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长期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了自由解放，并诞生了新中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这位东方帝国的臣人到此时已变得一穷二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后，最紧迫与最难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从贫穷中走出来，工业革命无疑是惟一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业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重中之重。

作为精通战略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极为看重。在他刚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后的第十八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成立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就设立石油管理局的专门机构。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开拓者与发现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处长。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处于茫茫大地，何处找油的状况，其战略方向十分模糊，惟一可依靠的是孙健初在四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个玉门油田和日本人侵略东北时留下的几个人造石油厂。中央据此确定了加强西北石油勘探工作和发动力量恢复东北人造石油的两大目标。西北石油勘探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孙健初，并于1950年8月6日，成立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玉门矿务局。一代石油先驱孙健初在得到中国共产党如此厚爱下，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就在他欲为新中国石油工业作出贡献的时刻，1952年11月10日深夜，他不幸煤气中毒，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孙健初的猝然长逝，使中国石油勘探业曾一度陷入空白。最高决策层把眼睛不得不放在了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石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东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和锦州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的人造石油，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大量复杂的干馏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无奈，许多工业建设需要石油，不这样做就会使得诸多产业无法进行。毛泽东等决策者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中挤这生命油的。到1952年人造石油产量达24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总产置的55%，中国人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人造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朝鲜战场上的大部分急用之油。

太可怜了，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还处在一边建设一边需要满足战争的供给，仅靠四十来万吨石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严重的是中国石油资源尚处在被国际科学权威们判定为贫油国的无期徒刑状态。

找，得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

“长工啊，你在地质部听技术人员说了没有，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啊？”毛泽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问道。

这……何长工急得后背一身冷汗，他瞅瞅一旁坐着的彭真，不知如何回答越来越令他胆怯的老毛。要说有吧，这牛皮吹出来可就不得了啦！要说没有吧，老毛肯定不爱听。

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忧人啊！”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他需要独自对此想一想。两人走后不多日，毛泽东通知秘书：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老人家愁的还是石油。

毛泽东与一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我在地质界是少数派。”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竞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听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绪激荡。当时他只感到的是肩头的担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没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査与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睫。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査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入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几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査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査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九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普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最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员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副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公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矿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与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并肩战斗的老石油，从解放初期任局级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升迁过，在他辛苦、劳累，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数十年后退休时，他依然还是位局长。拿黄汲清的话说，像他李奔这样能干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级领导了。可叹的是，兴许地质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这样的功臣在官场上永无出头之日的恐怕也不只他一个人。

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著名地质学家王曰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聚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