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也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紧张，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坝院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但本书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事实上关于真实的“江姐”即江竹筠与江姐的故事是出入很大的。而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则可以说才是真正的“江姐”原型，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分子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之一，同时她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县市党史资料上这样介绍：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21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前清国子监太学生，后因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相继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于1939年1月，她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23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职务。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同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付书记李清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分子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匪特务组长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特务恶棍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二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江竹筠并没有受此刑，而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累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同敌人的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法官”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7岁的李青林同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青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所以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挽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时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嚎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的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苍的啼泣。

27岁的齐亮也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好友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抗日反蒋的运动。后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办《新华日报》，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他主动要求留下参加地下工作，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同志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同志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与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巨大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向她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手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已近暮景。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突……”

有人中弹后跄然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秒钟的犹豫，他们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突！”“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痛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的枪口，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肢体扭动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乘着黑色夜幕，仓皇地从尸坑旁的草丛中提出一桶桶刺鼻的镪水，朝堆满尸体的泥坑里倒灌着，烈士们顿时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20天后，也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亲人的尸体时，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们挖开尸坑时，只见到两个女人的头发和仅有一个可以辨认的男尸。后来找来被捕的特务询问，才知道两个女的是李青林和江竹筠，那男尸则是个意外情况，他便是拐子王敏。1980年，王敏的儿子在一篇纪念其父亲的文章中揭开了这个“秘密”情况：

1949年11月14日，这个我们永不能忘的血腥日子，父亲跛着伤残未愈的双腿，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于电台岚垭。据当地群众回忆，父亲在特务集体行凶时，侥幸未死，待敌人撤离时，即从行凶的平房踉跄奔出，在平房外的院坝里又被特务发觉，刽子手们立即回来补枪。重庆解放后，付伯雍等同志来到此处，只见父亲的尸身弹孔遍体，头盖、肩胛骨碎在一旁，乌黑的斑斑血滴从院坝一直延伸阶沿、门槛，情形惨不忍睹。同志们根据殉难者上唇的黑痣，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残跛的双腿认出了他。父亲在营山跳岩脱逃时伤折了右脚胫，在狱中坐老虎凳又折断了左腿骨，两伤尚未痊愈，又殉难于此，共产党人的意志，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考验。由于敌人行凶后，又剥去烈士衣裤，搜尽财物，然后泼镪水，盖泥土……，所以后来收殓时，平房里大坑内烈士们的遗骸已不可分辨，好不容易才从长长的黑头发上，辨别出江竹筠和李青林二位女同志，因此电台岚垭殉难的30位烈士中，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父亲和江、李三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蓝蒂裕、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 、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友犹、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然而这样的大屠杀仅仅是开始……

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

“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

“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看徐远举身后的几个特务，问。

“非常干净。同志们干得很利索。”徐远举补充道。

“好，你们都先回去领赏吧。我跟徐先生还有事。”毛人凤对特务们说完，便往里屋走。徐远举示意手下的人离开此地，自己则跟着进了里屋。

“辛苦了，徐先生。”毛人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徐远举说：“刚才我已经在委座那里报告了你们今天处决30名共党分子的事，老头子很满意。”

“那委座说什么时候对其余的案犯动手呢？”徐远举迫不及待地问。

“唉——恐怕得先放一放了。”毛人凤突然懊恼起来。

“怎么回事？”徐远举摸不着头脑，有些着急地问。

片刻，毛人凤终于说话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委座说了，要先考虑如何解决重庆炸城的问题。”

“这……要犯们就不杀啦？”一天不动手对付共产党似乎就要手痒的徐远举有些失望地看着上司，不知其解。

“你不知道，上个月广州撤退时，我们的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了几千吨物资，结果共军打过来时，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按预先安排的给破坏掉，最后倒好，全给了共党！委座气不打一处来，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通。这回重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去先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