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历史使李四光成为科技界一面红旗。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像王进喜那样打钻的钻工也当上了拥有几十万人队伍的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一样的诚实态度去对待。大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因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遭受到惨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淫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跳楼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发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上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瘾！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讯……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起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慢头或两个窝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做过这样的事而每天到教堂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回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事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灝的厚爱，回国不久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数闻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显贵达官家的闺房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花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怜没有白头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影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吴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属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子女们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骏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啷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眺了下去，回头一看，锖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影。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好你个黄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气喘吁吁地一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很浪漫吧？黄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这下把沉下的脸浮了上来，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清的胳脾弯，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縝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清，接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俩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清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很得意，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穷酸的地质调査所的小子们拐跑了！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夂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幸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骏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也跟着过上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挂念外，就是携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的搬家。在结婚的头十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重庆——北京来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骏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授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也跟着心宽体胖。若是丈夫日渐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字号国民党大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断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困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骏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陈传骏还没来得及用那微弱的身子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偎暖，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着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大工賊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遗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曰琉疏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一女两子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的父亲，哭得好是凄慘。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满含哀怨的眼神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了一千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清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夫人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噩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经耳聋、眼花的耄耋老人，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一直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在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而更多的是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入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毁灭一个政党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入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从事各种学科的人的胸怀、动机、品行等等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