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某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国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油，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便活活地被当作天灯点燃烧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

二十世纪初，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样干活。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竟为了自己活命，杀了驼队又杀了中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漠。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个国家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尊严。

这种民族的耻辱，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刚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并拜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郎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已是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元勋了。

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章鸿钊即应邀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字，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几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財。欲尽地利，则舍调査地质蘯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窗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于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困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

二十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灝。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回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地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制。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口店集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没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属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査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査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济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上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渊源，都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属于过地质调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属于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为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灝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两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译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他认为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入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为挽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査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至贵州境内，另―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当时在地质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副憨相。那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曾时而并肩问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入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慘遭土匪杀害。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死死顶住。

土匪嚎叫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开，甚至把身体一起貼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了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翻山越岭进入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会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悲痛之时，黄汲清的敬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徳淦莫属！丁文江在翁文灝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没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耘在科学研究领域，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曼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