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转到辽宁鞍山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每天洗温泉，按摩，医生说，一个疗程是一个月，整个治疗需要两个疗程，中间休息半个月。温泉果然比旅大效果好。要不是5月4日母亲逝世，丁玲还会在汤岗子继续治下去。75岁的蒋慕唐老太太死得很突然，她说腰疼，公务员夏更起就陪她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完了，说脑血管有毛病，当即收留住院。住院没几天，一天夜里就过去了，没受什么痛苦。后来丁玲回到北京，一再问夏更起老太太死前说了什么？老太太什么话也没留，她一点没有死的预感。

秘书陈淼从北京打电话来，只说老太太病了，住院了，没敢说明实情。丁玲对母亲感情极深，她立刻要陈明买车票。

5月6日，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接，祖林祖慧也都来接。丁玲见到两个孩子有些意外，问：“你们怎么也来了？”往常丁玲外出回京，家人不到车站机场。丁玲回过头来对陈明说：“我明白了，妈妈不在了！”一边说，一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汽车没有回家，径直开到金鱼胡同的贤良寺，母亲的灵柩停放在那里。楠木棺材还没有上盖，看到母亲的面容，丁玲泪如雨下，为母亲病危时自己不在身边，后悔不已。她在西郊香山的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安葬母亲，好友江丰设计了墓碑，美术家刘开渠做了雕像。

许多朋友都来看她，安慰她，他们爱她，也爱她的妈妈，爱这位热情、开朗、豪爽的老太太。2002年9月，夏更起告诉笔者说，丁玲的朋友很多，家里来人也多，最常来的有罗烽、白朗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诗人艾青等，他们私交甚好，丁玲总要留下吃饭。甘露也常带着两个孩子来，那时她已经同萧三离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饭才走。田间、康濯也来得勤，都是谈文研所的公事，谈完就走。文研所的学员里，丁玲喜欢徐光耀、陈登科、玛拉沁夫、李纳等，他们也来得多一些。杨朔、马烽、刘白羽这些人，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扬也常来，那时他和丁玲的关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来过两三次，夏更起记得，江青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初次来，穿一套灰色制服，衣服很得体，人也很出众，有风度，给她倒茶，她还表示谢谢。第二次来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每次呆的时间不长。

丁玲专心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已定，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担负的领导职务一个一个卸下。在1953年8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丁玲不再担任副主编一职，茅盾也不再担任主编，新的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是严文井，何其芳、沙汀、胡风、袁水拍、张天翼、葛洛等则做了编委。

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有了变化。1952年早春，由于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中宣部决定，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胡乔木的意见是，文学讲习所应该压缩编制，抽出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普及工作。丁玲服从了这个决定，起草了改组方案。夏天，文讲所第一期学员结业。9月第二期开学时，文讲所改由田间、康濯负责，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只负责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羽扬等几个学员，当个“客座教授”。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丁玲以《到群众中去落户》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她说她只想讲一个在目前创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她举了杨朔新写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例子，说许多人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书中所表现的生活，很多是表面的东西。丁玲发言末尾的一句话是：“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我以鞭策。”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月25日，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党组，周扬为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至此，丁玲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除了在北京时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外，她一般不负责具体工作，真个是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