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9、陈学昭反目

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沉,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第二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她,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她几次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但是,陈学昭也难逃厄运。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妇来到杭州,动员大鸣大放,在省文联主席宋文彬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再三鼓励陈学昭发言,陈学昭发言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的发言被报道后,台湾的电台说,一向拥护共产党的陈学昭女士,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陈学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丁玲与陈学昭再次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那天的晚餐会上。渡尽劫波,她们笑着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什么,那种场合不是说话的机会,两个人的心里也还存有芥蒂。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陈明去浙江义乌县参加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路过杭州,他们特意去龙游路寓所看望了陈学昭。陈学昭说,他们“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就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陈学昭在7月10日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