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6、要命的“历史问题”

丁玲在第七次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了第二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实在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才好,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 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19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2003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明说,现在看,陈云同志这个做法真是有远见,好像就是要预防以后搞运动时会有反复,有人会揪辫子。

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帷幕辉煌落下,会议大获全胜,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从8月6日开始揭批丁玲“反党”,整整一个月,搞出一个“反党集团”!

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反党联盟“是反党情绪的结合”。“丁玲反党联盟同胡风不一样,丁玲是党内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大概因为黎辛一直为大会写简报,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来找他,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想: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他想不通,便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整个丁、陈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二十几个“罪证”,这些“罪证”绝大部分未经过查对核实。他们依据这些未经查证核实的所谓“证据”,就给“反党小集团”定了案,并上报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风开始后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不能否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揭发”出来的“罪行”,必定有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风捕影无中生有的,“利害大于是非”,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揭发者或由于品质,或由于觉悟(相信党相信领导),或由于胆怯等等,何况有一些“揭发”还是“动员”或“引导”出来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主要领导,都是参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何定性,怎样结案,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这样的教训,这样的例证,他们不仅听过见过,有人也曾亲身经历过,深受其害,切肤之痛。可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手下,对于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级、老部下,竟然能够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死地呢?于理于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