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19.好人当“主席”
一个德国人，原本与中日战争是无关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作为德国人的他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角色，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准备撤离，只是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意。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是否还能保住，或者说更远一点的话，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是否还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事。
也许德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和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体。拉贝就是这样一个人。
1882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来到中国，一干就是3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俩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三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与德国宣战，即使如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中国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建几个发电厂，拉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是西门子公司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品质，在一场大屠杀的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射无限光芒，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拯救了众多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1200多名犹太人。笔者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是拯救了那么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致称赞他这一点。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友人都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他的品质。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暴行，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长为了行动正义者。
应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日子里，德国人以他们先进的技术、严谨的作风及诚实的信誉，很受当地人喜欢。政府、军方和市民对德国都颇有好感，这一点德国人自己有深切的体会。
然而，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个国家干扰与打乱了。这个国家自然是日本。
拉贝这时在中国的首都南京。1937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拉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时有钱人和外国商人已经把北戴河当作消夏好去处。七七事变发生，拉贝他们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后便向公司请假，搭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去与妻子度假。
“我亲爱的乌鸦，你总算来啦！”妻子搂着丈夫，一边亲吻一边用手指刮着丈夫高高的鼻子说，“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这不，我现在可以安心与你休养一段时间了！”拉贝回敬妻子一个热烈的吻。
“乌鸦”一词在德语里与“拉贝”是同一词，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贝称为乌鸦。
美丽的蓝色海湾幽静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时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酝酿着中日激战的气氛。但显然人们在议论中还是表现得十分紧张和担忧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还能生存吗？”
拉贝的耳边每天都是这样的声音，这让他心里很不爽。“我必须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贝告别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车，15小时后到达天津。
这时的天津，已是日军占领区，到处都是逃难的中国人。夹在难民中的拉贝，开始感受到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平时只需要40来小时就能从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这回拉贝整整用了10天半时间。
9月7日，拉贝回到公司经理办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国驻中国使馆寄来的，也有朋友寄来的，甚至还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等。
“拉贝先生，我们要走了。你也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弹就会扔到我们头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着打包，或准备回国，或搬到其他地方。他们告诉自己的头儿：前天，日本的飞机扔炸弹，其中有一颗就离他们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远。“几个中国人被炸死了！”同事们用夸张的手势对拉贝说。
“呜呜——”就在说话时，防空警报响起。“快快，拉贝先生，快到防空洞里去！”已经吃过几次日军飞机轰炸之苦的同事们，似乎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一听到警报声，拉起拉贝就往公司院内的一个防空洞跑。
在蹲进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贝发现：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撑着一面约6米宽、3米高的德国国社党党旗，那个纳粹符号“”异常醒目。
“管用吗？”拉贝问同事。
“管用。”同事们有些骄傲地回答道，“美国和英国人都非常羡慕我们，说只有你们德国现在跟日本关系好，其他国家就难免不被日本飞机扔炸弹了。”
拉贝凝视了一会儿旗中央的那个黑色“”字，会心一笑，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军有一天进了南京城，或者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
防空洞很拥挤，30多个人在里面几乎是鼻子挨着鼻子，而且里面积了许多水。“这可不像是我们德国人干的活！”拉贝借蹲在洞内的几小时时间，细细地观察了这个在他到北戴河时同事们挖的防空洞，觉得它水平低了些，“应该作战时准备”。拉贝对所有事情都非常严谨。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贝其实没有睡多少觉，他辗转难眠，主要是在想：时下公司上下都闹着要回国或搬到比较安全的汉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财产比如房子等等怎么办？都丢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而且我身边有那么多中国雇员，他们都是华北人，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先生如果不走，我们坚决跟着你留在南京！”中国雇员的话令拉贝感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走吗？”这里是有个道德问题的。拉贝在责问自己。责问的结果是：“必须留下来，让别人走吧。我拉贝不能走。至少不能这样轻易就走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呢！”拉贝的心底里闪过一个在他意识里“特别崇高”的理由。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应该做什么？就是永远不会放弃困境中的工人和穷人嘛！在拉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国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为工人和劳苦大众服务的党。
“今天善待了我近30年之久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德国驻华大使馆派人来催促拉贝走，“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你的安全了”。拉贝听了就生气，向使馆的人这么说。
“那就请先生自便吧。”大使馆的人无奈地摇摇头。
“韩，再带几个人，我们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去。”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国和撤离的同事后，拉贝叫上中国雇员韩湘琳等人，钻进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准备吃的食品外，还要尽可能地多找些药品来。到我家里搬药品去。”拉贝毅然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带人从自己家里搬走了全部药品，还有防毒气的浸醋绷带。
“小鬼子怎么今天不来扔炸弹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几个中国雇员望着天空，觉得奇怪。
拉贝也在思忖。他打开收音机，一听便明白了：上海那边在下雨。
“今天他们不会来了。”拉贝对大伙儿说。
“你怎么知道的？”中国雇员们问拉贝。
“那边有雨，飞机飞不起来。”
原来如此。中国雇员心目中的拉贝就是了不起，干啥事都比一般人聪明和有办法，关键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视呀！而且这里——”拉贝指指自己的腹部说，“还有糖尿病！”他对中国人说他“心眼好”一知半解，于是幽默道。
“先生不仅心眼好，而且还境界高。”对韩湘琳的这句话，拉贝更有些糊涂了。
“亲爱的韩，你到底是在骂我呢，还是在夸我？”
韩笑了。一天，他俩路过夫子庙，韩对拉贝说：“我说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于说你像我们伟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样！”
“……”这回拉贝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跟孔圣人差十万八千里远呢！我要永远向他学习，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22日这一天，拉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威力和给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一天，日军战机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一直轰炸到下午2点30分左右，拉贝感觉那几个小时里，地动山摇，28个人待在狭窄的防空洞里，除了他和来此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在防空洞内一声不哼，吓得甚至连气都不敢出。
“憋气！无论如何，谁发起了战争，谁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养的拉贝显然也生气了。他是经历过一战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弹数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袭警报解除后，拉贝决意要去城里看看轰炸的情况到底如何——他当然更多的是关心德国在这儿的财产损失情况。
坐在小车上的拉贝，看到了城内一团团火焰，于是他就往那个方向驶去。
国民党中央党部起火了。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行政大楼和播音室那栋楼起火了……
显然日本飞机有备而来，针对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投下炸弹。但令拉贝担忧的是，日军的炸弹并不长眼，其中有一颗炸弹就扔在距施罗德博士（一位德国人）家不到200米的地方。拉贝走过去看了看弹坑，约6米宽、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罗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汉口去，能保证不擦破皮、震坏脑袋吗？”望着朋友家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惨状，拉贝想：使馆要求侨民们早日离开南京并非没有道理。
离开施罗德家，走上繁华的中山路大街，拉贝看到距德国驻华大使馆不远处也有好几个弹坑。这里的情况似乎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但在通向交通学校的那个街道拐弯处的情况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围在那里，嚷着哭着的都有。拉贝过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废墟，旁边有个巨大的弹坑，许多人在坑内的废墟里刨挖，说是有人压在里面。
“上帝哟！”拉贝看到有好几口棺材放在坑旁，显然有人被炸死了。
女人们一边哭泣，一边咒骂“小日本鬼子”。
“中央党部那边一个炸弹下来，就炸死了8个市民……好惨哪，有个脑袋都不知飞哪儿去了。”拉贝不会说中文，但能听懂一些。
22日的轰炸，令拉贝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对南京市民多了一份同情心。他觉得自己也是南京市民之一，日本人不该对无辜的市民乱轰炸。
“我们不走！留在南京，看他们日本敢拿我们怎样！”日本人轰炸南京，除了威慑中国国民政府外，还有一份威慑是做给同情中国和支持中国抗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看的。它的这一轰炸，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让英国、美国还有法国使馆非常生气，这些国家的大使一致商议：不走了，就留在南京。令拉贝有些兴奋的是他的德国大使也决定暂时留在南京。
“很好，除了谢尔先生走后我们没有面包吃了之外，我并没有因此被日本人的炸弹吓倒。”拉贝对自己的朋友讲，这一天令他高兴的还有他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那儿带回了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这个时候还能拿到这样的订单，西门子公司洋行上海总部对拉贝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赞赏，并且在信里表达了对他在南京的安全的担忧。
“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拉贝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道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份忧虑。
保险意识在西方人的头脑里要比我们中国早了七八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日本的这次大轰炸，把整个西方世界激怒了。拉贝通过上海朋友的信件和电报，在第二天知晓了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和世界媒体一致谴责日本无视平民和国际法，严重损害平民和外国驻华使馆的权益——合众社22日电：
因为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军队高射炮的弹雨，包括了7名女性在内的20名美国人被暴露在危险之中。
尽管美英两国对轰炸平民及私有财产提出抗议，并且法国、德国稍后也进行了交涉，市内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受到了轰炸。其中包括美、意、德、荷的各大使馆或公使馆，以及事实上全部是美国等外国人居住的新住宅区。
首都的30多个地区中，平均每处落下了3枚炸弹。中国的两大重要铁路——津浦线和京沪线的车也未能幸免。不远处的长江上停泊着美、英、法、意各国军舰。
美国政府对日本在南京城的大轰炸给予了最严厉的抗议，这已经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的第二次正式的强烈抗议。而且在22日日军轰炸南京后，美国国务院不仅立即代表政府向日本国提出严正抗议，且马上派驻东京大使到日本外务省提交了美国政府的抗议书。23日的《纽约镜报》报道如下：
国务卿赫尔抗议：轰炸南京是威胁
9月22日，发自华盛顿（国际通讯社INS）。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向日本送达了强硬的抗议通告，对日军向中国首都软弱无力的居民连续进行“不恰当的”空袭提出了警告。
这次警告是针对日军昨天晚上对南京进行残酷、毁灭性的轰炸，作为迅速反应而提出的。
……
美利坚合众国让日本强烈记住以下几点。（1）美国对给本国国民以及所有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带来危险，以及对本国官员和国民发出劝告撤离南京表示“反对”。（2）轰炸普通居民地区“是不当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主义原则的”。（3）当该市受到全面轰炸时，日本所谓保证不会损害各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是虚心假意的蒙蔽。（4）因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不管什么样的美国人员的伤亡及至财产的损失都应当由日方承担责任。
通告要求日本以后不要再进行轰炸。在表明“强烈反对”以后，美国政府表明道：“衷心希望日本停止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轰炸。”
作为外交惯例，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抗议通告要求日方予以正式的回答。
赫尔国务卿还公开发表了美国政府通告正文。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
本政府一直保持这种见解：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众多人口从事和平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全面的轰炸是非法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的。
尽管一再保证“在实施预定攻击期间，要密切严加注意友好国家的国民生命及其财产”，但是本政府如果根据经验所示则不得不说：在进行空袭时，无论在任何时候，而且在任何地点，不管责任当局如何注意，在保证这些作战地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都没有奏效。
鉴于南京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在该地美国大使等在美国政府机关执行重要公务这一事实，美国政府会强烈反对作为结果出现一种像强行选择要么放弃美国使馆等工作的本政府机关及其设施，要么置身于极大的危险当中那样的情况。
因此美国政府对于因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损害，为了政府自身以及美国国民，应该保留所有的权利，并应该衷心希望日本不要再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轰炸。
外交辞令很有讲究，美国政府对日军无视他们在南京的利益和人员安全确实非常愤怒。拉贝则通过西方的媒体也了解了更多关于日军大轰炸更真实的情况。比如《纽约邮报》对9月22日的大轰炸这样记述：
尽管英美两国提出抗议，上海的日本当局仍然宣称，日本从未放弃摧毁中国抗日中心南京的意图。在发表这一声明期间，空袭依然持续。
……
超过一百万的南京市民们顿时像发疯一样冲向已准备好的防空洞以及其他掩体，有的人则到小山上躲避。恐惧中的人们拼命地向四处逃散，街道上呈现着极度混乱的景象。
日军飞机尚未出现，13名中国年轻飞行员驾着的美制歼击机在隆隆的引擎声中飞上天空，朝着西北方向飞去，以迎击敌机。
然而没想到的是，30至40架日机突然出现在西南方向10000英尺的空中。日机随即俯冲下来，向政府中枢所在地城南地区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
设置在古城墙边丘陵上的中国军队高射炮立即开火，炮弹在空中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飓风。
中国歼击机猛烈冲入日军飞机群。不久，4架冒着火焰坠毁下来。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数量相当的日军飞机编队从西北方向集合冲下来，集中轰炸了南京鼓楼地区的住宅区……
记者笔下的大轰炸呈现激烈状态，惊心动魄。西方报纸的记者还观察了另一种现象并提出批评，如9月22日《纽约每日新闻》：
美国人被愤怒的南京市民侮辱
9月22日，星期天，经上海发自南京（美联社）。今天，仍有少数美国人留在空袭威胁下的首都，当他们向大使馆撤退时，正在不安地等待着日军飞机来临的、愤怒的南京市民对他们进行了多次侮辱……
其实，这一天大轰炸后，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大使等人已经逃到了停泊在长江上的“吕宋”号炮舰上。
然而拉贝对这样的国际态度和事实真相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说：“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他指的是下雨天，敌机不会来南京轰炸，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到了地面，吸到了新鲜空气。“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及美国对日本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市民或者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未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
“日本人不讲信誉！他们滥杀无辜！可耻！”当晚，拉贝在应邀出席德国大使馆的座谈会时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人的罪行，但对大使劝他早日离开南京表示了保留意见。
“你应该走，所有留在这里的人都不安全。”大使陶德曼博士耐心地劝拉贝，并且告诉拉贝：德国政府已经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
“每天1000墨西哥比索，价格尚可。将搭载所有准备离开南京的人逆江而上，到汉口。很安全的。”大使悄悄在拉贝的耳边说道。
拉贝还是摇摇头。
“你太爱中国了，拉贝先生！”陶德曼博士唉了一声，又道，“那么至少你还有些物品需要送回国吧？”
“这个我需要。我和公司还有不少物品得离开南京，不能留给日本人当作轰炸的目标。”拉贝说。
“商人！真正的德国商人！”陶德曼博士几分敬佩几分嘲讽地对拉贝说。
拉贝笑道：“我就是一个真正的汉堡商人。”
日本人对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严正抗议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照旧轰炸，且越来越厉害。
9月25日，从早上9点开始，连续四个时段拉起了防空警报，拉贝和同事们几乎一天没有出洞，这让他很难受很生气。下午4点多后，他拉上韩湘琳往下关方向走，想到江边看看大使馆给他们德国准备的船舶。路上，警报又响起，这让拉贝无法忍受，且吓得不轻。
下关电厂是拉贝一路上看到的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之一，8颗炸弹落在那儿，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门口，显然这对母子是想躲避轰炸却还没有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就被日本人炸死了。
“野蛮！最无耻的野蛮行径！”拉贝看着现场的惨状，悲愤无比。
在电厂，拉贝看到几枚炸弹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炸弹显然是正好在配电房里爆炸的，因此所有配电设备被炸得粉碎。厂里的办公室也完全变成了废墟，只剩下两根钢筋水泥柱像一个80岁的老人弯着腰。西门子公司的职员都是优秀的工程师，对设备异常敏感。拉贝发现，电厂现在基本上彻底被毁，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积厚有几厘米高，爆炸当时的冲击波肯定十分厉害。
下关电厂是南京主要的供电来源，蒋介石对此次日军轰炸电厂给予了高度关注。拉贝作为西门子对该厂的电机供应商，其责任是如何恢复它的发电功能。
“没有电的城市等于回到中世纪。”拉贝在回来的路上一边叹息，一边如此对韩湘琳说。
“哎，电灯亮了呀！”韩突然兴奋地指指城区的街头。
竟然有电灯亮起来了！拉贝也觉得奇怪。一打听，原来是浦口铁路照明电厂拉过来的电呀！
“老蒋看来是有所备战的。”拉贝觉得中国政府对防日轰炸是蛮下功夫的。毕竟，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快快，拉贝先生快起床！”半夜，拉贝突然被韩等人叫醒。混乱和仓促之中的他，戴上眼镜后，才听清楚了外面是警报声。
“现在是午夜2点31分哪！这日本人也太坏了吧！”拉贝看着表，极端生气道。
“别系领带了，先生！”中国雇员扶起拉贝就往屋外走。
拉贝这次是穿着睡衣和睡裤进的防空洞，如此穿着不正规，令这位德国绅士很不爽。
第二天，下雨了，下得还不小。
“乌拉！今天是和平的日子！”同事阿德霍尔特高兴地过来对拉贝说，“今天我们好好睡一觉吧！”
“对，和平的日子为何不享受一下？”拉贝极表同意。“和平的日子”——下雨天，南京市民和拉贝他们这些待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都太热爱下雨天了。因为这样的天气小日本的飞机是不会来骚扰的。
“我补睡了一觉。美美地，多么高兴！”拉贝在日记中欢呼。
阳光灿烂的日子， 人们感到恐惧而得不到舒畅心情，下雨的天气反而欢呼“万岁”，这是侵略者日军给中国人民和像拉贝这样的在华外国人士带来的畸形心态。
当关切着德国人利益和西门子公司利益的拉贝，再一次跑到中山路时，他又一次震惊了：在德国人开的黑姆佩尔饭店的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一片中国民房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房子前面的一个防空洞没有能保住里面的平民们的生命，30多个男女市民被炸成一团团碎烂的肉泥，惨不忍睹。
“卑鄙！无耻！屠杀！侵略！”拉贝把能骂出口的愤怒全都倒了出来。面对日本人的无耻行径，拉贝对中国的热爱与对日本人的蔑视程度似乎是成正比例上升，尤其是对中国和中国雇员的敬佩之心。这一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的到来和所说的一番话，令拉贝好一阵感动。周是应国民政府交通部的指示，冒着两边的战火，用了26小时才抵达南京的，可见战火下的两地之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拉贝作为西门子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自然要接待好上海派来的同事。
“周，南京的炸弹每天都有可能在我们头顶上面爆炸，你来此，你家人不担心呀？”拉贝问。
周笑笑，说：“我对我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北方的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
拉贝听完周的话，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好样的，周！”他为此热烈地拥抱了周工程师。西门子在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有一大批像拉贝这样的优秀职员外，中国雇员对公司的支持和献身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而拉贝对周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的真诚与无私，表示了极大的敬佩之情。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少。德国使馆租借的船，已经在感恩节这天载着首批离京的人士起航。为了表示庆祝，大使在船上为所有可能出席的在南京的德籍同胞搞了一个“感恩节”庆祝活动。拉贝自然也去了，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完成任务后回汉口的周工程师带走他记下的16本日记。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德伦克哈恩先生，请他帮助我保管它。”拉贝指着4个箱子，吩咐周。
船上的感恩节虽然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但依然开得很浪漫。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在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对所有准备离开南京的德籍女士和留在南京的德籍男士们表示了敬意。最后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唱着《国旗之歌》，三呼“德意志”和“元首”万岁。
“怎么听《国旗之歌》就像听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似的。”拉贝和几个朋友窃窃私语道。可不，因为他们身后的南京城里又在响着一阵阵日军轰炸引发的爆炸声……
接下去的日子，除了指望下雨天外，就是待在防空洞里无聊地默对着自己的同事和雇员。这不是勤奋工作的拉贝所希望的，他内心时常出现某种焦虑，但有何办法呢？拉贝在这个时候学会了另一个本领：除了写日记外，他在试着给一个朋友主办的德文版《远东新闻报》写留守南京的特写，并且因为感恩节那天他写的一篇《发自船上的报道》引起了德国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被朋友扯进了该报的“兼职”圈内了——《远东新闻报》聘他当“名誉职工”。拉贝是个谦虚的人，换了别人也许很是高兴，他却有些郁闷地回信给这位朋友——胡尔德曼先生，因为这位胡尔德曼先生由于拉贝写的报道而把拉贝抬举成德国人的骄傲之类的“英雄”人物了。
拉贝有些受不了。他如此回信，并在信中进而说明了他留在南京的原因和时下心态：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 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 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 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 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我们都知道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拉贝式防空洞”。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大战的3个月里，日军飞机开始不断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害中国30万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这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们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许多民间防御设施不够牢固，有不少人在轰炸的震荡之中被倒塌的地洞压死。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德国人做事严谨认真，技术能力超群，他摸索出一套修建坚固耐用防空洞的经验。“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和驻京外籍使馆人员与传教士中流传开来，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这个功劳，应当给拉贝记上。
拉贝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信的形式告诉朋友的，而朋友又通过报纸给传播了出去——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首先是因为他本人一窍不通方可选择这一方案），付给他——建筑师500元～3 000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健康。”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活着。”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人们的心情已经被彻底地搅乱了。比如10月19日这一天，拉贝甚至非常愤怒了——
开始是不到凌晨2点钟，警报就响起。睡眠中的拉贝刚刚穿上第二只靴子，炸弹就已经落了下来，整个房子都在抖动。
“里贝，你怎么还在睡呀？”拉贝见自己的伙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呜呜——”第二次警报再度响起。
“喂，里贝！第二次警报了！”一般情况下，第二次警报响起，意味着更大的轰炸即至。拉贝见里贝还没有动弹，有些生气和着急了。
“是是是，我听到了！听到了！”里贝这回才开始起身，动作依然漫不经心似的。
走进防空洞，拉贝看着洞内挤得满满当当的就来气了：有个远洋公司的胖家伙，一人占了几个人的位子，把身边的妇女和小孩子挤在一边。
“我希望你调整一下。这里的位子本来就不多，你不能一个人占了女士和孩子的三个位子……”拉贝走过去，冲那胖子便说，结果话还没说完，不小心脚底一滑，掉进了洞内的地下水沟，臂部湿透。
见鬼！早晨，拉贝从洞内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子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通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
“这个老鸹（拉贝的外号），他做事真够认真啊！”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就是个“好人”，唯独那胖子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人够折腾人的。凌晨4点来钟，警报刚刚解除，还不到半小时，警报再起。拉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里刚站上不到几分钟，警报又解除了。原来，是一次虚传敌情：天上飞着的是蒋介石自己军队的巡逻歼击机。
“乱套了！”人们的嘴里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谁呢？拉贝安慰大家说：“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也算正常。”
话虽这么说，拉贝自己心里也很闷气，因为刚躺下，外面突然传来高射炮声——地面的部队朝天空激烈开炮开枪。“彻底乱套了！”拉贝心想，“千万别自己的炮打着了自己的飞机哟！”
反正炮弹落不到自己的头上，睡吧！拉贝将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头照睡。可似乎又睡不着——大早晨的，怎么办？起来洗个澡吧。
拉贝走进了浴室。
8点55分，警报又响起。“这么下去，今天就别想再干什么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没有教养了，连起码的信誉都不讲！”里贝站在门口对着天空直骂。
9点55分时，警报又解除，敌机没有在天空出现，据说日本人的飞机飞过南京，到了北边什么地方去了。
真是活见鬼！
中午12点15分，警报再次响起。“别管它，估计又是放空炮！”许多人对此漫不经心了，连一向认真的拉贝也没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报不警报了，反正第二次警报响后还来得及进洞里。
“轰隆——”突然，一声巨响就在拉贝他们的附近。“快快！快进洞！”这回是真轰炸了！
拉贝等惊慌失措地刚钻进防空洞，便听见天空中激烈的炮击声。有胆大的人从洞口探出头往上面看——阳光下，数架飞机也搞不清是敌机还是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反正在天上打成一团，地面的炮火更是雷霆万钧般射向空中……
日军飞机在这一天袭击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连与拉贝他们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电厂也惨遭轰炸。而最受破坏的是浦口铁路局及附近的煤场，有9人死亡，10余人受伤。
第二天，这样的轰炸在继续，死伤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对这样的情况变得很习惯了，只要小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是过度的轰炸，空袭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一样。
拉贝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从上海转邮过来的德、英、美等国的外文报刊，这些报刊都不时有文章说，南京人对日本人的飞机空袭已经习惯了，“这太夸张了！让他们来试试看！”拉贝有些生气这样的报道不负责，不过当里贝问他难道你不是也习惯了进洞出洞时，拉贝又苦笑着点点头。
“可不是，你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拉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贝认为他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做其他事、说其他话都很到位，唯独说日本人不会星期天“下蛋”——轰炸，是“胡扯”。这不，在今天这个“一碧如洗”的星期天里，炸弹在城北、城南如雨点般地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都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700枚才这么干的！”韩向拉贝解释。
“700枚了？！”拉贝跟着韩趁中午时间空袭刚过的间隙，跑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德国肉店”，在那里他发现了9瓶“爱福”牌啤酒。“统统要。”拉贝像见了珍宝一般，全部买了下来。晚上与前来看望他的一名德国朋友痛饮了一通。
大轰炸的第二天10月25日，拉贝十分高兴，因为这一天是他和爱妻结婚28周年纪念日，他收到了远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韩先生为他送来的4盆菊花，还有爱写诗的妻子的诗，这让他兴奋不已。
妻子的诗这样写道：
蒙眬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个智者也决定不了与家人的合与分，这就是战争下的世界。拉贝对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时也为自己身处战争的旋涡中心颇有些伤感和担忧。
南京电厂是拉贝他们西门子公司在华的一个重要生意项目，里贝就负责这一块工作。由于日军的飞机不断轰炸，电厂的维修成了头等大事。作为西门子洋行的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拉贝以高度的责任担负起电厂的正常运转。让他欣慰的是，几台涡轮机运转一直正常，而且那台老式的博尔齐锅炉还在正常工作着。“这是6年前的货，你们看清楚了吧：我们德国的货比美国锅炉强吧！”拉贝对那些总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美国货好的中国人很不理解，他用事实告诉他们，真正过硬的货是他们德国人造的。
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拉贝拉着已经出色完成公司交待的维修任务的里贝一起到电厂。原本里贝是要走的，但上海西门子洋行驻华总部发来一份被拉贝认为是“最好的电报”说：里贝暂时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不急走。“伙计，你得留下来陪着我天天吃日本人下的蛋啊！”他与里贝已经很有感情了。
到电厂的路上，拉贝他们听说了一个准确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太仓。这就证明，中国首都南京的外围防线又被撕破了一道。好在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人在上海已经战死了一万人。
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干得不算太烂！
但从友人那里获得的南京情况又让拉贝情绪低沉：日本飞机在过去的60多次空袭中，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还有大量难民纷纷逃亡……
“听说了没有，蒋夫人昨天在去上海的路上，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被扔出车子好几米，肋骨断了好几根！”这个消息让拉贝感觉对中国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凶多吉少？
“看，拉贝先生，你公司总部又寄来一大包圣诞礼物！”韩先生从车子里抱回一大包邮件，交到拉贝手里。
“太美了！”拉贝一看，是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给他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新日历，这日历可以用作日历，又能记事，所以很受拉贝他们欢迎，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相关客户。
看着一张张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拉贝的那颗心“变软了”。
圣诞节又快要到来了，怎么在中国就没有一点儿感觉呀！如果在自己的故乡，现在这10月份就该忙碌圣诞节的事了，然而在南京——战火下的南京，他这个汉堡人几乎把这事给忘了——拉贝想到此处，不由热泪盈眶……“喂喂，别哭呀拉贝先生，过去你可不是这个样的！”
拉贝自己勉励自己。这一夜，他坐在防空洞里，想起自己的家乡汉堡，又想起自己的妻子与儿女，不由感慨万千——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
击中谁，痛得要命，
如果劈啦爆炸，不及时走开，
你肯定会说：啊——我想，
还有足够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德国人爱写诗。不过比起拉贝妻子的诗，这首似乎缺了点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韵味，不是吗？这个冷面红心的“纳粹”！其实他内心还是炙热的，只是他的表面如钢铁一般。
进洞，出洞。天天无数次的折腾，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催账、收款，以及帮助中国人恢复设备等等，拉贝终于病倒了……病得还不轻。
医生给他开了许多药，价格是平时的三倍多！精细的拉贝注意到这一点。他想让妻子寄些药来，可又不敢发电报给她。如果那样的话，妻子一定会毫不理会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跑到南京来。“那样又太傻了！”拉贝内心深深地责备自己。可是人家陶德曼大使的夫人就留在了南京，她能做到，我的妻子为什么就不能？
“不行不行，我有这个念头就是犯罪。是对妻子的犯罪念头。”
拉贝拿起阿司匹林，猛地往嘴里塞，然后喝上满满的一杯水。他在日记上写道：“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
拉贝感谢阿司匹林——他的病明显好转了。日记还没有写完，防空警报又响起，拉贝被韩湘琳等人从床上拉起，飞步躲进防空洞。
“先生，我听上面说，要让市民们准备三天的饭……”韩对拉贝说。
“为什么？”拉贝不解。
“这不你病的几天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来过……”
“这是下雨的缘故吧！可不是日本人对我的照顾。”拉贝说。
“是的。但你知道，下过雨后，日本人一定会大规模地轰炸南京，而且肯定要比平时轰炸得还要猛烈和时间长。”韩说。
准备三天饭，就是说要在暗无天日的洞里待三天？！拉贝摇摇头，又非常无奈地长叹起来。他翻开日记本，继续写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之神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炸弹仍然在洞外发出巨响。拉贝和南京人并没有受到上帝的保佑，日本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战争之苦，正在不断加剧，更深的苦难还在后面……
雨后的南京，人们感觉头顶上的炸弹像过节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乱响。令拉贝感到奇怪的是，中方应对日机的防空战斗机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销声匿迹了。这是怎么回事？
“老蒋在上海已经打得没力气了！南京看来也快保不住了！”还是韩湘琳等中国人了解情况。
如此看来，剩下的时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拉贝参加过一战和非洲的战事，明白自己所身处的南京着实命运不佳。这种日益多变的形势，可以从种种迹象判断出来：他身边的中国帮工——那些办公室的勤杂工和佣人纷纷被征召去当兵了，而且年龄都在30岁至35岁之间，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中午就被拉往前线与日本人打仗去了，其命运大多也是凶多吉少。
“蒋先生真是扛不住了！”拉贝和留在城里的几个德国伙伴私下里议论着，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这些“老外”到底今后在南京还能干什么事？这是拉贝等人最关注的。
雨，仍然下个不停。对拉贝来说，他最讨厌下雨，因为一下雨他的防空洞里面就会渗进许多水，这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绝对反感的事，尤其是对像西门子这样大公司的职员来说，凡是与“工程”和“机械”相关的事，有瑕疵是不行的，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但在南京，下雨对多数人来说是好事甚至是极好的事——日本飞机就不会再出现在头顶上了。
11月12日这一天日本飞机还真没有来，南京市民们与拉贝都认为是下雨的原因。其实这一天日本人就没有打算到南京来，因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上海庆祝“伟大胜利”呢——他们在铁蹄和刺刀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把国民政府在上海市的牌子扔进了黄浦江里，换上了他们的太阳旗……
“升旗！今天你要升中国国旗！”办公室留下来的一名姓蔡的勤杂工一早过来向拉贝传达上面的指令。
“为什么？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把德国的旗降下来，换上你们中国的青天白日旗的！”拉贝断然拒绝。
“这、这……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政府的意思嘛！”蔡很委屈地说。
“我不管是谁的命令，在我的这块地盘上，谁也别想降下我们德国的国旗。”拉贝气呼呼地嘀咕道，“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立场！也是我们公司与贵国贸易条约的内容之一。谁都不能随便破坏！”
又一位姓张的过来了，他拉住拉贝说：“不是的。是蔡搞错了。今天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政府要求我们下半旗以示哀悼纪念。”
“我到底听你们哪一个的？”拉贝似乎真生气了。
“是他错了。听我的没错。”姓张的堆着笑脸，对拉贝道。
拉贝总算明白其意，于是道：“那就把德国旗和你们的国旗一起升上去，再降半旗。”
拉贝亲眼看着两位中国勤杂工把旗帜升上后才摇摇头，进了屋。心想：这些中国人，办什么事都不能说个明白。
上海失守，受难的不止中国人，拉贝他们也惨遭损失和伤害。从上海运输公司那里得知：前日离开南京的里贝在路途上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人没有死，身边的几个箱子全被炸烂了。“你们给我记个单子，等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让日本人加倍赔偿！”拉贝这回真是气得眼镜几次从鼻梁上掉下。他托里贝随身带的东西丧失殆尽，能不叫他心疼？
南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中国政府部门的人都像暴雨前的蚂蚁，人人都在忙着打包搬家——南京国民政府要害部门基本要搬空了，剩下的政府部门和各种机构也都你争我夺地在动用各种可能的运输工具为自己忙碌。有钱的市民则在千方百计投奔亲友或往香港、汉口甚至更远的地方搬迁。留下的穷人们越来越没有指望，他们的脸部表情都是呆滞的。
拉贝他们这样的外国人，已经是少数了。每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在协调各自的侨民撤离，下关口的长江上停留着十几艘洋船，随时在准备着出发。德国人也仅剩一艘“库特沃”号船，是大使馆作为最后运送德国侨民撤离南京的唯一机会。“库特沃”只有50个卧铺，于是能够挤上“库特沃”的也算运气了。
“无论如何，请拉贝先生帮忙了，我和妻子想搭你们的船到汉口，求求您了。请您跟船老板说说，加倍给钱我们也愿意。”一位姓王的工程师来找拉贝，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与西门子有业务往来，也算是拉贝的生意伙伴。
“你等等，我去请示一下大使先生。”拉贝是热心人，能帮助别人的事他一定想尽办法去做。可这回他是垂头丧气回来的。
拉贝似乎很没有面子地向王先生报告：“大使坚决拒绝，说只能给德国人留位子……”“不过，大使还算给了我一点面子：你的妻子是奥地利人，大使答应她可以上船，但王先生你不行。”拉贝补充说。
王先生征求妻子：“行吗？”
“不行！你不在我身边，我无法活下去！”洋妻子像摇拨浪鼓似的晃着头，眼泪都要出来了。
拉贝只得双手一摊：“这就没办法了！”
看着朋友伤心地离开，拉贝紧握拳头，咬着牙根，道：这些账都该算在日本人头上！
11月17日，还是雨天。南京人比较喜欢，用拉贝的话说：“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经乱成一片。”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乱七八糟，汽车、马车、三轮车……凡是能滚动的东西都用上了。甚至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卡车和坦克车在街头行驶，它们都在做一件事：装运东西，撤离南京城。在这个撤离和装运队伍里，拉贝是其中的一个——他本人已经作好为公司留在南京到最后时刻的准备，但他的同事和朋友都要走了，还有拉贝自己家的许多物品也需要搬运到另外的安全地方，故此刻他也成了忙碌人群中的一员。拉贝想不到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诸多朋友听说他要留在南京，纷纷找他，请求他帮助看守和照看他们的房子及搬不走的物品。
“我的这台收音机很贵的，但它太重了，搬不走了。拉贝先生请你无论如何想法保管好它。”说这话的是大使陶德曼博士的夫人。这夫人客气、亲切，且细声细语，一次一次地请求拉贝原谅她的“打扰”。
“应该的，应该的。”拉贝笑脸迎送这位大使夫人之后，回头直骂自己是“充大头”，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一样。
下关码头上的乱象已经到了极致。拉贝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非洲的苦难岁月里。他自己的6个箱子放在朋友的一个包厢内，一看，还成。结果他刚想闭舱，就遇到了熟人西格尔先生。此兄运一大卡车的皮箱要上船，又找不到地方。“拉贝，快想办法帮帮我！”
拉贝摊摊手，意思：你看这个乱象，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行，你得帮忙。这些箱子其中一半是你老朋友里尔茨先生的。你得帮助他。”西格尔说。
一听是老朋友里尔茨的东西，拉贝眉头一皱，一挥手：“跟我来吧！”
两人把5个里尔茨的皮箱塞进了拉贝买下的舱位里。
“闪开！闪开！”突然岸头一片嚷嚷。拉贝探头一看，有人扛着一个长长的卷桶式的东西，蛮横地从岸头冲向船的甲板，站在两边的行李搬运工躲闪不及，有人落水，有人开骂，一片混乱。
这不是欺负人嘛！拉贝岂容此等行为。他冲过去责问那人：“你不能这么干！上船得有秩序！”
不想那人冲着拉贝，嗓门更高了：“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必须第一个上船！”
“大使也不行！”拉贝一听就急了，一边大声制止，一边用手封住那人的嘴。
“你——”扛地毯的人一下被拉贝吓住了，涨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
“你可以先走，但不能抬着大使来压人！明白吗？”拉贝悄声在那人的耳边说道。
那人点点头，终于明白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码头上、甲板上，雨水夹着泥水，弄湿了所有人的衣服与鞋子。拉贝跟大家一样狼狈，这时，在船上居然又一次遇到了工程师王先生夫妇。
是王的奥地利夫人先发现了拉贝。她说：“拉贝先生，他受不了在行李舱的那个罪，没吃没喝的，他想换火车到汉口……”
拉贝一边甩着脸上的雨水，一边瞪着眼睛问王夫人：“既然如此，那就上岸吧！改乘火车可能还来得及！”
王夫人又哭了：“可我不想换乘火车，‘库特沃’号是你们德国的船，日本人不会轰炸你们的船，乘火车太危险了！我不愿意。”
“你们！……”拉贝实在想发火了，可又觉得像他这样的绅士是不该对一个女士发火的，于是只得放轻声音再问，“那你们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呜呜……”女人哭了。
拉贝的心软了，伸开双臂，将这个奥地利女人拥抱了一下，说：“我建议你们还是跟着这船走吧！”
“那好吧，听你拉贝先生的！”女人不哭了，回到行李舱里去找她的男人。“有事我还找你啊，拉贝先生！”末后，又传来女人的声音。
拉贝望着她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拉贝啊，你活该，这都是所谓的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当天的日记里，他写下这句话。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南京的日子已近在眼前，蒋介石守卫首都的决心也在发生动摇。南京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日军进攻南京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等问题摆在中国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诸多外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撤离，外国各使馆一方面随蒋介石的政府机构纷纷搬迁至汉口，另一方面又力图获取日方的友好态度，观望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在南京的资产和权利能否获得保证。由于美、英等主要国家已经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同日本国决裂的状态，所以多数国家的使馆认为自己国家在南京的财产和权利恐难保障，故必须撤离南京。只是南京乃中国历史名城，且又是一国之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早已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渗透。尤其是各国的教会组织，布道人士和神职人员远比各国驻华使馆在此的根基深厚得多，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神职场所等遍及城市和乡村。另外，随着西洋现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例如拉贝所在的西门子等外国公司也在南京有许多分设机构和业务代理，所有上述机构和人员，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国势力。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在走与不走的态度上也不一致。即使留下来的机构和人员，其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所有神职人员的出发点是为了不想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国事业”轻易被日军破坏，期待以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难的民众。另一部分是有职业使命的医生和在华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再者便是拉贝这样的生意人。
“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有的尊严与权利。”其他的洋传教士、教授和生意人都这样认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汉。”毕竟，战争是无情的，日本人的凶蛮与罪恶已经摆在这里。如何维护在炮火下的安全和为中国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这让准备留下来的外籍人士们以及他们的大使馆在思考着。
应该说，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诺神父(Father Jacquinot)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是几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上海淞沪战役之中，上海“中立区”不仅为保护在沪外国人利益作出了卓著贡献，而且也为保护数以万计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也动了此念。关于整个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提议过程，拉贝先生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但笔者从“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找到了一份当年美国国务院档案翻译材料，这份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述了提议过程的始末——关于暂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5时30分左右，W.P.米尔斯（Mills）先生、M.S.贝德士（Bates）博士、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mythe）博士（后两位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在约定好之后，来到了帕克（Peck）的住宅。
谈话首先由米尔斯先生和其他人对帕克作了如下说明：
（1） 在南京附近和市内进行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进行讨论，暂定提案设立安全区，或称为难民区、非战斗区域。（2）关于场所，研究了几个地方，但决定城内西部地区较合适。（3）当向大使馆罗勃兹上校（他处作上尉）征求意见时，他说，中国的军事当局会同意不把西部地区用做军事目的（因为实质上不会削弱他们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呢？他说，假如在南京附近进行战斗，就要考虑战斗是在城市的东部或南部。（4）关于这项计划，杭立武博士对王世杰教育部长作了说明。王部长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主动向军事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现在为首都卫戍军司令）提出商量。唐将军没有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他同意同蒋介石商量一下这个计划（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
接着，到访者们询问道：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大使馆会主动将它通知给日本当局吗？对此，帕克先生说，关于这件事今天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女士的信所说的内容，自己也会约定乐于接受这份功劳，将这一情报传达给日本。
接下来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内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设定非战斗区域的计划是美国人想出来的话（也许会是这样的），其结果，两国任何一方破坏了协定的话，那么预定发起这项计划的人无疑就会受到大家的憎恶。因此，他主张提倡、推进这项计划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败的责难，采用一个没有误解的方法，应该由中国军方当局自己主动地尝试加入到这项计划中来。
帕克先生进一步说，美国大使馆当然在向日本当局传达非战斗区域计划是基于中方所接收的实际根据之前就想知道这一点。
到访者从内心里对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米尔斯先生提议说，正如帕克先生所说，如果大使在那天晚上预计见到孙科博士的话，试着向他探询一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到访者当中，不知哪一位决定明天再拜会帕克先生，商谈一下有关安全区的问题，谈话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与孙科博士一起共进了晚餐，张群将军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一起就座。谈话中，大使说道：说明一下上述计划的概要，话题是出自没有公务的平民，目前它还处于议论阶段，被问到了此事，就回答说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就乐于斡旋向日本当局传达等等。
市长好像对安全区的提案还没有听说过，就此他本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整个晚餐中，他好像一直在思考那个提案，像是发现了其可能性。当问及他时，他说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说起来，推测像是否定。
应约翰逊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尔斯、贝德士、斯迈思交谈的内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国人说明了一下。
一同进晚餐的张群将军是现国民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议道：对于安全区的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但是，他的发言预示着一种黯然的假说，即日军一定会来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发言只不过是想缓解一下当时严肃的气氛。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首先是由几个美国籍教授有了想法，再征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口头向中国政府的高层相关领导通过气并获得赞赏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
应该是11月18日，即斯迈思、贝德士等同张群这些国民政府实力派官员有了沟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请谁来当头儿。
这是让美国人感到有些头疼的事。按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导权或者说领导权的，但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唯一让日本可能有所考虑“友好关系”的，只有德国人了。
“假如我们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区’，就得选一位能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当我们的头，否则我们这些人将无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被日本兵‘格杀勿论’呢！”为了筹备这件事，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贝德士博士想到了这一层。
“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斯迈思想到了他曾经接触过的这位德国人。
“这事非他莫属。关键他还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应该对他另眼看待。”
“我们接触过拉贝，这是个办事认真、细致，且不乏热心，又有商人机智的汉堡人。相信他能干好。”
几位美国教授和传教士为共同选中拉贝而欣慰。“日本人已经冲过中国军人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设立中立区的事不可迟疑了。今晚我们就把拉贝找来商议吧……”斯迈思教授建议，“就到我家吧。这位汉堡商人来过我家，他会喜欢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饭时间。斯迈思教授家颇为热闹，在鼓楼医院和金陵大学任职的美籍医生与教授差不多都到场了。拉贝应邀前来。
贝德士教授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贝介绍了他们事先商议的准备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前成立一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时着手建立类似上海雅坎诺神父在租界设立的“中立区”，及其任务和所要做的事，并隆重邀请拉贝出任该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激动地听完美国朋友们的介绍后，惊讶地问：“为什么主席是我呢？你们可都是杰出的人物呀！”
“我们认为，目前只有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颗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国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身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马吉牧师说，“当然，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职务，需要拉贝先生你本人有此志愿。”
“对，这是我们这些人一致的看法。”贝德士等一齐向拉贝投来赞赏的目光。
拉贝认真地看了一遍到场的每一位“山姆大叔”（美国人）的目光，他确认了这些人是真诚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道：“大家认为我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的党员身份在日本人面前十分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你们的建议。”
“OK！感谢上帝！感谢拉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国际朋友向拉贝主席致敬！”
“向拉贝主席致敬！”
这一个晚上，拉贝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诸多美国朋友，包括马吉牧师等，他们现在可都是他的“部下”了——国际委员会成员。
“好，太好了！祝贺拉贝先生！”回到洋行办公地，拉贝将这件事向他的中国同事韩湘琳一说，韩立即表示，“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感谢您！拥护您——尊敬的拉贝主席！”
“我无法想象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将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韩，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这个使命，这关系到我个人的荣誉，也关系到我作为纳粹党员和德国人的荣誉。”拉贝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十分信任的韩湘琳。
“放心，拉贝先生，只要您一句话，我一定为您赴汤蹈火！”韩在此之前就曾对拉贝说过，只要拉贝留在南京，他就跟着留在南京，死而无悔。这回又听韩如此表决心，拉贝非常激动，给了韩一个结实的拥抱。
“韩决定与我同甘共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在当日的日记里如此赞赏他的中国同事。
现在，拉贝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场。上海那边不断传来的消极消息，使他不得不有这样一份雄心。“否则将毁掉德国人一切荣誉”，拉贝内心有股强烈的使命感。当他把这事报告给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大使同时还告诉拉贝：使馆方面暂时也要留下3个人：许尔特尔、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
“罗森这个人并不想留在南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呢？”拉贝对罗森这人很不喜欢，觉得这人贪生怕死。他希望大使能撤掉对罗森的命令，但没有获得批准。
韩湘琳便劝他：“您得跟大使馆的人搞好关系，他们是些什么人，说不准在背后还会告您的状呢！”韩湘琳提醒他。
“我才不怕背地告状的卑鄙小人呢！我们所有留在南京的人都是英雄，都是要去面对日本人刺刀的英雄，他罗森如此胆怯的人，怎么可以跟我们战斗在一条战壕里呢？我弄不明白大使先生是怎么考虑的。”耿直的拉贝依然愤愤不平，“留下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当像我们汉堡商人一样，用你们中国话说，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他说。
11月22日上午，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拉贝去使馆开会。打电话的恰恰是罗森博士。“我必须有个汽车特别通行证，否则许多事都难办！”拉贝向对方提出，似乎带着某些情绪，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鉴于南京城内的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在前几天宣布全城晚上戒严。作为德国方面的代表和未来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提出这种要求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使馆的罗森博士并没有这样认为，他觉得拉贝这人还没有上任“主席”，便开始“牛”起来了。
“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就像我们西门子的任何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少一个都不行，没拧紧也不行。作为德国利益的代表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我必须有一张汽车特别通行证！”在使馆与罗森见面后，拉贝不依不饶地提出上面的请求。
“那好吧。我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罗森直摇头。
“小子！你怕死，但去向中国人要个特别通行证还不至于让你生命有什么危险的。”拉贝心头有些不快。
当日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作出了在南京设立平民中立区的决议。拉贝荣幸地当选主席。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尽全力领导好这个组织，并愿同各位协作好。”拉贝的履职“演说”词并不多，这让听惯了德国人华丽辞藻的在场的人士多少有些失望。“非常时期，非常语言，重在行动嘛！”拉贝忙解释道，于是大家又都笑了。
办事向来一板一眼的拉贝领导下的国际委员会，立即就根据确定的任务，拟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当局。这份声明需要通过美国大使馆的电台发给美国的上海总领事馆，再由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转交日本驻华大使。
“我们的这份声明，在日本大使收到后，他们不能随意发表，这涉及外交，我们这个组织目前还没有得到中方和日方的批准，不然的话，我们有可能一下子陷入被动。因为一方面外交上会有些不顺畅，另一方面中方和日方反对我们这样做的话，所谓的中立区有可能反倒让我们成了日本军队的帮凶。”主席拉贝已经开始转动起他那缜密的脑子了。
“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到会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份文件出笼，一式两份，分别是中文和英文版本，对象是中方政府和日方政府。声明的大致内容如下：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画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画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15位国际委员会成员按当时的顺序分别在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J.M．汉森、G．舒尔茨·潘廷、P.H．芒罗·福勒、约翰·马吉、P.R．希尔兹、艾弗·麦凯、约翰H.D.拉贝、J.F．皮克林、M.S．贝德士、爱德华·施佩林、W.P．米尔斯、C.S．特里默、D.J．利恩、查尔斯H．里格斯、刘易斯S.C.斯迈思。其中拉贝、马吉、贝德士、施佩林、米尔斯、特里默、里格斯、斯迈思等8人，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留了下来。这些人身份都很特殊，有大学教授，有医生，也有神职人员，还有拉贝式的商人，他们所在国的大使馆其实并不支持他们留在南京，然而这些“富有良心和正义感且不怕死的”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断然决定留在日本军队即将到来的南京城内。这是需要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和良心的，拉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前和占领南京后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无数次地被人问及。到底为什么？“南京安全区”提议者之一、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先生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作过忠实的“自白”。贝德士先生认为，这是“残酷的战争所迫”。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如果我们解除作为时间的奴隶状态，这样的生命可能是永恒的。这是一种新的自由感觉，在（上帝）给予的光明的指引下勇往直前赢得可能到来的一切。即使生命现在结束，它依然具有价值，仿佛是为他人的养育与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其价值之贵重永远不会消失。迄今为止，一个公开的紧急战斗的进程，一个化解狭隘宗派意识的企望，已经赢得了持续。但是，一个意欲报复的宪兵，一个心胸狭窄的密报材料的读者，就能粗暴地毁掉一个人的终身事业。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 men.)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需要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途径……
有大量的爱，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与令人沮丧的地方也可发现。说得多好！有爱的地方，那些善良和弱小的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自己力量的伟大之处。这样的人虽然在世界上并不是多数，但他们的能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拉贝他们便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天是11月23日早上，拉贝一起床就收到了妻子托陶德曼大使夫人转送来的特殊礼物：一是妻子祝贺他55岁生日的电报，二是一条很漂亮的围巾。
“亲——谢谢妻子！”拉贝光着身子，浸在浴缸里，双手捧着妻子发来的电报和那条围巾，浴缸旁边的台式唱片机里正播放着《祝君长命百岁》的中文歌曲。
拉贝闭上眼，整个身子泡在温水中享受着。“清洁高于友谊”——他脑子里闪出这句话，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今天一早不到5点钟，德国骑兵上尉洛伦茨先生给他打电话，这位在中国军队当顾问的年轻人说刚从前线到了南京，希望拉贝帮助他上“库特沃”号。“可是我们的船已经在昨天晚上就走了呀！”拉贝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位德国同胞。上尉的电话刚放下，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编辑）又来按门铃……这一早晨让拉贝烦得不知所措。干脆，关上门，往浴缸里一躺，过自己的生日！
让拉贝哭笑不得的是：原本他准备让佣人做个生日蛋糕，好与自己身边的中国朋友和德国同事一起庆贺一下，哪知厨师病了，勤杂工蔡先生说他不会弄“蜡烛做的蛋糕”。
“这人，他全弄反了，蜡烛怎能做蛋糕？”拉贝越想越发笑，最后竟然在浴缸里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韩湘琳过来了，听到拉贝难得的笑声，轻轻推开浴室，打趣道：“先生今天的心情不错呵！”
“当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拉贝这才止乐。
“是吗？应当庆贺呀！一会儿我让佣人给您做碗长寿面！”韩湘琳兴奋道。
“丁零……”电话铃又响起。
“斯迈思打来的，说一定请您接。”韩报告说。
“喂——什么？他们、他们美国人做事为什么就……那好吧，我们发个电报去致歉一下，这个致歉必须办。”从拉贝的脸上可以看出，刚才的这个电话让早上的整个生日快乐气氛全都泡汤了。
“怎么回事？”韩问。
“斯迈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给泄露出去了。才刚刚起了头，就弄成这样。日本人现在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不在私下里先通报他们，先向全世界公告我们要在未来他们的统治区内设什么安全区，日本人还不认为我们是无视他们的威严和存在吗？所以必须有个补救措施……”拉贝一边穿衣服，一边扒拉着桌上的纸，准备起草“致歉信”。
“拉贝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个人已经无法给你准备什么礼物了。但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你要为我们的市民办安全区，他要送你两辆卡车，上面还有100桶汽油和200袋面粉……”韩湘琳向拉贝报告道。
“我的天哪！你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韩，太谢谢你了！”拉贝张开双臂，激动地拥抱住韩说，“你是最好的中国朋友，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骄傲！”拉贝想起韩湘琳一家老少跟着他留在南京，今天又带来这么个“生日大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很少有什么事可以打动我的，但韩，你所做的事常常令我感动。谢谢，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全家。”拉贝说。
“要谢的是您！真的，拉贝先生，现在您要为我们办安全区的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一旦消息公布出去，我想全南京市人民都会感谢您的！真的。”韩湘琳也激动了起来。
“好，我们一起为大家做好事吧！”拉贝放开韩，又立即摆开一副主席的架势，“什么时候能把这两辆车子开到这儿来？我必须让这么宝贵的‘礼物’停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这事交给我办就是了！放心吧先生！”韩说。
拉贝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在屋里踱着步子，嘴里嘀咕着：“不敢想的好事！不敢想啊！我这个主席看来有些权力了是不是？哈哈哈！”
这一天的事够忙的。
下午5点，也就是晚饭前，中国政府外交元老、当时南京政府实力派人物张群将军在其官邸里有个茶话会，此会显然是代表中国官方召开的。参加的人员有前几天走马上任的南京市国民政府守备总司令唐生智、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和南京市长马超俊及各界著名人士。除此主要是留在南京城的50多位美、英、德等外籍人士。唐生智等都在会上致辞，拉贝他们自然最关心中国政府对时局的判断和打算，另一个就是一旦日本攻占南京，中国方面的一些考虑——这包括了对他们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看法。
“蒋总统抗日的决心大家想必已经从上海的战役中看到，关于保卫南京的问题，我们在12日已经发表过一个声明，蒋总统和我们全体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将士们，抵抗日本的决心是坚决的、坚定的，而且要与侵略者誓死一战。”唐生智进而说，“今天请大家来，一就是想告诉诸位：我们的抗日决心和意志是不会动摇的；二是想借这种茶话会的形式，建立我们之间及时沟通情况的机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建议在张部长这个地方，每天晚上能够让诸位在此交流交流，相互沟通……”
“很好！我们非常赞成。唐将军想得很周到。”拉贝等鼓掌回应。
拉贝和出席会议的美英德等国的外籍人士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他们可以在“非常时期”与中国领导人、南京市政府方面保持畅通的接触，通过类似“圆桌会议”的活动。拉贝对中国政府官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京就采用过这样类似的形式。
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很晚了，但当拉贝看到客厅里放着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时，开心地笑了——一定又是妻子托韩湘琳给他的。
“多拉，我爱你，深深的！”拉贝拿起床头柜上的妻子照片，吻了又吻。
好事坏事在这一年的秋天里，拉贝可谓统统饱受了。第二天醒来，拉贝便得知因为路透社的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他们“民间”商议的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消息，被外界误读为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主张要搞的东西，日本政府当即提出抗议。东京方面认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离开南京搬往汉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在南京要建立“安全区”（中立区）？
敏感时期，美国人并不想与日本交恶，所以赶紧让留在南京的使馆人员与德国使馆人员即那个拉贝非常不欣赏的罗森出面写个电文说明，好让美国政府与此事撇开。罗森接受任务后赶紧通过自己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把写好的电文通过美国海军电台，转给美国国务院，再由美国人去向日本方面说明此事过程。电文这样写：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馆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外交仗怎么打，这不是拉贝的事。他关心的是他所承担的责任，比如现在他这个“主席”到底能干些什么和将来一旦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与同事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些受战争之苦的平民和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及他们的财产。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日本人声称“不再炸南京”的承诺根本没兑现，而拉贝院里的防空洞则又被雨水灌满了——“这是绝不允许的”，德国人办事的认真劲，让拉贝手下的人“全部出动”，拿盆、拿勺的，全都上洞里去舀水……最令拉贝不可接受的是，韩先生说好的那两辆卡车一辆被害怕日本飞机轰炸的司机开着逃跑了，另一辆装满汽油和面粉的汽车则被驻军88师扣住了。
“不行！物品必须运回来！汽车也要开回来，你看看现在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员，成百上千的，他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救他们的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拉贝要求韩湘琳尽一切力量把被扣汽车开回来。
在一位叫杭立武的国民政府高官的帮忙下，拉贝的要求后来实现了。
“你在车头上挂上德国旗，这样可以免被中国军方征用。”拉贝的办法多，但混乱的南京城每天也不断在增加麻烦。有时麻烦比办法还要多。因为南京市马超俊市长已经下了命令：市民尽量撤离市区。
后面的一句话马市长没说出：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城来了！
百姓并不知道：此刻的日本军队一路凯歌，直逼南京城外。
“拉贝先生，今晚我邀请您来张群先生的官邸一聚啊！”是马市长来电。
“OK，我一定去。”拉贝回答。
从马市长那里获悉：蒋介石已经基本答应拉贝他们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但日本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这让拉贝非常着急。回到住处，他辗转难眠，心想：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尤其是作为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崇高使命”，将是非常不幸和很没有面子的。怎么办？日本人现在又臭又硬，好像这个世界上谁说话他都可以不听，独断专行，霸气十足。
拉贝灵机一动：对，请我们的元首出面！日本人总该给面子了吧！拉贝忍不住从床上坐起，挥笔写就一篇电文，让德国驻上海“纳粹”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先生通过上海总领事转交给柏林的希特勒——
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西门子驻南京代表
元首能不能理会此事？拉贝坚信会的。但写完此电文后，拉贝担心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千万别因为发往柏林的电报费太高而上海的那位总领事不给他发这封“涉及几十万人生命”的“最最重要”的电报，想到这儿，做事一板一眼的拉贝还特意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先生发了一封专电：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示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一个做事细致、内心又极其崇高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么做。他是在为中国南京市民做事，却能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民为什么感谢拉贝也在于此。
晚上依然应南京市长之邀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开碰头茶话会，没有新鲜事，这一天主要为英国上将霍尔特举行告别会。不过这机会对拉贝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借机把发给“元首”和上海总领事的电报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代为发出。
这一天回来从收音机里听的消息令拉贝更加着急：守卫南京的要塞——江阴要塞已近失守之险。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日子就真的要来了！”拉贝对韩湘琳说。两人默然对视许久。
“愿上帝保佑南京，保佑我们吧！”拉贝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第二天——11月26日，是个阳光高照的日子。一早就有位中国人闯进拉贝的院子，请求见拉贝。
“有何贵干？”
那人便说：“我的亲戚经营首都饭店，让我来跟先生商量，能不能在我们的饭店上面升一面德国国旗？”
“干吗用？”拉贝警惕道。
“嘻嘻，现在全南京人都害怕日本人的炸弹往自己的头顶上扔，也都知道他们唯独不向你们德国人的头顶和房子上扔，所以……”那人笑嘻嘻地解释。
拉贝一听，脸和脖子一下全都涨红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为啥？”那人傻了，似乎弄不明白这位人称“好人”的洋人为何如此动怒？即使不帮忙也犯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这是原则！”拉贝气呼呼地说。
“原则？这还有原则？不就是借用一下你们的国旗嘛！”那人一脸不解地走了。
“绝对的原则！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在我拉贝身上出现。”拉贝觉得人格和国格都受到不小的污辱。
但拉贝又很快消气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天天在传播各式各样的谣言，一会儿说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逃离南京了，一会儿又说日本的特务已经潜伏在中国守军几个关键营地了，一会儿说德国的希特勒帮助中国同日本和解……总之，什么好事坏事都在传，唯有一件事是真的。
唯一真的是：日本的飞机仍然天天在轰炸，而且已经把炸弹投向城区的居民区与建筑物，还有就是日本人的炮火似乎离南京越来越近了。
“先生，你们大使馆转来上海的一封电报。”韩湘琳告诉拉贝，“是不是你们的元首有回应了？”
拉贝两眼盯着电文，十分沮丧地摇头道：“元首没有来电，倒是公司催我尽快离开南京……”
“啊？西子门让你离开南京？这、这……先生你要走啊？”韩湘琳一下着急起来。
拉贝看看他，说：“我不会走的。请放心。”
韩仿佛心头落下千斤重石，但又担心起来：“先生如何向你的公司交待？”
“我有办法。”说完，拉贝坐在办公桌前，提笔起了一份电文：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市民。
拉贝
这份电报，文字只有一句，但内容却重如泰山，语气也十分坚决。谁能在异国他乡承担保护20多万人生命这样的一个国际责任呢？拉贝坦诚而坚定，一丝不苟，认准的事，别人无法动摇他，这是内在的人格所决定的。随着日本军队越发接近南京，他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责任越是正确而不可推辞。
晚上依然是“碰头会”——茶话会。中方的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通报情况，内容依旧，拉贝的感觉是中方有些“报喜不报忧”的味道。不过，这一夜让拉贝收获最大的是他一向不看好的罗森先生为他做了件大事：罗森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前文讲到拉贝不欣赏此人是因为他觉得罗森曾明确表示不愿留在南京，这让拉贝一下有了“此人不够勇敢”的印象。拉贝认为这样的人很丢德国人的脸面。但今晚拉贝向罗森提出能否把张群将军的别墅留给他拉贝用——“当然我并非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假如我有那栋房子，我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张部长家的防空洞比我那个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当真有此念？”罗森听后，认真地问拉贝。
“有。非常的有！”拉贝说。
“那我努力争取。”罗森答应试试。
第二天，罗森把拉贝做梦都想要的“搞定了”！
“太谢谢罗森博士！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心地善良、宽厚的好人！”拉贝不曾想到他曾经讨厌的人，竟然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张群的房子本来是给罗森用的，现在罗森主动让出留给拉贝。汉堡商人能不激动吗？更令拉贝感动的事是：罗森还悄悄塞给他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介绍信”，凭这张“介绍信”，拉贝随时可以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而此船是仅有几艘停靠在下关长江上的外国救急船，它可以逆流上行到汉口。
拉贝没有看错人，罗森不仅人好，而且家境也令人羡慕。拉贝这一天与罗森一下走得很近，这让他第一次知道了罗森的身世：罗森的祖父与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朋友，罗森身边还留着贝多芬给他祖父的信。100多年以来，罗森家族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其父亲当过政府部长，然而罗森则不幸，他一直只能当驻外大使的秘书，原因是罗森遇到了希特勒时代——犹太人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甚至被严重排斥，而身为犹太人的外祖母，把罗森的前途给毁了。
拉贝知道上述情况后，一下对罗森曾经有过的一些消极情绪有了“完全的理解”。
这一天是11月27日。晚上的茶话会上又一次出现了唐生智这位大人物。身为南京守军的最高司令长官，他看上去似乎还很威武，并且当场作了“坦诚而重要的讲话”，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决意要保卫南京，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南京不久很可能将变成战场。
3. 外国人因此处境危险，建议他们离开南京。他将竭尽全力保障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国人的财产安全。
4. 估计再过几天，他的守城部队会关闭所有城门，如果有必要，他还将设法使外国人出城（从城门或从城墙上翻越），但是城外也可能有危险。
5. 南京城将由训练有素的部队保卫，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解决城内和城市周边50公里以内的违法军事组织。
末了，唐将军补充了重要一点：南京周围部署的军队来自许多省份，这样他就不大可能在城内防止出现骚乱。
在后来的私下交谈中，唐生智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攻陷芜湖，那么部署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将会被围困，最后中国军队只有突围一条路。
作为南京城的最高司令长官，唐生智能这样坦率地讲“实情”，在拉贝等外籍人士看来，实属不易了。尽管大家对唐“决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产生怀疑，但南京城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从唐的口气里也似乎拿不准。因为一方面唐誓死保卫南京城的决心好像很坚定，另一方面私下谈话里又明显地流露出情绪低沉的味道。其实拉贝他们心里清楚，他唐生智的底气到底还剩多少，也绝对不是他身为守城军司令长官说了算的。
南京城的命运，现在是日本人说了算——尽管日本人离紫金山还有一二百里路。可一二百里对装备精良、铁蹄横行的日军来说，也就三五天的时间。这才是拉贝最关心的实际问题。
国际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在斯迈思博士家召开。大家围绕着“日本方面对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中立区毫无回应”的情况，就如何开展眼下日趋紧迫形势下的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主席拉贝认为，如果没有日方的答应，国际委员会即使建立了“中立区”，也是等于把一群温存和散放的绵羊圈在一起，反倒帮助赶来的野狼更方便地吃掉这些可怜的羊儿，这样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却给南京人民酿成了巨祸！
“拉贝主席的这种假设并非没有可能，现在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疯了的野狼，他们一旦进城后，认为我们这个中立区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或者借着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等理由，从而彻底否定它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收留的人越多，可能犯下的罪行也就越大。这一结果不可认为是不存在的。”米尔斯牧师建议，“应当尝试一下，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能否考虑和平让出南京城，这样不至于日本人在硬攻之下再进城找到大屠杀的借口。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队及大趋势看，军事固守南京，其实是很荒唐的！”
刚刚当选国际委员会中方总干事的杭立武完全不同意这个提议，他说：“我们同日本人打到这个份上了，再让老蒋空手交出首都南京来，我想即使蒋介石有此心，全中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的。”
“你的意思我们只能等日本人答复？”同样是新当选总干事的菲奇先生问杭立武。
杭点点头：“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只有耐心等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否则就可能像主席所说的那样，用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力不讨好。”
“不可思议！我们冒着如此大的生命危险，竟然还可能落个不好的名声！怎么办呢？”有人急躁起来。
会场有些乱，每个人都显得情绪有些失控。唯有主人斯迈思坐在一旁默语。
“博士，你的意见呢？”拉贝知道斯迈思是有名的“智多星”，便过来问他。
斯迈思站起来，从与拉贝一起来的施佩林手中要过雪茄，连抽了几口，说：“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动议建立中立区，首先，本来就没有人授权给我们，完全是我们奉行上帝旨意，以自己做人的信仰去志愿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南京市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动议其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的旨意叫我们这些心怀仁慈的人的使命所至，也就是说，错不在我们。其二，从事情本身来看，日本人肯定是不爽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意愿，作为一个征服者在战胜另一个对手时原本可以采取一切自由自在的行径——犯罪和屠杀。日本人一定这样认为：一旦占领南京后，他们就理所当然享有这种权利。而我们建立了中立区，从某种意义讲，明显是限制了他们的这种权利。所以说，日本人对我们的反感是肯定和必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把对他们的这种限制提前公告了出来，并且还要让他们亲口答应。设想一下，他们会有答复给我们吗？不可能。我想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我倒以为，事情并没有我们最早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对不是那么坏。我的意见是：任其自然，我们照干我们的事！”
“同意！完全同意斯迈思博士的意见！”拉贝显得很激动的样子，双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做我们的事，结果如何，上帝会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讨论的主题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国际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主席拉贝对自己领导的这个组织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像斯迈思博士等这样高智商和大胸怀的基督徒，再加上像他这样富有强烈使命感且干事精细的德国商人，“中立区”必定会造福于南京人民，至少可以让大难临头的广大平民有了绝望中的一丝暖意。
回到自己的住处——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让施佩林在腾出来给自己用的宁海路5号——宫廷式建筑的张群将军的住宅大门口挂上一面大大的德国旗。“这么个好地方，至少可以多安置些难民，我们得保护好，千万别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拉贝认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像斯迈思博士说的“任其自然，干该干的事情”。如果现在不作好最坏的打算和最大可能地提前准备好建立“中立区”的事情，过几天后情况会极其糟糕。
“厅长大人，你是否留在南京？”拉贝今天曾悄悄问过警察厅厅长王固磐。王说：“能留多少时间就留多少时间。”
拉贝一听嘴撅了起来，心想：你这话意思就是想溜呗！
“现在留在南京的到底还有多少人？”拉贝其实最关心的是这个。
王固磐说：“都说有二三十万，其实现在谁也弄不明白。”“现在撤离的已经不少，自己投亲奔友的也相当多，但日本人一路从上海打过来的这些地方的难民又不断涌进南京城里来。百姓以为首都南京可以避难。天知道这里几天后就是大地狱！”
“几天后这里就是大地狱！”这话从警察厅厅长嘴里说出来，很让拉贝震惊。
上帝呵，我们这些人到底能在一群喷血的虎狼之口下有何作为呢？如此巨大而痛苦的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地堵塞在拉贝的胸口。
南京城里到底现在还有多少人？看来是个谜。那么，我们这个“中立安全区”，到底需要准备多大的地盘？假设是二十万人，一天要用去多少食粮？如果是三十万、五十万人呢？
“上帝，我简直是在做个糊涂的‘主席’啊！”拉贝一想到这事，脑袋都快要发胀了。
日本大屠杀之前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人？这一问题一直影响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为30万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与可信性。中日两国为此几十年来争论不休。老实说，笔者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上，数字上也有不小出入。不过中国有个官方的材料值得重视。这个材料认为：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101.545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4月，国际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100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50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60余万。像美国人斯迈思博士这样受到严格高等教育和教会熏陶的基督徒，精通中国语言文字，长期在中国工作，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其细致而严谨，笔者相信他们当年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而得出的结论是准确的、可信的。仅从这一点，我以为，上述关于南京城在日本大屠杀前留下的总人数60来万人的记载，应该符合实际。
“先生，看到您这些天的脸色不太好，估计可能血糖又高了。必须注意按时注射胰岛素。”韩湘琳对拉贝的身体特别关心，而拉贝则关心韩一家的安全。“你赶紧把全家搬到我这里来，再过几天恐怕来不及了。几天后，整个南京城都是不安全的，只有这儿可能稍稍保险些。”拉贝对韩说明事态的严重性。
“谢谢先生。我一定安排好。”韩说着，眼眶都有些红了，“如果不是因为先生在，我不知道一家人到底会有啥命运。”
“我们生死共存。”拉贝拍拍韩肩膀，安慰他。
其实他们现在是相互安慰。佣人过来告诉拉贝：他所需要的注射胰岛素器械，已经全部煮好了，可以用一个月。
“您要准备这么多啊？！”韩一见那么多注射胰岛素的器械，惊讶地问拉贝。
拉贝说：“这也是战备物资。你想想：未来的一个月里，我这个主席不知忙成什么样？不准备好它，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将带给安全区几十万南京市民的是什么呢？”
韩湘琳动情地说：“中国要是有先生这样的官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到我们首都来。唉！”
“轰隆——”这时，外面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拉贝很快通过外交渠道得知：有30辆中国卡车在出城后不久，遭受袭击而爆炸，运输车的40余人全部死亡。
悲也。这样的事在南京城内城外，此刻已经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因为全城都处于越来越混乱的逃亡状态。
拉贝迎来1937年11月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拉贝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告成立。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已经公布了这一消息。拉贝在这一天获得了一好一坏的消息：
传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已辞职，有的则说他被捕了。因为王自己不是军人，害怕不能承担当前的责任。
另一则消息是好的：斯迈思博士告诉拉贝，城里有6万袋米，下关那边有3.4万袋。
“天冷了，难民们恐怕还需要避寒的草席子等物品。”拉贝觉得这些事完全不应该是他考虑的，应该是那个马市长考虑的。
“他是市长，我只是个洋人、商人！”拉贝在韩湘琳等中国人面前半发牢骚地说。
“我看您马上要当市长了。”韩半开玩笑说。
“我？当你们的市长？国际玩笑！”拉贝自嘲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