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点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我们又登上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启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地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启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3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启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员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开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