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的心态异乎寻常地好。

一月，他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交由他们发表。二三月间，又在两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讲话，一次是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给文化思想界带来春天的气息，令广大知识分子欢呼雀跃。

在这美好的春天里还有一件大事：共产党决定开展整风。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政治空气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的甄别，十分有利。

五月，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心工作就是整风。

三号一上班，郭小川听说刘白羽回来了，便急忙给他挂电话，汇报工作。第二天中午11点多，刘白羽、郭小川一同去见周扬，谈了两个小时，决定要邵荃麟立刻回京，领导开展中国作协的整风。当时邵荃麟已经从浙江到了上海，下午郭小川就给他打了长途电话。邵荃麟直到12日才回到北京，13日一上班，立刻要郭小川起草一份整风计划。

5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先由邵荃麟做动员报告，接着刘白羽讲了整风计划。邵荃麟在会上宣布，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由党组成员、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组成。会后召开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邵荃麟又宣布，由他和刘白羽、郭小川、严文井、黎辛组成整风领导小组的核心组，负责日常工作。

本来，由于开展整风，在中国作协党组五月份工作计划中，丁、陈的查对结案工作已经被往后推了。但是由于在整风中间，大家给中宣部和作协领导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肃反和“丁、陈反党集团”两个问题上，在中宣部整风中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丁、陈问题又被作为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重新走到前台。中宣部和作协党组必须面对，不能回避。

在这方面，秦兆阳5月31日写给邵荃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当时秦兆阳在北戴河搞创作，一个中篇小说已经写了三分之一，他是党组成员，通知他回来参加整风。他不愿中断写作，同时对于作协内部的明争暗斗感到厌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抱希望，因此给党组书记写信，不想回来。他说：“至于整风，我不是不参加，如果轮到我检查自己，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回去一趟。对于作协整个整风运动的进行，我也可以提出以下一些参考性意见，即或我回去，也不过就是这些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些同志能够抱这样态度，不仅作协的整风容易进行，即或丁、陈的问题，“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如果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即或党组全体成员在家，开一百次会议，也是不济事的。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因此也不能由党组在整风运动中承担一切。”他认为，丁、陈问题，是几年来作协主要矛盾的一部分，“如果领导同志们能够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把作协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承担起来，在适当的场合作一些诚恳的表示和检查，然后再针对丁、陈问题作一次发言，整个作协的整风运动是好开展的。”

秦兆阳的观点是，丁、陈的问题不是本届党组造成的，“党组当中个别人的责任，也不能由全体组员去承担”，整风能不能搞得好，关键在领导的态度，否则党组全体成员开一百次会也不解决问题。秦兆阳的一些话，如“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很明显是指向中宣部副部长、上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的。

秦兆阳还是按照党组的决定，回京参加了整风。

郭小川日记中，也出现了对周扬有意见的记录，最早一次出现在4月21日的党组会。那天是星期天，因为下午邵荃麟要出差，上午九时开了一次党组会，会上提出不少意见，“许多都是对着周扬、文艺处来的。”“文艺处”是林默涵。5月14日下午，郭小川又听刘白羽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的事件，是周扬同志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5月21日下午给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上，戈扬也因为《文艺报》的一篇文章，对周扬提出批评。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在机关召开的非党同志会议上，杜黎均“大胆地批评了周扬同志，会上的意见非常尖锐”。

在5月17日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邵荃麟做报告时突然宣布，“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过火了，要重新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要在整风中解决”。党组书记的突然表态，在会场中引起很大震动，使人大感意外。会后黎辛去问邵荃麟：丁、陈重新结论的问题还没有向中央请示，这么说合适吗？邵荃麟告诉他，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他自己没有参加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不很了解情况，周扬让他这么说不好不说。

不要说黎辛，就连刘白羽、郭小川也感到突然，事后他们两人给邵荃麟提了意见。后来在反右中间8月13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检查自己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说：虽然这是经党组通过，但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宣布，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温情妥协。

周扬急于要邵荃麟在大会上表态，既为的是作协党组争得主动，也为了他自己能掌握主动。因为群众对丁、陈事件提出的尖锐意见，已经引起陆定一的重视。陆部长要亲自出面，解决丁、陈的甄别问题了。

5月25日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具体内容不详。但就在前一天，中宣部主要负责人找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很仔细地研究了丁、陈的问题，郭小川日记中这样写着，24日上午，“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一直谈到12点多。下午郭小川“又与周扬、荃麟商量了一下明天会议的内容和讨论丁、陈问题的步骤。”

5月24日中宣部的会一定很重要，因为是陆定一亲自出面召开的。中宣部先后召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大小不下几十次，陆定一只出席过寥寥三五次，但凡有他出席，必定讨论重要问题，决定重要事情。会议时间不短，开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陆、张两位部长讲话，谈的又都是丁、陈问题。会后周扬找作协党组负责人，一定是研究如何贯彻陆定一的指示。陆定一究竟做出什么指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次会上做出决定，要作协党组公开承认在丁、陈问题上的错误，并且主要由周扬出面来承认这个错误。因此，这是一次决定丁、陈命运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关系着周扬命运的会议，是关系丁、陈和周扬之间较量的会议。这场较量从远了看，在延安时期就初见端倪，从近了说，1955年秋天的党组扩大会上激烈爆发。但从那时以来，周扬的心里一直不踏实，时时地打鼓，犯嘀咕。因为，第一，定案的那些事实未经认真核对，许多都经不住查证，所以“反党集团”这个帽子是顶纸帽子，大风一吹就摇晃，就要掉下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对谁也不能说；第二，以他和丁玲的关系，以他对丁玲的印象，他未必愿意看到丁玲被搞得那么惨，毕竟有多年共事的感情，他们也曾很好地合作过。由于这两条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有时有一点得意，有时有一点歉疚，有时有一点自责，有时甚至有一点害怕。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丁、陈甄别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他多次考虑过，但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丁陈一案木已成舟，事实既成，是他周扬的功绩，翻了丁陈的案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给他抹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大失身份，大丢面子；其二，他深知丁玲的脾气丁玲的厉害，她受了那样大的冤屈陷害，一旦翻过身来不会轻易作罢，一定要追究责任弄清是非，而他自己也的确有些“小辫子”。此外，此案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中央又发了文件，甄别平反决非他的能力所为。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往前走。

陆定一的决定让周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他要考虑：怎么样面对丁陈面对群众，怎么样比较体面地来收这个场。所以陆定一开会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商量明天作协党组会上如何传达，商讨为丁、陈甄别的步骤如何走法。他十分地紧张和焦虑。

5月25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传达了陆定一的重要决定，此后便开始筹备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

整风开始以后，一次，丁玲给李之琏打电话，提出现在集中力量整风，个人问题（指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我想暂时不提，整风以后再议。李之琏在电话中答复说：在整风中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上边有了这个态度，丁玲和陈明心里有底了。他们认为，作协党组搞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就是要解决作协党组的这些问题。于是，在大好形势下，他们也开始行动了，要发动那些同情他们的群众起来说话。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是贫雇农，“我要警惕一些，有些人是很会搞人的”，“运动不能只有上级领导，没群众监督”，“党内有墙，党外有沟，平均人人有份吗？我看应整领导，还没整呢，就表示最喜欢和风细雨。”她还讲到：“周扬对文艺界统治了二十年。”丁玲开始向周扬反击了！

徐刚讲过一件事。五月的一天晚上，丁玲和陈明来到文学讲习所，当时徐刚已经是文学讲习所的主任，他又意外又惊喜，立刻去找来了张松如。张松如曾经是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这时仍然住在文讲所院子里。丁玲对他们说：“现在鸣放比发动贫雇农还难。”张松如婉转地说：“我们希望你们团结。”徐刚问丁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丁玲说52岁。徐刚说：“我们希望看到您新的作品，您可千万别跟陈企霞、李又然联系。”徐刚说这话的想法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历史等问题搞清楚，但结论还没有作，如果这时再跟陈、李联系，那是惹麻烦。艾青的夫人高瑛也回忆说，五七年整风时丁玲给艾青打电话，说现在贫下中农很难发动，你出来讲讲话吧！

原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宣传部内外、作协内外、文艺界，好多人对五五年把丁陈定反党集团有意见，认为斗争过火。” 陈明说，在纷纷传言要给丁玲平反时，一天中午，张光年还到颐和园云松巢去看过丁玲，他带着一点歉疚说：我这个人，常常是被人推到浪尖上的。

五月过去了，五月使丁玲感动，在整风中间，那么多人对她表示同情，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有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有党内的、党外的。哀兵必胜，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向来是同情弱者，她身居高位时，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温暖。群众心中自有公论，群众真是太好了。

但是最后胜利的决定权，并不在群众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