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赣北、鄂北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毛泽东密电总前委

早在围歼黄维时的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电示由刘伯承、陈毅参加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进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毛泽东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此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烧毁。

毛泽东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17日，毛泽东电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19日，刘、陈北上，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已是1948年底，此时，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

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实施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中原局于1月底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华野前委也于1月中旬和2月底在徐州北面的贾汪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

陈毅从中央南返，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粟裕会面，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这就是第一次贾汪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于1月中旬召开，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内容，并于25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报告。参加贾汪会议的干部，讨论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49年的任务和陈毅的报告。会议通过学习和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任务决议的决议》，确定了1949年的6项任务。

商丘会议和贾汪会议

1949年1月26日，陈毅赶往商丘会见了邓小平。

陈、邓决定立即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此会即为“商丘会议”。

商丘会议于1月29日召开，开了3天。会议由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邓小平着重结合中原同党政军机关工作中和干部中的某些思想情况，主要是对在新解放区和城市中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现象，进行了检查，批评了某些干部对形势认识上的右倾思想和开始出现的麻痹情绪以及盲目轻敌的错误思想，帮助广大干部树立敢于渡江作战，敢于向全国进军的信心和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

1949年春，根据战争的发展和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全军各部队遵照进军的需要，陆续进行整编。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其他部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

这是我军某部正在召开整编大会

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进行整训，从思想、物质和军事方面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还号召中原局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努力生产，拿出最大的力量巩固和建设解放区，做好横渡长江的后勤保障。

商丘会议后，陈毅、邓小平又在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人都参加，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渡江的部署，拟以三野全军和二野1个兵团共5个兵团的兵力，采取从江阴扬中、南京中西、芜湖东西、铜陵贵池、安庆东西，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战法。

二野中的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

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后来没有很大变化，为以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础。渡江时间初定3月底，会议考虑的，这时节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就在2月8日这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二野和三野发了一个电报，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原来，在2月4日，总前委以二野和三野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报告了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军队正在加紧休整，后勤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在充分准备之后，两大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时间，由4月提前到3月。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报告在电报中作了答复：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都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担负在自己身上。

复电还指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中央特别强调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南方的农村和北方老区的农村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在新区工作，会遇到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学习。

复电特别注意强调学习城市工作，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第三野战军辖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是淮海战役前夕，陈毅司令员驱车前往参加研究、部署作战问题的第一次贾汪会议

因此，复电要求二野和三野，一方面不放松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2月和3月两个月内，加紧休整和学习政策，又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发动和平攻势，我党不得不认真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一来，总前委提前渡江的计划，就向后推迟了。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电报。这个电报不仅发给了第二野和三野，同时发给了各野战军和各中央局。这个电报所提出的问题，是全国党、政、军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即全党的工作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月以后，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就作为全党的决议定了下来。

这个重要电报发到二野后，二野在商丘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进行了贯彻。三野前委根据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又在贾汪召开了第二次临时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2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此时，刘伯承由石家庄到了商丘，刘、陈、邓会商后，陈毅于13日赴徐州，再次召开三野第二次贾汪会议。接着，按中央指示，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也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三野前委在一起布置南进渡江。刘、邓、饶、粟、谭等也来到徐州。

第二次贾汪会议于2月18日开始。19日，陈毅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当晚，他和谭震林召集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

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第二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站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说：“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3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那么将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面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再打内战了，所以要我说，今后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的方式解决敌人。”

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在渡江作战中很有指导。”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一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只准备了53000多个干部，远远不够用。”

陈毅也笑道：“这下够用喽，我们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100多万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说：“你们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批示，于1949年春实行统一编制：

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当年6月份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辖7个军；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司令员和政委。

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四、五等3个兵团共9个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等4个兵团共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任政委。

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4个兵团共12个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共9个军；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军区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加上各军区所辖的5个军，此时全军共16个兵团57个军。

在这次会议后，即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和军委机关迁往北平。

总前委首长商议渡江大计

1949年3月下旬，总前委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渡江会议就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主持会议，他首先说：“陈老总、谭震林同志和我这次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渡江问题特别关心，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长江与黄河不同，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我们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蒋匪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以利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地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现在则由江水冲至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过去，二野、三野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第二野战军辖9个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这是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左起：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司令员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经过一番研究后，邓小平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接过话头说：“渡江看来不是很简单的。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那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京浦以东至海门有吴淞、江阴、马垱、江宁等要塞，这些要塞不太容易突破。”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刚才说的，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有一份针对长江的渡江作战研究，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听。”

“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邓小平风趣地说。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刘伯承在文章的开头就抛出一大堆问题，像一把把钩子勾住了在座司令们的心。刘伯承在文章中又说道：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夜间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遭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敷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尽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梯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作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集结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日行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下面的兵团司令们个个听得入了迷，这些事有些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大伙儿这才笑着合上笔记本，活动活动手指。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修改定稿。

渡江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步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下旬的渡江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

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三野4个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加上四野的第十二兵团部队，我投入渡江战役的兵力达120余万大军）。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负责领导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委员）、邓小平（书记）、刘伯承（常委）、陈毅（常委）、谭震林（委员）

这样部署，其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须做好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毛泽东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拟将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为此，毛泽东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后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邓小平、陈毅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邓小平亲拟的战役实施纲要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的任务是，如果南京政府不愿意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就应打过长江去，捣毁国民党的老巢——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然后乘胜向东南各省进军，进而解放全中国。

为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具体组织指挥二野和三野主力以及四野的先遣兵团即第十二兵团，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鄂豫军区等3个军区作战。要求以上部队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协同作战。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坐镇合肥司令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如下：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4个到5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6个军及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粟、张，即粟裕、张震）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4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总前委

寅世

《纲要》对我军参战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保证战役计划的实现，总前委决定将两大野战军划分为3个作战集团，即西集团、中集团和东集团。

西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和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共35万余人；中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二、四团及第一团1个营，还有骑兵团组成，共30余万人；东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五、第六团以及苏北军区3个警卫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共35万人（这3个作战集团又称西路大军、中路大军、东路大军）。

3路大军的具体部署大致如下。

西集团由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在湖口和枞阳镇之间渡江。

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段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

3个兵团渡江以后，要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第三兵团首先消灭殷家汇的敌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渡江后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要求该兵团抢在第三兵团之前完成此任务，以保证截断敌人的退路。第四兵团渡江后，则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的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东集团，由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直接指挥渡江作战。渡江地段为黄港至口岸之间和三江营至京口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命令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根，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作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控制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

中集团，由谭震林组织指挥，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和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和县地段上进行佯渡，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和中集团从南京的两侧实行渡江。渡江以后，两个集团对敌人实行钳形包围态势，力求从东西两个方面，向中心压缩，把敌人包围在广德、长兴以北地区，并夺取南京。此着胜利以后，再向上海、浙江、福建进军，协同西集团消灭向纵深逃窜之敌。

四野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约20余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薪春、黄梅等敌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保证西集团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分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据点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以上从湖口至张黄港地段，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为1∶2.2，在强渡地段八圩港（江阴）至口岸（扬中）地段，敌我兵力对比为1∶3。这样，我军在主要攻击方向上的兵力，相当于敌人的2至3倍。在整个渡江作战中，我军参战主力部队为12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

刘伯承制定并下发的渡江注意事项

3月底的一天，安徽六安。

刘伯承一走进办公室，就坐下休息。警卫人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

长征结束后的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

汪荣华是六安赫家集人，早在六合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这次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然更加高兴。在六安停留的几天里，许多战友、亲属前来看她，忙得她不亦乐乎。

虽然没有去蚌埠参加总前委扩大会，可是刘伯承却一点也没有清闲，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人住下，身体不动了，可脑子却又转开，思考起他的作战理论。

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一所高等院校——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六安休息几天，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他整天伏案工作，直到3月30日，刘伯承完成了由十点构成的渡江战术指示。他在这份指示里，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预想，并指出了解决的办法。

渡江战术注意事项：

《渡江作战之研究》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前已发作教材，兹据最近情况特提出以下战术注意事项：

其一，敌人在长江北岸以桥头堡、要塞及江心洲支点等构成的掩护阵地，其企图是及早察明我渡江部署，堵我渡江出口，配合其舰队、飞机迟阻我渡江行动，以掩护江南主阵地的防御实施。

其二，我们从事于渡江的战术训练，船筏及其他器材的搜集，特别是侦察实施等，首先要把敌人的江北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此时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

其三，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害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如敌人所守备的地点，不妨碍我主要的渡江作战，或其重兵固守难攻之时，则暂以一部兵力封锁之。

其四，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鼓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而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进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

刘伯承将这份战术指示交给参谋长李达，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向江边挺进之简况

对邓小平亲拟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此后，为便于指挥二野、三野渡江，主持全局，并便利与驻桐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联络和就近照顾第七、第九兵团，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率华东局、总前委和华东军区机关，于4月3日后由孙家圩子南移肥东县撮镇的瑶岗村；粟裕、张震则率三野指挥机关于4月4日东移泰州的白马庙，以便统一指挥东、中集团渡江。

三野、二野的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江北的条条公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战歌：

……

血战两年半，

胜利在眼前，

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

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

……

沿江地区的船户将隐蔽大水底的船只拉出来，支援我军渡江

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赶着牛车，抬着担架，浩浩荡荡地跟着大军向南前进！

在宿营地，在行军的行列里，时时都可听到战士们的议论：

“这回蒋介石算是叫咱们给打趴了，所以才打出和平旗号。”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本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上下台了，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编400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可上级讲，到江边还要准备。”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1949年4月20日至23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先后发起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首先登上长江南岸；第三野战军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和第二野战军三、四、五兵团组成的西集团与中集团同时渡江。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迅速突破敌人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无锡、镇江等城，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这是渡江战役期间，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领导同志合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左二）、政委饶漱石（左一）、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左五）、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左三）

“准备个啥？抗战时长江咱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啥样不知道？蒋介石剩下的三等残废部队还禁得住打？我要是粟司令，下令大军南下！我们第一梯队，刘邓第二梯队，一直打广东，没人配合也行！”

部队越往南走，对长江的议论开始增多：

“听说10个黄河也抵不上1条长江，‘长江无风三尺浪，一个浪比船还高’！”

“是呀，我也听说长江有80里路宽，水有几十丈深，轮船开过将江水划成一条深沟，一个钟头也合不拢！”

“江无底，海无边，秤砣落地得三天嘛！”

“听说江猪非常厉害，不仅吃人，成群结队还能把船拱翻！”

“江里还有九里十三矶，船撞上就沉！”

“难怪曹操当年83万大军都过不了长江！”

经过长途跋涉，部队来到江边。面对长江，干部、战士一个个心潮澎湃，自然又是一番感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长江，气势真够大的。”

“嗨！长江原来才5里宽，就是爬也能爬过去！”

“江面水流平稳，哪有什么浪！”

“国民党不是有军舰吗？怎么也看不到？”

经过有组织的“看水”，干部、战士对长江的恐惧心理顿消大半。

为了解决干部、战士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坚定广大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部队到达江边后再次进行思想动员，并请来在江边生活多年的老船工，介绍江情、水情，讲江猪是一种什么动物（大概就是中华鲟），九里十三矶（礁石滩）并没有那么可怕。各军还结合渡江任务召开了英模表彰会、思想检讨会。经过以上工作，部队士气更加高涨。第二十军第一七二团的一个干部讲：“渡江时我脸孔一直向南，万一牺牲，如发现我脸孔朝北，可以开除我的党籍！”

陈赓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军到达江边最晚。然而，他们奉命绕道大别山，演了一场“牵白打汤”的好戏。3月25日，第十三军攻占麻城，打跑了白崇禧集团的第七军。麻城战斗与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先遣兵团直逼信阳的行动，使白崇禧误认为解放军要拿他首先开刀，急忙把夏威的第八绥靖区主力从安庆地区西调九江、武穴、黄梅。白崇禧“让路”，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歼灭汤恩伯集团创造了条件。

渡江部队是怎样解决船与渡的问题的

渡江必须有船，有船还得有会撑船的人。因此，部队到达江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集船只，动员船工。

经过一番宣传动员，不少渔民献出了自己的船。但有些船主对这些宣传不感兴趣，有的竟将船只开进湖里隐藏起来。这些船主，多是跑江湖的人，他们控制船工，由于吃过受骗的亏，对生人的话不轻信，但重感情，讲义气，喜交朋友，爱办光彩事，愿听大官讲话。

第二野战军通过安徽桐城西北山区向长江进发

针对这些特点，部队改变工作方法，与船主、船工搞联欢，军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出面讲话动员，号召他们参战立功。三野还印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有的军还印了《船工立功证》。这些都有力激发了船主、船工的积极性。

第九兵团还明确宣布：船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由部队按制度供给，船工每天发粮老秤3斤半，家属大人2斤，6岁以下小孩1斤；伤者给予治疗，工资照发；残废者，跟部队人员一样，发给荣军证；牺牲者，给予抚恤，安置其家属；船打坏了，坏多少赔多少，整个坏了赔新船。

后顾之忧解除，许多人争着报名当船工，船主也自动把隐藏在湖里的船只交给部队，把沉入河底湖底的船又打捞上来。敞开衣襟的船工们，握拳捶胸，吐出肺腑之言：“有我们在，就有船在，不把你们送过江，还算什么闯江湖的汉子！”

就这样，二野、三野一共筹集各型船只9400多条，平均每个第一梯队军拥有大小船只500多条，一次可运1万多人。

有了船，部队即开始进行游泳、乘船的“试水”训练。早春的沿江地带，乍暖还寒，河水冰冷刺骨，但干部、战士却整天扑腾在河湖池塘里，不少人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大部分北方来的“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并学会了划桨、撑船、自救互救等技能。

接着，部队又进行上船下船、航行编队、通信联络、水上射击、登陆突破等战术演练。二野、三野都发出指示，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有进无退、英勇顽强、独立自主、配合友邻的战术思想，以及分散登陆、集中作战，先登陆先突击，小群动作，大胆猛插的战术原则和动作要领。

据此，部队间展开比赛，看谁的成绩好。他们从河里练到湖里，又从湖里练到长江。第二十一军第一八五团3小时横渡巢湖35公里，靠岸登陆全团仅用了5分钟！

训练出成绩，训练还出发明创造。一个战士的不慎落水，引发了大家对自制救生圈的思考。不久，各种各样的救生圈制造出来了！

4月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向三野和第四、第五兵团各军通报：

“我十二军渡江演习以廿斤稻草捆绑成圈试渡成功。因其面积小，又能露出胸部，战士在渡江时尚可射击。稻草圈浸水12小时，仍可使用。现正试以3个草圈连成品字形，以便互助小组协同前进，试行结果续报。”

4月14日，张震也将第十兵团在内河试验成功的救生圈通报二野：

“甲、用9斤至10斤蒲芦苇或小麦秸，扎成一个一米三至一米五长之三角形（后一角须加一细棒），中间加150公分圆圈（用布裹住正合适人腰粗）。为增加抗力，草把圆圈应较人身体稍大些，缚于三角内，使用时使身体置于草圈中央。

“乙、以火油箱两只，用绳布捆扎于腰部。

“丙、以5个猪尿泡吹充气，勾结于腰间。

“丁、以油布（美式油布最好）缝成车轮胎形圈袋（较人身体较大些），内部塞满乱稻草（最好睡过）并藏空气，将圈袋套于人胸部。

“戊、以毛竹筒4个（每个一竹节）勾结于腰间（毛竹筒是去竹青皮，较轻，浮力大），试验结果，其浮力会浮水者能托一支机枪射击，不会水者能托一支步枪射击，浮水面与人之胸部，运动自如。

“上述各材料易取且廉，也易制，轻便好带，现该兵团正普遍自制使用。”

我军干部向当地船户进行动员，宣传我军渡江作战的伟大意义

各种救生圈的试制成功，对担心落水而又不大会游泳的战士无疑是一个福音。

船被枪弹击穿漏水怎么办？这又是战士们担心的一个问题。通过实验，他们找到了用棉絮塞船补漏的好方法。

此外，三野部队还把汽车发动机安装在木船上，把船改装成土炮艇、冲锋舟。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部队到达江边后，侦察人员把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对岸情况及国民党军舰的活动，一一记录在案。但这样侦察到的情况毕竟十分有限。于是，部队开始想法去对岸侦察。

4月8日，二野第十五军组织5名水手，乘1只小船，携带1挺轻机枪、2支步枪，到对岸侦察国民党军的火力配备情况。经46分钟划行，船距南岸只剩250米。这时，因在月光下被守军发现。守军即以轻重枪猛烈射击，船上的机枪、步枪也随之开火。小船顺水向东漂流了1里多，然后返回北岸。这5名水手不仅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火力情况，而且自己毫无损失。他们的行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信心！

在渡江侦察方面，第二十七军做得最为出色。为搞清对岸的情况，他们连续组织侦察兵偷渡10次，8次成功，共捕捉国民党军30多人，从俘虏的口供中得到不少情况。

在以上偷渡过程中，侦察英雄齐进虎等3名侦察员，在黑沙洲登岸时被发现。他们索性弃船潜入洲内，与守军周旋了8天8夜。渴了，喝口长江水；饿了，吃把蚕豆叶。就这样，摸清了洲上守军布防详情，最后坐着木盆返回江北。

在以上10次偷渡的基础上，第二十七军为了及时而周详掌握对岸守军的变化情况，决定由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现名章尘）、军侦察科长幕思荣、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等率1个加强营，组成“先遣渡江大队”，携带电台，潜入江南。这一方案得到上级批准。

4月6日晚，他们分两路渡江，登陆后进入南陵、繁昌、铜陵3县交界的山区，并迅速与皖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展开敌后侦察。“渡江先遣大队”不仅向军部提供了重要情报，而且使守军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其的心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第二十四军主力渡江后，他们又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电影《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渡江先遣大队”的情况。

国民党军在江北设立的桥头堡，封锁渡口、河流，是解放军渡江的严重障碍。为此，各部队在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以第二梯队发起攻占桥头堡的战斗。至4月19日，除安庆、西梁山、扬中沙洲、浦口、浦镇等少数几个据点外，其余全部被拔除。

其中，二野不打安庆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它南濒长江，东有断塘湖，西有石门湖，城北有两道山丘，易守难攻。白崇禧以其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四师在此把守。为拔掉这个钉子，二野曾以第十一军攻城。但十一军攻下城北第一道山丘后，即与守军在第二道山丘相持。4月初刘伯承到安庆察看地形，发现该城丘陵、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遂由第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军，撤下第十一军参加渡江准备。

渡江时间日益临近，将船只送入长江成了大问题！

解放军的船只多在内湖、内河，但内湖、内河的出口或入江处，多被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在这种情况下，陆地行舟，将船抬入长江是一个办法。但这样既浪费人力物力，又容易损坏船只、暴露目标。于是，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开渠灌水，掘堤引渡，拉船翻坝，将船隐蔽入江。

到4月初，后勤部门给部队补充了3至4个基数的弹药，人民群众为部队备足了1个月的粮食，山东、苏北、皖北的群众组建了几十个民工随军团，确保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

至此，渡江作战准备已全部完成。

毛泽东、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各野战军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在严正指出了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定签字的顽固态度以后，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命令。

这是一道扭转乾坤的战斗动员令！

这是一道埋葬蒋家王朝的进军令！

命令写着：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当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受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