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崇尚教育、崇尚知识，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当知识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隆隆战车载着我们朝着光辉的未来前进时，学历、文凭、名校一再地被提升为人们追求的价值取向。无可否认，这种向上的追求是进步和合理的。但人们应该懂得，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天才并不是人类的共同智商。因此，所有的天才和那些自己本身就不是天才的人，就该明确地放弃这种不合乎人类基本人情的盲目追求。

无须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教育你和他，但有一点你和他必须明白：当你粗暴地举起木棍和拳头时，或许你正在毁灭一个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潜能的天才。

只要我们注意观察，其实生活中就有无数极其真实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发生。

而这些真实的故事背后又有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血与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北京街头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年岁不大的学生模样的人在那儿行乞，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念不起书的贫困大学生，他们通常低着卑微的头，面前有一张写满他们贫困家庭状况的求助信。这样的事因为我写了《落泪是金》这部专门反映贫困大学生生存状态的书后，所以几乎不断地有朋友和熟人向我报告某某地方又有贫困大学生在大街上行乞一类的专题要闻。开始我真的几次放下手头的活赶紧到现场，以便尽我自己一份力量救助这些沦落到大街上做乞丐的贫寒学子——我想的是毕竟我们这里是伟大首都，那么多外国友人，当他们看到这幕时不是让我们中国人丢脸了吗？我可以毫不回避地谈论山区的孩子因为穷而上不了学，可以毫不回避地谈论贫困地区的母亲如何艰苦地生活着，但绝不应该让外国人再议论我们身为知识阶层的大学生竟然苦得要去当乞丐才能走入校门，维持学业。

也许我为贫困大学生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多的原因，也许我有途径可能使那些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圆大学梦的孩子改变一下命运，故在一段时间里我只要听人说哪里哪里有位街头乞丐是大学生，便赶紧奔过去看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下。但后来发现混水摸鱼的现象太多，比如有人专门冒充大学生行骗，于是也就淡漠了这类的现场救助。不过也许正因为希望工程授予了我“阳光使者”称号的这种崇高荣誉而内心难以抹去那份对贫困大学生的怜悯之心的缘故，每当看到街头有贫困大学生在行乞时，我总要驻足问上几句。

就在去年9月的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碰上了一位女大学生在府右街那儿的103路车站处向行人乞讨。

当时我的自行车骑得很快，后来忍不住又倒回了几十米重新回过头静观了几分钟这个看上去很小的女大学生。我见北京人大多数已经对这样的学生乞丐很冷漠，或者说因为看到电视报纸上说的这类假大学生行骗的太多的原因，他们通常只是用明显視的目光扫一眼就过去了，倒是那些外地游客有时出于好奇驻足细细看一看贫困大学生们的那张求助书，之后受感动的个别人也会扔上三毛五毛的就扬长而去。但我却没有见过有人真正慷慨出手帮过这类大学生。

北京人在大街上见的各种人多了，也就对什么都麻木了。

见没有什么人对那个贫困女大学生感兴趣，于是我便推着自行车靠近那儿看一看那张求助书上写的字。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位贫困女大学生与其他在街头行乞的贫困大学生不同的是她的穿着显得很时尚，绝对在贫困生的普通水平之上；其二是她那份求助书所用纸张有些与众不同，明显是有破绽的——因为我看出那纸的后面是一份印有某产品的宣传广告，而一般家庭真有困难的贫困大学生是不会这样随手找一张纸就开始乞讨，他们通常是非常认真地制作，尽管纸张很普通，但极少有人随便捡一张什么纸就用的。

“同学，你真的有困难吗？如果是真的，我能帮助你……”我说这话后，那女孩用非常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而我则同样用目光盯着她——我证实了她其实不是一名贫困大学生，但我相信她也不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骗子。

为了解除她的疑虑，我掏出一张名片，并告诉她：我曾专门写过有关贫困大学生的作品，如果你真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这个女孩犹豫了，有些慌乱地准备收拾她的求助书。

“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将你送到什么地方。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的方式求得别人帮助，要知道这儿是首都，你的这种行为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所以即使你在这儿呆上一天可能也得不到几毛钱，你知道吗？”

这女孩大概觉得我不像是个坏人，且上面的分析可能有些道理，于是她表现出了对我的某些信任。

“叔叔，我真的有困难。呜呜……”女孩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走，咱们换个地方说话。”我领她到北大医院妇产科门诊部门口的一处僻静处让她坐下。

女孩子坐在街边的石板上，低头抽泣不止。

“你能说说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还在上学吧？上高中？”

“嗯。”

“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冒名贫困大学生呢？”

“呜呜……”她又哭泣起来。

“不用害怕，我只想听你说实情，那样才有可能帮助你。”对待这样的一位陌生女孩，你只有用真诚才能获得她的信任。而我觉得，她要获得别人的信任同样必须表现出真诚。好在这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叔叔，我……没有办法，才……”她又哭了。

“谁都会有不幸的时候，我想你可能现在是比较不幸的一员。”

“是的，叔叔你说对了，我真倒霉，我不该生在一个只知分数不知爱的家庭……”正如我猜想的那样，这个女孩终于开始吐露真情。不过她的经历则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因为太典型反而使我感到多少有些编造感觉——可我完全相信她讲的真实性：

女孩不愿讲她的姓名和家庭的具体住址，她只说她是吉林某市的一位高三学生，本来是要参加当年高考的，但这一出走就什么都不成了。她说她恨父母，因为他们仅仅把她看做是一种满足家庭面子的工具。

“怎么说？”这又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个特殊孩子。

女孩其实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可她却说：“我父母亲总觉得我越大越不听他们的话，越不按他们的意志做。初中的时候，我在班上成绩总是前三名，在邮局工作的爸妈总拿我当做炫耀的资本，有事没事就带我到他们单位，甚至在柜台前也要向那些根本不相识的頋客炫耀几句。

“那时我还小，觉得有人夸几句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那时特别是我母亲在我每次考试得了头几名时，除了带我到她的单位炫耀外，还总给我添新衣买好吃的，好像我的学习成绩比她在单位评先进还吃香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属于上山下乡中年龄比较小的一批初中生，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恢复高考时又因为基础太差而没能赶上趟。后来回城后分配了工作，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总是抬不起头似的。在来邮局前她在一个科研单位工作，那儿的人大多是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像她这样只有初中文化的人只配当勤杂工。我妈是个要强的人，受不了别人鄭视，所以后来她调到了邮局工作。她开始上岗时并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什么，因为这个行业中；像她这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也不止一两个。

“大约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突然感到我妈变了，她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管着我。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需要不需要，只要见市里开什么辅导班，她就给我报什么班。啥强化班，啥奥赛班，啥提高班……只要能搭得上的她尽一切可能给我报上。我觉得好累，可每次我在课堂上课，看到妈整整半天地坐在街头等我的样子，我就只好有苦自己忍着。甚至有几次我真的很感动。比如有一次我妈被自行车撞了，走路都不行，可她还是风雨不误地非要送我到很远的奥校去上课。在上公共汽车时，因为她迈步不方便，被人挤在马路牙子上，弄得满脸是血。我说这节课就别上了，我们回家吧。她就大声骂我：说你今天少上节课，下次就会跟不上的知道吗？我说你伤成这个样，让我怎么有心思在课堂听课？她听后一愣，然后说，你听你的课，我的事你甭管。她掏出纱巾包了一下脸，拐着双腿走在我的前头，一直把我领到了奥校……

“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心想就是为了妈也要把学习搞好。后来我的学习成绩真不错，妈特别髙兴，常常带我到她单位去炫耀。可时间一长，加上我年龄大了，渐渐懂得些事，所以在上初三之后就不愿让她带我到她单位去，加上我的成绩从高中后明显不如以前，常常出现不及格的情况。妈就开始对我越来越不满，不是骂就是用话损我，有时骂得特别难听，我实在受不了。

“有一次我问她，妈你就这么在乎我的成绩呀？妈瞪了半天眼睛，愤怒地说：我咋不在乎？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而白白丢了在科研单位工作的饭碗，你知道因为我没有文化而不能竞争邮局局长？可气的是人家跟我一样坐柜台的，就因为她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她天天拿着架式给我脸色看，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要让她看看我也不是啥孬种，我的女儿也能考个好大学。可你懂啥？成绩越来越差，连大学门都快进不了了，你这不是把我的脸面往尿缸里扔吗？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自己考不上大学是你这辈子无能，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又因为你不争气，我还要在单位里看着别人的冷脸过几十年……

“那一天我妈说了一堆话，我突然感到自己明白了一件事：原来父母那么关心我的学习成绩，除了一部分是为我将来着想外，而相当多的是为了他们在外面的脸面呀！当时我真的感到很悲哀和忧伤。虽然我也能理解被‘文革’耽误的父母，但我却无法抹去心头的阴云。也许我一下明白了一些事后，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淡漠，特别是对考大学。到高三后我的成绩下滑很严重，甚至感到很吃力。我妈知道后竟然吵到学校，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骂我骗他们，不向他们讲实情，还打了我几巴掌。我当时觉得自己仅有的一点自尊都给他们剥夺了。对一个学生来说，如果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抬不起头时，特别希望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回点温暖和信心，可我不但没有，反而遭受来自家庭更大的屈辱。我就是为这个从家里出走的……”

我打断她的话，说：“你是不是盲目了？”

她说：“我知道出走不是好的选择，但我不能忍受父母为了自己的面子竟然根本不顾及我的脸面，难道他们的脸面是那么重要，我的脸面就那么不值钱？这公平吗，叔叔你说？”

“是不太公平，可你选择出走是否也欠妥？”

“叔叔我没有给你讲完，你听着：那天我回家就要求我妈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要再到学校去闹。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你只要考不上跟我单位那同事孩子一样的清华大学，我就不会停止到学校监督你的学习！你也别想在家里看到我们一天的好脸！我一听这话，知道自己再呆在家里非死定不可。我妈她真能做得出来，她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她惟一能争取在别人面前拉回些面子的法码，可我知道自己学习这个样，怎么也达不到她心中的那个目标，你想我还会有啥出路？除了出走，我留在家里不是被逼死也会给他们逼疯的……叔叔，你能指条路给我吗？”

“呜呜呜……”女孩又伤心地痛哭起来，一双瘦削的肩膀剧烈起伏着。

“你自个儿出来，没想到父母会有多着急？”我想起以前报道出走中学生在外面遭遇不幸的事件屡有发生，不由得为眼前的这位女孩着急，便催促她：“出来时间不短了吧？赶紧先跟家里人联系，别让他们满世界找你，弄出个好歹那多不好！”

“我不想回家……”女孩低着头，好像特别坚决。“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的。只要考不上大学，我妈和爸就会觉得永远丢了他们的面子，所以我回去了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那总不能在外面到处流浪呀！何况你都体验到了，就是当乞丐也未必能填得饱肚子……”

女孩抬起汪汪泪眼，那乞求的目光让人不无怜悯：“叔叔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能帮我找个大学上？听人说北京的大学多，民办大学也行。我想上大学……”

真是一个难题。这女孩的话我明白，她是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她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大学生的，而她强烈上大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挽回自己命运的同时替她的父母挽回脸面。

可我无能为力——这比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要难得多。

“发文凭的大学都得经历统一考试，我对你的请求无能为力。”我掏出300块钱——这样的事在我写完《落泪是金》后经常无可奈何地需要去做，这绝非自我标榜何某如何慷慨，而是出于一种良心与习惯。“这点钱够你回家的路费，你先回家，把高中读完，然后再努力考大学，考上最好；考不上还有明年……”

“没有明年了！叔叔，我妈她非要我考上清华不可。我哪有那能耐？回去就等于死路。我宁可死在外面，也不愿让父母逼死……”

“这……”我感到无计可施。

“叔叔谢谢您。谢谢……”女孩突然起身向我鞠了三躬，转身过了府右大街。这时几辆103路公共汽车和一行首长车队开过，我呆呆地看着这位与我交谈了半天的小女孩从视线中消失……

当日我把所遇向单位的同事们一说，有人喇讽我又当了回东郭先生。可我仍然相信这个女孩讲的是真实的。因为我在采写《中国高考报告》时，曾经遇到这样的被父母逼出家门而到处流浪的孩子不止一两个。我宁可相信这一回又是真的而非被人所骗。

因为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现象越演越烈。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清华、北大，培养成哈佛女孩的家长们，几乎都快疯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孩子寻求前途还是在给孩子掘墓……

中国恢复高考已经二十多年，它的功绩举世瞩目。但随着人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高和教育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高考这条独木桥上造成的百姓心理负担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家长们过度的期望和大学门槛的狭窄，到底有多少孩子因为受到家庭的严厉威逼而出走家门，多少孩子在自己亲生父母的棍棒鞭子下伤身断命？好像没有人统计过。不过有人统计过这样一组数字：每年中国有将近100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死亡，其中有两万少年儿童是非正常死亡，而其中又有三成左右是属于中小学生在家庭的环境里非正常死亡的。我想这家庭环境下非正常死亡可能多半是属于父母们在望子成龙背景下用严酷的拳棒鞭打致死的。还有一个数据是：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少年儿童失学、辍学，而在这个数字中间有高达四成是属于忍受不了家庭高压最后放弃上学机会的。

去年发生在浙江金华的徐力杀母事件，是一件最具严重性和典型性的事件，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并在2000年2月1日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題的谈话。

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的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平时读书还是很努力的，但因为在后来的激烈竞争中渐淅在班上排名落后了，母亲便开始对徐力不满。有一次家长会，徐力母亲得知儿子在班上的排名已经落至18位时，便回家狠狠打了儿子一顿。徐力喜欢！球，母亲对他说：你要是再踢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来自母亲的压力无法忍受，委屈的泪水只好往肚子里流。2000年新学年开始不久，有一天徐力从学校回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母亲就在旁边大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有脸看啥电视？给我关掉！再不关看我不打死你？徐力望着母亲那副凶狠的脸，仿佛眼前站着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个恶魔。他终于忍不住了，久压在心头的怒火变成了绝望的反抗，只见他拿起门口的一把木柄榔头，完全失去理智的他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头部猛击……直至将自己的母亲打死才觉出了一口恶气。

这位中学生残忍地杀害亲生母亲的事件经《人民日报》披露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和《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而随后我们在新闻媒体上陆续看到一批像徐力那样因无法忍受家长施压而杀害亲人的恶性事件，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压，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地步。

徐力确实不是惟一的因家长高压而造成孩子走上极端的悲剧人物。

去年4月2日，年仅8岁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二年级小男孩王闯，因为没有完成课堂作业，被43岁的母亲骆淑萍用木把笤帚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后才保住了小命。他母亲在被押送监狱的路上痛悔莫及地说：我只是想让他接受教训，可哪想到……

像王闯母亲这样的仅想教训教训的家长心态，而最后逼使孩子不是出走就是伤残甚至死亡的恶性事件，应该说是导致无数中小学生特别是正在向大学门迈进的广大中学生对生命、对人生失去信心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这些孩子的家长的内心并不残忍，可他们采用的手段和后果则是无法想象的残忍。而他们的孩子正是在这种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摧残中渐渐产生心理扭曲，最后常常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性事件。

去年我在采写《中国高考报告》时，有一位北京籍的女中学生跟我袒露了她心头的那份对自己的母亲仇如火焰般的情绪，可以说颇为典型。她说：“我至今弄不明白天下的父母是不是都像我母亲。那你说她不爱我吧，从小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地将我抚养长大，可如果说她爱我吧，我却觉得被逼得我甚至没有一点儿人性了。不瞒你说何老师，我都已经离家出走过三次。你问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不离家出走，我准会举刀向自己的母亲砍去……”

见我摇头，这女孩只好对天长叹。

其实细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会有心杀自己的亲生母亲呢？但她确实逼得我几次想杀了她。”在一个咖啡厅，在一曲莫扎特的忧伤旋律下，女孩向我透出了久积在她内心的那份绞痛：

“其实我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反正高中同学中离家出走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女同学中也有很多人。你问为什么一定要出走？自己家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嘛，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高三，不知外国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看中国人都是一个德性——全疯啦！学生疯啦，家长疯啦，老师疯啦，总之全变得疯啦！

我是重点中学的，中考结束后以为到了重点中学就可以松口气，哪知天下中学一般黑，重点中学更是黑。我现在才不相信啥重点不重点，如果要说重点中学的优势，就是把全市全区我们这些智商稍高一点的从小学到中学更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做题能手集中到了一起，培养成再高一个档次的做題能手而已。

信不信由你们。我到重点中学后的全部感觉就是这样，而且这里搞考试工场还给你高戴一顶堂皇的帽子：你们在市重点，就是说你们是中学中的高才生，大学的门对你们开得最大，多做题，做难题，是你们理所应当的任务。嘘，老师和校长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气昂昂的，好像那些举着大刀砍人的人从不觉得自己心理有什么不对似的。

如果让我现在选择高中的话，我不会满怀激情地想上市重点的。近三年的经历，我所体会到的重点就是比别人更残酷地在摧残我们这些花季少年而已，十分可悲的是，不知上面的教育局、市领导和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重点中学还那么吹着捧着是为了什么？高一高二两年，我们的所谓重点就是用两年的时间赶出高中三年的课程来。进入高三后，整整一年时间便是没完没了的做题。啥叫没完没了？我们生活中有人对重复三遍以上的事就叫没完没了，可你们哪知道天下谁有没完没了的事？就是我们高三生面临的考试那才叫没完没了呀！我真想对电影导演冯小刚说一声，他应该拍我们中学生的考试，那才真正叫没完没了呢！

中国的什么民族最大？是我们考试族呗！世界上什么人最辛苦？是我们考试人呗！

每天全市百姓还在呼呼大睡时，大街上有两种人在奔忙，一是打扫大街的清洁工，二就是我们这些背书包的高三生。你6点进校门别以为就是早的了，比你早的已经在教室里上了近一个小时的自习了——老师天天表扬这些同学，就是为了提醒那些6点后才到的学生。6点到8点间的两个小时，常常显得很精彩：老师进门瞅一眼就溜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小憩酣睡去了，而我们教室里总能听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呼噜声哈哈哈，开始我们都会取笑打呼噜者，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打呼族后，便不再有人取笑了，倒是大家一旦听到某某人呼噜震天时，便悄悄向周围的人嘘一声：轻一点，别吵醒他（她）。瞧，你看我们多团结一致！这是逼出来的，因为老师不会关心、家长也不会关心我们这些最辛苦的考试人。

8点以后开始上课了。于是数理化、文史政的任课老师便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地开始向你轰炸。这个说数学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数学学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的带起来；那个说语文是高考成败的关键，有的考生之所以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原因就是他们的作文分落了下来，所以语文课抓得好不好，不仅是文科生的重头戏，更是理科生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数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题做难题，那个说文科的关键是背题记题；这个说世界上没有一种考试不是靠做题来判别优劣等生的，那个说大学录取的重点与非重点就在于考分的高与低——所有的话语组成一个意思：考试做题是你们惟一选择，也是惟一的出路。

开始一个月两个月里还真有些临战的感觉，但渐渐我们发现，之后的几个月中，老师除了把已经做过的难题卷子或者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怪题卷子让我们重复再做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让我们觉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的，无非就是熟之又熟。而剩下的就是人为造成的那些高考紧张空气。什么这个月搞倒计时、下个月搞最后冲刺，再下个月就搞决一死战——黑板报、操场上、饭堂内、广播期叭里，还有宿舍走道，到处贴满、写满有关时刻准备高考的口号标语什么的，使你如临战场，或者像进入火葬场的殡仪馆，即使不是你亲人死了，可一听那哀乐就感到悲切一样。

从6点进校到下午6点离校的12个小时里，我们所有的感觉就是在监狱或者说是在有监工的资本家工厂里做苦役。总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监狱和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还黑暗。吃饭时你想轻松—下，顺便了解了解国家大事，你刚刚把电视打开，母亲就瞪着眼睛：不是说好了，高三时天塌下来也不要管外面的事嘛！在这样管制下，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大新闻，就有很多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谁轰炸谁啦？我们班上就有好多同学在几个月以后才关心起这件事，而且闹出了不少笑话。你瞧我们的家长怎么说的。我那个亲爱的母亲就这么说：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缺粮了，也有我们去张罗乞讨，可是高考的事只能靠你自己，我们没法替你。你不专心准备高考，对得起谁？

在母亲的严管下，我在家里的另12个小时，被禁闭在自己的小屋里。而那小屋原来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温馨和舒服，因为这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这8平米的空间里做属于我的全部欢乐与秘密的亊情。但高三后，一直认为我不老实的母亲，特意让人在我木门上方挖出一个小洞。当时我看到后伤心地对妈说：你这么搞不是把我当监牢犯嘛！

母亲说：你要是安安心心在小屋里学习、做题，还怕别人老来瞅你？

我无话回答，但眼眶里却噙满了泪水。

从此，我所有的表现都逃不脱母亲那严厉而不可抗拒的目光。而我的所有日程也是由她统一布置：吃完晚饭，喝一杯奶，吃一块水果，然后开始做作业。22点休息10分钟，然后再进入复习做作业，到12点熄灯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是这样。周六周末的安排便多了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的做作业时间，除了多吃两顿饭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我只和母亲在一起，小学的时候母亲就和我爸离婚了，原因之一就是父亲认为母亲缺乏知识和修养，为此母亲发誓要把我培养成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她对我的关心超过了她自己，特别是在我进入高中后，她除了上班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我服务，围绕我的高考转。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也真是看在母亲含辛茹苦的份上，我默认了许多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不能在所有的事上都由她主宰我的一切了。因为我也是人，一个活脱脱的人，一个活脱脱的年轻人。

我们的争执开始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我好困睡着了，她就在外面使劲敲我小屋的门。每次她敲门我就一惊，便嚷起来：你干吗不能轻一点？

母亲说：轻一点你能听得见吗？

她的话让我感到无奈而又愤怒。

我从小爱听音乐，随身听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伴侣，上学路上，睡觉之前，甚至看书之中，它都是我忠诚的伙伴。但母亲特别反感我带着它。几次警告说高三后不得再听了。我表面上答应可行动上很难下决心，主要的是有了随身听让我感到枯燥的学习生活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快活。

我依然改不掉在做作业时戴着随身听的习惯。尤其是感觉疲乏时，耳边能有优美的歌声伴随便会稍稍舒心一些。但母亲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我是在有意分心。

怎么又戴上了？告诉你，你再听我可要把它扔到楼下去了啊！

母亲不是在门外敲了，而是走到我跟前，扯着嗓门在大声呵斥。

我只好暂时收起来。枯燥而又疲惫地重新伏到桌上做那没有尽头的卷子。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两双眼皮在不停地打架。抬头一看时间，才11点。我庆幸方才小憩没有被母亲发现。为了能够坚持最后一小时的作业，我下意识地从枕头底下取出心爱的随身听，哇，感觉好多啦！

这是林志颖的就是这一天呀！于是我一边做题，一边跟着欢快地哼了起来：

对你的爱恋永远不变；

每天每天你总在我的心田；

对你的诺言不会改变；

我把握未来每一天；

天天灿烂天天思念从现在到永远……

我倒要看看你个啥天天灿烂、天天思念法！突然，我的耳机戛然而止。原来母亲像个凶神恶煞似地站在了我的身后。坏了！我刚要收起随身听，却早已被手脚麻利的母亲用力一夺，转眼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便把窗子打开了……

别扔——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起身想夺回母亲手中的随身听，可为时已晚。只听楼下的水泥地上沉沉的一声啪啦，那声音使我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你想怎样？你不把我也扔下去呀！呜呜………

我又是跺脚又是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下楼……当我捧起散了架的随身听时，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我跪在随身听牺牲的地方哭得格外伤心，惊动了全楼的人，最后是母亲硬把我拖回了家里。

从那一次事件后，我跟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凡是她让我做的事我都跟她顶着干。而她也怪了，似乎我不愿意做的事或者反感的事她偏要我按她的意思去办——我们亲母女俩成为死对头。

时间到了1999年的初夏，这个季节应该说也是我们高三生最紧张的时间。不知琼瑶阿姨怎么安排的，她是不是对我们大陆的学生一点不了解，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电视里推出了《还珠格格》！哇，这电视一放，赵薇演的小燕子把我们所有中学女同学们给吊疯啦！当时学校里除了高考复习外，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小燕子的话题。小燕子真的让我们好爱好爱呀！大人们其实太不了解我们这一代的心了。也根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太浅薄的缘故，实在是小燕子那无忧无虑、敢作敢为的精神太让我们这些深深陷在学习和做题的苦海里的中学生羡慕了！可以说，小燕子精神，正是我们渴望而又得不到的、疾呼而又呼之不来的形象！小燕子的出现，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希望，一种追求！

大人们，你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小燕子了吧！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追星族的一员，但我对小燕子的喜爱超过了所有同学，因为我感觉自己受到学校特别是家庭的压制太多太重了，所以我更加喜欢小燕子。从同学们的言谈中我虽然没看一次电视《还珠格格》，可感觉比看过还强烈几倍，仿佛小燕子就是我性格的化身，我追求的影子。我因此而向母亲友善地提出允许我看一次《还珠格格》，而且我还认认真真地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高考优良成绩来换得我的这样一次权利。

你别给我玩小孩把戏了。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这样的保证？看电视就会分心，尤其是我不愿让你看小燕子这样半疯半痴的丫头，浅薄得不能再浅薄了。我正准备给电视台写信呢，他们放这种节目到底是什么意图啊？引导孩子们都去学些啥呀？真是的！母亲好像对小燕子早有一肚子气。真倒霉，我算是哪一壶不开就专门提哪一壶。

那天是星期天，母亲说她单位里要加班，她把饭菜一切准备好后，吩咐我说：老老实实在家做作业，什么事都甭想。我一听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这下总算有机会目睹小燕子的风采了！

哎，你去上班吧。我保证在家好好做作业，今天的作业比任何一天都多！我特意这么说，其实后来想想这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母亲用特殊的眼光重重地看了我一眼，再没说什么便出了门。万岁——我按捺住激动万分的心，估计母亲已经下到楼下时，便在屋里大声欢呼了起来。赶紧，先打开电视布罩，然后接上电源……呀，楼梯上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坏了坏了，母亲返回来了。我赶紧神速将电线拔掉，又将电视机罩重新恢复原状，然后再飞步回到自己的小屋拿起书本——是母亲进门了，是她在电视机那儿停下了脚步，然后在电视机上扒拉了一下，检査看看有没有我动过的迹象——其实我根本没有回过身，眼睛盯在书本上，可我的心告诉了我感觉到的母亲在外屋所做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我的心怦怦跳得不能再快了！

母亲终于走了，屋里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的心与墙上的挂钟在跳动。我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惊险战斗一样，忍不住自己对着镜子笑了起来。

我知道母亲的精明之处，所以第二次想打开电视时就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时间证明这回母亲真的去单位上班了。

解放了——我伸伸懒腰，极为自在地从小屋走出，毫无顾忌地轻步走到电视机前，掀开布罩，插上电源，点动电视上的按钮……嗯，奇怪，怎么电视没有图像？

我急了，左看右看，电源、天线都是好的呀！是坏了？不对，早上还听到母亲在看天气预报呢！这是怎么回事？我毕竞是学过不少物理知识的高中生，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叫我气得直咬牙的事：母亲把连接电源的那个双向插头中的其中一根拔掉了！

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嘛！那是个无法用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的玩艺。面对母亲的聪明和眼前的无奈，我狠狠敲了敲电视，真的一个人在屋里哭了起来——同学们在前一天就告诉我此时此刻正是《还珠格格》重播的时间呀！

我真是欲哭无泪地不知如何解决我想看一眼小燕子的强烈愿望。正在这时，楼道里不知谁家的门嘎吱打开后，传来电视《还珠格格》的声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直灌我的耳朵，可很快声音消失了……是出来倒垃圾的邻居把门拉上了。然而小燕子的声音太剌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终于想了个办法：到邻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以什么法子敲开邻居家的门呢？对，就说我家电插头坏了，借把钳子什么的。

我撒谎敲开邻居门时，心头好不激动，但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好客的邻居哪想得到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阴谋，当我显得对他们正在看的《还珠格格》表示也愿意看一眼时，他们全家人便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去的时间简直可以用大大过瘾四个字来形容了。在这个家庭里，小燕子不仅吸引了与我差不多大的—个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羡慕他们全家。而且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看完当天重播的两集还珠格格后，又听我说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还珠格格节目时，慷慨地拿出了录制好的两盘录像带又放了给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对小燕子的狂热之中，当发现邻居家正要吃饭时，才想起是该我离开的时候了。对不起，打扰你们好长时间。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别，三步两步地回到楼上的家。

当我用钥匙打开防盗门时，发现门是开着时，心幕然紧张起来：坏了，妈已经回家了！

你到哪儿去了？母亲早已站在小厅中央，等候我进门审问。

没、没到哪儿……去楼下邻居家借钳子去了。我恨自己语无伦次。

借钳子？那钳子呢？

我傻了，发现到人家里半天什么也没做嘛，邻居对我借钳子的事怎么也没提醒一声呀！真是。

你那点花花小肚肠，还想瞒我？母亲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门，就急着想偷看电视！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电视不会捣鼓，还想到邻居家借钳子来！去呀，把钳子借来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头搞坏的。我觉得不能不说，尤其是想到邻居家的那种温馨快乐情景，而我与母亲之间的不平等，心中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

知道了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看？难道你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偷懒？母亲又开始没头没脑地骂起来，她骂人时的那种尖嗓音最让我感到刺耳，而这一天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刺耳，是刺心，深深地刺着我的心！

也许是积压在心头的怨愤太多太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会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懒！我从来没有偷懒过——母亲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抗，她一愣后，火就更大了，使出她认为做大人惟一能制服儿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铁棍朝我砸来……当时我真的惊恐得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想象不出我的亲生母亲会用铁棍向她惟一的女儿砸来！

我想我是被求生的本能唤醒了！在我退至不能退却的地方，我的手下意识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并且高高举在空中……

母亲惊呆了：你……你想杀你妈呀？

我就想杀死你。我的声音几乎使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家的房子外传来无数猛烈的敲门声。

就在这一夜，我离家出走了，什么都没带，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我们小城的一条河边走了5个多小时，在这阴兩绵绵的5个多小时里，我呼天不应，唤地无声，于是便无数次想向湍急的河水中跳去…那是个我一生无法忘却的黑夜。当现在我清醒后再回想起那一夜的事时，我庆幸自己那一夜没有做两件亊：一件是我没有留在家里，假如真的留在家里，我会难以控制地产生杀毋之心，二是那5小时的漫漫长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过去的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们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予他们起码的一点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预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像上面这位女学生的独白，我在采访中至少听过十几人次，他们有的仍然在学校读高三，有的是已经读完高三，或者进了大学，或者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关于他们曾经经受和正在经受的那些因家长和学校给予他们的种种高考压力的故事，实在可以专写一部厚厚的书，而且这样的故事不用任何修饰，都是一份份血淋淋的控诉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在他们年幼的心灵深处。那些深仇大恨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每天呵护他们的父母。在从这些胸怀深仇大恨的孩子口中，我听得最多的是他们在呐喊要求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和最基本的尊重与权利。

“我们虽然是小孩，但我们也是人，不可能因为学习或者高考，家长们就可以剥夺我们作为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要求的权利，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自由的个性的权利。”一位现在在北京著名学府学法律专业的原高三生如是说。

关于这一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但他们在没有前提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觖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真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权利必须建立在一种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年轻的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你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所给予你的这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的，有谁真心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期的努力与等待中由社会来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说的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一种机器？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特种模式早已为我们设计好的社会来造就我们未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泯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一做一具还有心桃的僵尸吧，阿门。”

学生们这样告诉我。而我也正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

◆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地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1122。来生再见。

李渊

97．2．20 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

记住。

据贵阳的市民讲，李渊死后八天，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之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十九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

今年十九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是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字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值得反思的是在朱宇的这起恶性案件中，还有一个凶犯是朱宇的同学崔楠。从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崔楠的行为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位因为是朱宇的好朋友而参与了凶杀的高中生，除了哥们义气外，办案人员对他审讯时曾经问过他难道对参与同学杀母的严重危害性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楠道出过自己的心里话，他起初当然也害怕过，也动摇过，可当他问朱宇为什么杀母亲时，朱宇告诉他就因为母亲非要他考上大学，逼得他学习太紧，紧得简直不当是人这些话后，崔楠听后大有同感：日他妈的，天下父母一般黑。崔楠也在经历高考前的折磨和种种压力，正是朱宇的动机和想法使崔楠心底里仇视高考的那份不满得以以某种方式泄愤，于是也跟着当了回毁灭他宝贵一生的刽子手。

这实在是高考指挥棒下的人间悲剧。据有人调査证明，每年在高考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全国约有近万人的应届高中生最后是被父母逼得离家出走，或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致使造成伤害罪的不下百例（或者家长将儿女致伤致亡，或儿女忍受不了父母的高压而伤害父母。）如果加上中学和小学升学过程中造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伤害案件，那至少相当于每年都有近五万人永远地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沦为无用之人……

这就是现实。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这活生生的严酷现实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期望儿女成龙成凤的父母亲。

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人名，他就是黑帮恶縻张君。杀人恶魔张君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家伙，死于他手下的无辜者不下几十个，就是这样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即将走上断头台前却也道出了一段颇为动情的辛酸往事：

小时候，我家里太穷，日子过得很苦。我家有六姊妹，五个姐姐，同母不同父。姐姐她们出嫁后，也没嫁到富人家。家里还是穷，从小学到初中，我连白布做的新衣服也没穿过一次，全是穿姐姐她们穿下得的破烂货。后来我母亲生了病，一直无钱治，就去投靠在长沙城里的叔叔。在叔叔家，母亲坐了一下凳子，婶婶就马上过来用酒精擦了又擦。母亲受了侮辱，很伤心。后来我有枪之后就很想杀了婶婶，但又觉得是过去的小事，才放过了她。我母亲很苦，我很想让母亲幸福。14岁那年，我存了8毛钱，到街上买了一小块肉，因此給母亲蜣了一碗汤。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叫我好好读书，勤劳种地，自食其力。谁知这是母亲給我最后的遣言，第二天早晨她就上吊自尽了……母亲的死，使我失去了爱，失去了温暖，周围变得一片冷酷和苍凉。

读这段情真意切的话，谁能想象他竟出自一个杀人狂之口？张君的变态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早在17世纪时，英国一位知名教育家约翰洛克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再有爱心的家长，即使他们的棍棒出于严管，可最后的结果总会适得其反。这句话其实并不深奥，但恰恰补充了中国传统教子秘方的后半部分的经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状元。虽然无数经典式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的这两句老话能继续传世几千年，但其实它比英国教育家的教子方法少了一半内容，而正是这缺少的一半内容，使我们中国的孩子不知多受多少罪！

而孩子们多受些罪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徐力、朱宇这样的孩子他们一旦在父母亲的强制专横下失去心理平衡时，后果便不堪设想。从已获知的材料看，像徐力和朱宇原先都不是坏孩子，他们即使在残害自己的母亲之后仍然表现出某种善良，可就是这样的品行尚健康的孩子，他们在向母亲举起屠刀时的残忍则令人沭目惊心，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压抑了，而这种长期的压抑和苦闷不是别人给予的，恰恰是自己的亲人，因此他们更加无法忍受，终于有一天爆发。也许当这种制造压抑和苦闷的罪魁祸首来自于学校和外人时，他们可能还会表现出某种屈从，但当他们发现这样的罪魁祸首恰恰正是自己最亲的母亲时，他们从内心深处爆发的残忍与解脱心理变得尤为强烈和不可抑制。

谁之错？父母之过也。

中国是个仍处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教育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多数人的愿望，上大学对多数人来讲，依然是个梦。即使有能力的人也要花尽难以估计的心血拼搏几番才能闯越独木桥，但普天下哪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则虽知其事实，却又通常不明其理，把一个望子成龙变成了逼子成龙，这一逼便逼出了无数个徐力、朱宇式的孩子来，到头来，子没成龙，自个儿反落得命丧九泉的悲剧。

天下为父为母者，谁甘愿落得此般结果？可天底下还有多少为父为母者仍在高举着逼子成龙的屠刀，威胁着自己的亲生儿女？今年这个五一节我在家里赶写这部作品，休息时我打开了互联网，又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4月28日，山东费县梁邱镇34岁的农妇钱某因儿子不好好学习，一怒之下用毒药，将11岁的独生子毒死……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心头几天都直发闷，同时又急着想早早把这部作品完成。

拯救这样的孩子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