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时候，我的妹妹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她又要买房子了。

“你不是已经在城里有房子了吗？再说你厂区的住宅小洋楼已经够宽敞、够气派的了！还添房子干吗？”我不解妹妹的动机。

“是给你这个哥哥买的！”妹妹说。

“给我买什么房子？我在北京有住的，还到家乡买房子干什么用？”我不解。

“你不是说以后退休要回家乡来嘛？”

“我——哎，那是何年何月的事！再说，我告老还乡也用不着你当妹妹的操心呀！”

“那不行！你那点工资和稿费添不上一处好房子，我给你买……”妹妹一腔豪气。

我一阵激动。本人有一姐一妹，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没有读多少书，但她们现在各有自己的企业，生意做得不错。尤其是我妹妹，一人支撑着一个效益很不错的企业，走过了几段不平凡的经历，但终究现在比我强许多。姐姐也是这样。我们姐妹兄弟三人，过去我以挣稿费居经济条件第一位，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远远地被她们甩在后面。相比之下，我现在是“困难户”了。我们姐妹兄弟三人感情很深，姐姐与妹妹，她们对我格外地好。只要我开口，她们都可以为在京城当作家的我慷慨解囊。相比之下，我显得很小气——城里人通常有的那种小气。

“我要给你买一套旁边是小桥流水、前后都是花园绿地、左邻右舍还应该是园林湖泊的别墅……”妹妹在电话里这样向我描绘她要送给我的“养老斋”，又言是“江南才子别墅”。

“为什么要这么好啊？”我问。

“因为你是我们苏州人啊！你是我们何家的骄傲，苏州的文人怎么能没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呀？”妹妹说完，在电话的另一头“咯咯咯”直笑。

那得多少钱呀？我心里在盘算……

“放心，阿哥。一切都由我来操办。我只要你一句话：过几年你是不是要告老还乡回苏州住？”妹妹的这句话显得有些认真。

“嗯，那应当不是问题。”

“好，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妹妹把电话搁下。之后的日子里，不时有她从老家传给我的各种房子的信息，有时让我出面与苏州当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是他们掌握着更好的房产信息。

我不用去管这类事，我知道妹妹的豪气是最愿意在我这个哥哥身上无私地奉献和体现的。但她的话时常勾起我对另一个人的怀念，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三年前患病去世了，72岁的他终究没能越过人生的一道坎。这三年里，我想念最多的一个人也是他。这让我特别吃惊和意外，因为父亲在世时，几乎是一个与我赌了30多年气的人——我们父子之间的问题跟许多家庭的父子之间的问题一样，谁都不让谁。这种结果通常是在其中的一位离开人世后，另一位才猛然发觉以往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变得毫无意义。

与父亲的分歧，是我这位生长在“天堂苏州”的儿子该不该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和我是否应该最终回归老家的问题。

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虽然年轻时一直当干部、在我出生时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骨子里却非常传统，连我不识几个字的祖父的思想都比他开通。

“应该让他出去闯闯！总在小河塘里游不长路。”1975年底，围绕我该不该出去当兵的争论就开始了。祖孙三代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与我站在同一战线的竟然不是父亲，而是我的阿公（苏州人习惯称祖父叫阿公）。父亲为此与我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较劲，并且利用那么一点儿小权力对身为儿子的我进行“残酷打击”——那时作为小“走资派”的他被贬为农村的生产队长，他竟然采用原始的、甚至有些残暴的手段来惩罚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他让十六七岁的我，跟着成人去当“纤夫”——划船到上海运输下脚氨气之类的繁重劳动。从我老家那个何市小镇到上海也就一百公里，但靠人工摇橹得花两天时间，尤其是装满货物后，碰上逆流潮水，得三天时间才能完成艰难的旅程。当“纤夫”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父亲当生产队长，为了让我打消“离家远行”的念头，他采用了种种惩罚我的手段：罚我去参加挑河——冬天在刺骨的河底冰水里挑泥垒江坝。我至今记得1975年的那个冬天，我有三个月是在长江边的堤坝上度过的。白天与壮劳力们一起挑泥筑坝，在那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必须干完分配的任务。民兵队员们一个比一个疯狂，零下几度的冰冷刺骨的江水和呼啸的寒风挡不住他们的“哎哟”声……我只能跟着大伙儿前进，即使根根肋骨在发出痛苦的响声，也必须坚持到收工的最后时刻。惟有可能属于自由的是晚上独自伏在稻草堆里偷偷哭泣——至今想起少年时代年复一年参加的那些“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时，我都会浑身筋骨发痛……我们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殉葬者。

也是在这年底，我逃脱了父亲的权力控制，争取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结果我赢了，成了一名当时青年人都羡慕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父亲无法阻止我离家的理想，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继续惩罚儿子的机会——他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应该离开苏州老家。“出去好啥的？”他时常瓮声瓮气地冲我说这样的话。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我一直公开嘲讽他那是落后的“农民意识”。

“你懂个屁！”对这，父亲特别愤怒。

1976年初，我离开家乡，也离开了父亲，开始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父亲和老家苏州成了我生命中时近时远的另一种关系。过去我一直以为在与父亲的争执中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而对故乡苏州，我以为自己也不再因离别它而感到有什么失落与牵挂——我觉得我的事业和人生在走向另一个美丽的天堂……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结论是：与父亲的争执，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我则是甘心俯首称臣的失败者。与老家苏州的关系，更不用说，一句话：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我的生命离不开她的怀抱。

这种质的变化，缘于父亲的离去和我对故乡的重新认识。

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出息的人。1980年我就因在军队从事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而从湘西山区的一个驻军工程兵团，直接调到北京某兵种总部，从此成了北京市民。后来也多次动员过父母搬到北京居住，可是父亲一直不答应，也不说原因，甚至有些顽固。北京多好，挨着天安门！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这么对我父亲说，可他“顽固不化”，“死，也要死在苏州这块地上。”他总这么说。

父亲是2004年底被发现患了绝症的。这也是我离开他30多年后第一次有十天时间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父亲在上海某医院做化疗，我作为陪护伴着他，天天与他朝夕相处。那些天里，我们父子俩形影不离，除了不提“死亡”二字，其他什么都说——看得出，父亲极不愿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身为儿子的我总是有意找些开心的话题来逗开他的愁眉。

有一天夜晚，我躺在陪护床上，把父子之间的“积怨”给揭开了——

“爸，其实我长这么大，你对我一直够狠的。”我说。

父亲瞪大眼，瞅着我：“是吗？”

“可不是。你为了不让我离开家，不让我离开苏州，你一直用手中的小权惩罚我，让我小时候吃了不少苦……”

对我的数落，父亲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说：“你还挺记仇。”

“当然，我身上的伤痛，现在还时常犯……”

这话让父亲皱起眉来，脸上写满歉意，“是吗？现在还疼？”

我一看他的样子，便笑起来，“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还算结实。”

父亲的脸上顿时轻松了，甚至露出了笑意，显得很惬意地说：“你就没有记得我对你好过？”

“当然。小时候我觉得你的身子特别温暖……”

“真的？”

“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你当‘走资派’后，我正好放寒假，我俩分在一个班次里摇船到上海运下脚氨水。半途上，跟上海人打架，我们的船被人家撞破后漏水，结果舱里全湿了，晚上没地方睡，最后是你上岸到地头抱了一捆稻草，让我光着身子贴着你睡的……”

“噢——那个时候也难为你了，才十五六岁，要干一个壮劳动力的活。”我见父亲扭过头，闭上双目，似乎在责备自己。

“爸，我能不能跟你睡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突然向病入膏肓的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缓缓地转过头，有些吃惊地看了看我，然后用手揭开被子的一角，说：“过来吧。”

这是我离家远行后几十年里第一次与父亲同床——老实说有些激动，这激动里有对童年的回忆，更有一种痛苦——我知道医生已经说过，父亲最多还有半年时间的生命。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因为父亲的身体真暖和……这温暖的身体让少年时代的那一幕幕难忘的岁月涌上心头。

突然，黑暗里，父亲吃力而痛苦地说：“为啥现在我的身子一点也不热乎了呢？”

是吗？我跃身而起，并认真地用手摸摸他的身体：“挺热的，而且发烫呢！”

“不，我冷……”父亲突然像失足掉入深渊似的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于是我只好紧张地顺势身贴身挨着他……我马上意识到，父亲的内心在恐惧死亡。

“没事没事，治两个疗程就大体好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来安慰父亲，只好说着这样的假话。之后的几个月里，无论在父亲身边还是在远方的电话里，我都对他说这样的假话。

我注意到，父亲的身体始终是发烫的、烫得厉害——那是可恶的病魔在无情而放肆地袭击和摧残着他日益干枯的躯体。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多次从京城返回老家看望被死神一步步拉走的父亲。我依然注意到父亲的体温一直在往上升腾，有时我甚至感觉他的肌体是一个燃烧的火球——烧得父亲不能着床，如今每每想起他生前那钻心刺骨的疼痛情景，我依旧胆颤……

2005年国庆前夕，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是每小时输一次氧，后来就根本离不开输氧了。最后，我和母亲不得不决定再次将他送进医院。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与父亲诀别的最后日子，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以前听人说那些肺癌患者最后都是痛死的，我有些不信，但见证了父亲的病情后，我才真正感受到那可恶的肺癌，真的太恐怖了——它能把世界上所有的疼痛聚焦到一起并最终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和意志。

患病的父亲太可怜。他一边艰难地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一边则要忍受着全身如蛇咬噬的疼痛。我和家人守在他的病榻头，无可奈何。我想帮助他翻身，可刚手触其肤，父亲便会大声叫疼……想躺着又不能着床，着床后又不得翻身，不能动弹，一翻身筋骨皮肉更疼。我想用手轻轻地扶起他靠在软垫上躺一会儿，可父亲说那软垫太硬——他的骨架已经被病魔噬空和噬酥了。

“来，靠在我背上吧！”看着父亲这也不是那也不行的痛苦，我拭着泪水，突然想出了一招——与父亲背对背地蜷曲在床头，让他靠在我的背上歇一会儿……

“怎么样？这样行吗？”我低着头，将身子蜷曲成45度左右，轻轻地问父亲。父亲没有回话。一旁的妈轻轻告诉我：他睡着了。

真是奇迹！多少天又叫又喊的父亲，竟然会靠在儿子的背上酣睡了！我的泪水又一次淌湿了胸襟。

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先是我的双脚麻了，再是我的腰麻了，后来是全身都麻了。但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这是我惟一能给父亲做的一点点事了。那段时间里，我感觉到了父亲那么熟悉和温暖的体温，同时我又深感神圣——我意识到在我们爷儿俩背对背贴着的时候，是我们何氏家族两代人的生命在进行最后的传承……

那是热血在从一个人的身上流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上一代人传承到后一代人血脉里……那是一种精气的传承，一种性格的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魂魄的传承，一种世界上无法比拟和割舍的父子之情的传承！

作为儿子，我觉得即使永远地以这种姿势陪伴父亲，也还是一种必须的责任，一种必须的义务，一种必须的良心，一种必须的品质，一种必须的人性，一种父与子之间才能够有的情！

与父亲背贴背的感觉真好！它使我真切地感到了什么叫儿子，感到了为什么父母都希望有个儿子，同样也感到了父子之间的骨肉之情。

呵父亲，儿子真幸福，能如此长久地感受父亲的体温，尽管它那么微弱，但那是自己父亲的生命体温！因为这熟悉的体温曾经让我摆脱过恐惧，曾经让我摆脱过尴尬，曾经让我在屈辱和徘徊中增加勇气，迅速成长，直至也可以撑起一片天！

“你累了，下来歇一会儿。”父亲重新躺下时竟然脸上露出一丝极其满足的笑意。

我伸伸胳膊，伸伸腿，浑身有些酸疼，但嘴里说着：“没事”。

这天中午，许多年没有见面的几位战友邀我去吃饭。我本不想离开父亲，但他劝我去，说，你们一起当兵多年，分别后又难得一聚，应该去。

约两个小时后我重新回到医院时，推开病房的那一瞬，我一下惊呆了：父亲的病榻头，瘦小干枯的母亲竟然学着我的样子，也蜷曲在床头，与父亲背靠着背……看着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尤其是七十有三的老母亲那蜷曲的身影，作为独生子的我当时不知有多么心疼……我一边擦着泪，一边赶紧上床替下母亲。

当我与父亲重新背靠背的时候，只听身后的父亲舒坦地叹了一声：还是你的背宽……

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父亲呵，除此之外，儿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想趁你在家时，带我到苏州园区看看，听说那里现在很好看……”知道我还有一两天时间就要回京了，父亲突然提出。

“行。明天就去吧。”可是我说完这话后又有些后悔，姐姐告诉我，父亲已经连翻个身都很痛苦了，再到外面走一趟能受得了吗？但我与妹妹商量后，决定还是带父亲上苏州城里走一走。我内心知道：这可能是父亲最后一次想看一看苏州这块他不舍的故乡土地。

第二天，我们父子俩乘坐妹妹的“奔驰”车，到了苏州老城，到了苏州新区。父亲一路上像个初出家门的孩童般地欢呼起来，并且不时给我讲“过去”这里是什么什么样。每当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新的小桥流水景色时，他都会手舞足蹈起来，简直不像一个重病之人。

日落之前，我们到了工业园区的金鸡湖畔。我看到残阳下的父亲两眼放光：这里太美了，什么时候建得这么好啊？他不时地问我。原本无心观赏的我，竟然也被父亲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跟着他的目光一起观赏起周围的一切来——可不是，金鸡湖畔的新苏州，如同一个绝美的天堂。那水，是蔚蓝蔚蓝的，成群结队的水鸟嬉戏着掠过我们的头顶，仿佛想跟我们逗趣；湖岸边有高高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但你不觉得那是嘈杂的城市，因为在摩天大楼的四周，是宽阔无边的绿地和花园，还有众多叫不出名的树木。平坦的道路，找不到一片纸屑与废弃之物。湖边，有如梦如幻的几条长堤，从那里传出悠扬的歌声，令人心醉……

“你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都说苏州是天堂？”父亲突然考我。

“因为她太美，比人们想象中的天堂还要美呗！”

“那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听你话搬到北京住的原因了吧？”父亲继续追问儿子。

我笑了，说：“主要是你不习惯北京的天气和生活习惯吧？”

“不是的。”父亲摇摇头。

“那是为什么？”我有些迷惑起来。

“是因为你也早晚要回来的……”父亲说完，深深地盯了我一眼。

父亲的这一眼，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你是我的儿子。”那一天，父亲不重不轻地扔给我这样一句话。而这句话，也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北京刚刚上班，接到妹妹和姐姐的电话，得知了父亲离开人世的噩耗。

父亲的忌日在国庆后的第11天。现在已经三年多了，然而父亲的话一直在我内心震荡着、翻滚着……就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我就必须回到故乡苏州？三年多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叩问我，我找不到答案，甚至不断地与此较劲，想方设法寻出与之相反的理由。但越是这样较劲，“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必然要回到苏州”这样一个定论，越如一个巨大的无法抗拒的磁场，将我的灵魂与肉体吸引过去——我无法挣脱，越挣脱越被吸引过去，一直到我彻底地投降与折服……

这三年里，受苏州市委的委托，我在对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苏州进行采访，而这期间，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件说来奇怪却又是真实的奇妙现象——好像我对故乡的巨变与情感，完全在受另一个世界的父亲的诱导，一直到我无悔无怨地接受转变和重新作出选择——这选择，便是我最终决定将自己生命的后一半回归给生我养我的故乡苏州……

每次深入采访，每次重新踏上这片充满活力、生机和美轮美奂的土地时，我感到生活在这里，做她的儿子、为她服务、为她添彩，是一件多么幸运而幸福的事。

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忌日，当我又一次来到金鸡湖畔，仰面躺在湖边的绿地向蓝天看去时，我的耳畔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是我的儿子，回来吧——

是天堂里的父亲在呼唤？我猛地跃身而起，四处寻觅，却没有发现父亲的影子。但这是真切的声音。当我怀着疑惑重新躺在绿地时，“你是我的儿子，回来吧——”的声音又清晰地响起、响起……

我终于明白了——那是生我养我的苏州大地在呼唤着她的儿子。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叶落归根，什么叫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生命传承。

我知道了我既是父亲的儿子，也是苏州这块美丽娇艳的大地的儿子。

因而我的生命里离不开“苏”字。

我的儿女及后辈们也将离不开这个字，因为在他们的血脉里同样流淌着“苏”的基因……

苏州的父老乡亲们告诉我：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与子女同我一样，“苏”既是他们生命的伊始，又是生命的归宿，同时又是新生命的起点。无论离家多远，无论漂泊在外多久，最终的灵魂都将回到“苏”的土地上。这是苏州人一条难以更改的生命定律和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