跪在地上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大哭一场，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日本兵给我家带来的灾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李素芬，女，1923年3月12日生，汉族，籍贯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城南新桥船板巷

我叫李素芬。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和堂叔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共住有近20口人。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无恶不作，我们全家都非常害怕。我的养母就带着我的小妹躲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收容所里，我们几个女孩子就躲在我们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可是没躲两天，日军就开始放火烧房子，从新桥一直烧到我们家，我们没地方躲了。于是就趁夜里，几个人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我的养母。找到了养母和小妹，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丧尽天良的日军连一个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由于身心受到创伤，可怜的小妹没几天就死了。

我父母不放心家里，有一天晚上跑回家，可没有想到还是碰到了日军，我母亲被日军强奸了，我父亲受了刺激，得了脑溢血，没有几天就去世了。我母亲经过这场灾难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不久也去世了。我婶婶被日军逼问有没有看到中国兵，她不肯说，被日军杀死了。

这血海深仇我永不会忘，日军害得我变成了孤儿，我要控诉他们！

杨明贞，女，1931年2月9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6岁，家住南京市东文思巷

我叫杨明贞。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市东文思巷（靠近大中桥），家中有三口人：父亲杨光源，53岁，是个编织竹器的篾匠；母亲杨宋氏，51岁，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我本人当时6岁。现在，我家住在南京市罗廊西村16号。

日军是1937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进城第一天，日本兵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先是来了一个，我母亲招呼他坐，被他一脚踢倒在地。第二次来了两个日本兵，向我们要“洋火（火柴）”、“香烟”，我们没有，他们就拳打脚踢，没办法，我父亲就给他们包了一些旱烟叶，才把他们打发走。接着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抢走了我家挂的咸肉。到了中午，又有五六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冲进我家院子，他们先是对着一位看门的老头连开几枪，这个老头叫浦狗子，50多岁了，因流血过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着，又对着房东朱老太太开了一枪，打在腰上，当场就打死了。当时我父亲在堂屋里也被日军打了一枪，左臂受伤，子弹头留在里面。到了傍晚，又来了一批日本兵，抢走了我母亲的金首饰、银圆和钱，还抢走了我们的棉被。

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二日）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家准备到难民区去躲难，谁知刚走到大中桥，就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用枪对着我们，我们只好又回到东文思巷。这天下午约3点钟，有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院子。他一把将我抱住，解开我的棉袍扣子，脱掉我的裤子，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对着我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刀疤还在。父亲看见了，用右手从日本兵手里把我夺了回来，日本兵见状，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并使劲用脚将我父亲踢倒在地，还对着他的脖子砍了3刀。父亲为了救我，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尸体是被红字会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

12月15日，日军进城第3天（农历冬月十三日），我和母亲躲在家里，为躲避日军的强暴，母亲在脸上涂满锅灰，用布包着头。这天下午约1点钟，来了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其中一个用刺刀挑开妈妈的衣襟，脱下她的裤子，把她糟蹋了，还用手抠她的下身，又用枪拐子捣（母亲的下身）。母亲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饶，可日本兵就是不放过。另外一个日本兵也强行解开我棉袍上的纽扣，将我强奸了。

之后，我母亲因受到严重的刺激、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亲被害后，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先是到处讨饭，后来做点小生意，卖烧饼、油条，勉强维持生计。日军糟蹋了我们，对我影响很大，不仅在生理上造成小便失禁，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弟的儿媳妇，是个童养媳，当时才18岁，日本兵强奸她后，还用刀捣她下身，当场给活活捣死了。她遇害的地点在建康路。日军见到妇女就强奸，还有个12岁的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后杀死。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罪行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其丑恶的行径你想得到的他们都做了，你想不出的他们也做了，是人不敢想的事他们也全都做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骂这些禽兽不如的日军叫“鬼子”和“妖孽”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即使是鬼，也未必有那么残忍和恶毒。

在那么多女人惨遭奸淫与残杀的“奸情”档案里，我看到两位女性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7”这个数字，其中一位女性一天中被强奸了37次，另一位因为不从日军的强奸而被刺了37刀……

呵，1937年，中国南京的那个寒冬里的这两个数字“37”，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悲愤，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心痛，更让我对侵略者的兽性充满仇恨！

忘记这仇恨我们就不是人。是人就该把仇恨牢牢地铭记在心。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的整个事件里，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