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编者按：

作家何建明为本报在第一时间采写的、记录北京遭遇和抗击非典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自6月6日在“笔会”刊出第一部分以来，已连续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读者朋友中得到热情的反响。在我们接到作家传来的第四部分并开始编发之际，获悉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消息，北京抗击非典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人，谁不能体会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

在这个时刻通过作品重新回顾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难平。

国泰民安，伏唯尚飧！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几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对所有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不宣而战的SARS，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不能延误！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传言。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帖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在恐慌中见什么信什么。

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促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抓药给我们！”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嘘嘘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双手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它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操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得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整午夜12点。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黎明时刻，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我们要订5千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8千，我们要8千服！马上就要！”

“给我们订1万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我们也要1万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空有虚名。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满堂哄抢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是一位年轻的副市长。

这位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改手工抓方煮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下可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锤定音。

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日夜不停，开足马力。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比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

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

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向陈济生报告。

日供20万副！领导下令。

20万服早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防护服：从几百套到200万

“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当了。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时，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经历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六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

“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倒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领导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市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

平时，抬手举足都非常得体的“京城女药王”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

“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领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作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营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当年林巧稚大夫给她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贴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

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

要命啊！

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件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

“向全国、全世界订购！”

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那个嘛！”有人提出不同意，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妈的，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

“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们的性命啊！”

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临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将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难得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要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人民的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能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

“就用传真！我签字！”

“人家要200万预付款。”

“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货给我发到北京！”

“对方答应说行。”

“妙！”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又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互相扯着胳膊，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

“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它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我运到北京、送到医院、给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去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得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谊。）

“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话。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

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儿。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批成批的倒下啊！”陈济生泣不成声。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它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地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它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

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七点左右到北京。

这回是真的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噙在眼眶内。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

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4天半30辆救护车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

“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元！五毛钱一斤土豆现在变成5元一斤！”

“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

“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

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两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成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单位和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库”，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睁眼醒来时，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

市商委“158”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

“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八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气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辆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上好的东北好大米！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以往的备战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

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

“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

“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

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装置，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

“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装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

“一天半，就一天半时间！”一位市领导告诉陈济生，小汤山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必须一天半内全部运达，没有商量余地。

一天半就一天半！这回陈济生不哭了，她咬紧牙关，豁出命干。她知道这时候叫屈喊冤也没人搭理。市领导和张工他们为解决呼吸机，甚至连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驻华的使馆都敢直接“照会”了。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胜利他们求助。商委的“158”会议室此刻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防守战斗”——好几名指挥部战斗人员突然高烧不止，又咳又吐，吓得商委领导脊梁骨发冷。SARS进入指挥部，岂不全盘皆输？

还好，是劳累所致的普通发高烧。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