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半，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有53人。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

和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意见一边倒的情形相似，这次也是一边倒，那一次是众口一词批判丁、陈，这一次几乎全都是同情丁、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

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1978年11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中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作协党组召开了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周扬、刘白羽同志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对丁陈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就向中央作了报告，是不慎重的，并表示承担责任。这个党组扩大会议举行了三次，因为丁陈不接受查对结论，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而告休会。反右开展后，会议复会又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并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

关于六月六日这一次会议，几位参加者有过一些描述。

李之琏写道：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郭小川的日记中写着：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这一次，陈明也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他是给邵荃麟写信，经他批准来到会议的。陈明清楚记得，那次会议是邵荃麟先讲，刘白羽次之，第三个是周扬。

当年在文化系统工作的那位老同志保存的小记录本子上面，也记有1957年六七月间作协党组扩大会前五次会议的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十分简要，但毕竟是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因而也极具史料价值。根据他的记录和有关材料，我们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

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先介绍了为什么要召开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背景情况，他说，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感到党内团结有问题，表现是：1、出现了反革命匿名信；2、丁玲领导下的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3、胡风与阿垅的密信中说，丁玲是实力派，胡想争取丁、冯合作。于是向上汇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决定召开党组扩大会。当时，会议并不想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肃反开始后，确有不少同志在小会上提出，对丁被捕在南京一段应审查。扩大会议结束时，接触到这一问题。12月正式传达时，陆定一谈了这个问题。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重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杨朔发言：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丁玲在会上发了言，但没有过激的语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议论时，都对周扬承认错误表示支持，朱寨联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说：党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特别谨慎。我们靠近中央，可以少犯错误。

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进行，陈企霞、唐达成、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等人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唐达成提出党组扩大会有四个错误：一、根本违反党的政策。我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个方式，这么领导？二、根本不核对情况，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为什么对同志、对中央这么不负责？三、传达时的报告，特别是康濯的，极尽诬蔑之能事，居心何在？我不理解。歪曲能证明康濯的纯洁么？核对事实时，康根本没有内疚，说材料有人提。到底是谁提的？四、核对材料时，没有交代丁、陈的政治问题。因此核对有困难。张海、崔毅写了一个结论，又被推翻了。我以为他们是公正的。丁、陈事件不是偶然的，有深刻教训，文艺界很多人对此有疑问。虚伪，即使生长在权力里，也不能成为真实。（1999年5月唐达成回忆道：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

韦君宜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追查匿名信本身便是错误，信的内容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能说此信是反党、反革命。信未公布，便先说是反党、反革命的。追查过程也是错误的，牵涉很广，公安部对笔迹。二、会议开得对不对？对“反党集团”的斗争错了，怎么党组扩大会议会对呢？丁、陈也不能全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搞“反党集团”，不是搞错误问题。三、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很多会议上的人，很多人心情沉重，不能自保。不把这种错误改正，整风难。逮捕陈企霞很轻率。四、感想：在会上跟着发言，很不安，没有独立的思索判断，对不起党员的称号。

唐因发言：一、前年的会既然是思想批判，为何引到追查历史政治问题？为何不允许陈企霞参加会，而且逮捕，在《文艺报》宣布“明令逮捕”？会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召开？因此会议根本错误。二、不同意会议只是“过火”的说法，不是过火，是根本上错了，不能混淆是非。这样说是掩盖错误，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三、一棍子打死的领导作法。如对陈企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中央提出检查《文艺报》，很有必要，也有好处，但对编辑部的具体作法是一棍子打死，杀气腾腾，先有结论，后来搜集罪状，林默涵先说了“独立王国”。肃反，《文艺报》斗争面百分之五十，十二个人。对《文艺报》传统中好的东西的破坏是无形的，如研究空气、新老团结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家整风都不敢畅所欲言。（据唐达成回忆，唐因还说：我看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黄秋耘发言：1955年8月5日，阮章竞来找我说：尽一切努力找出匿名信的线索，查对了四五十人之多的笔迹，挑了十一二份送公安局。错误的原因何在？我是局外人，我的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五人小组对匿名信的主观主义。二、领导对丁、陈、李三同志有成见，宗派可考虑。三、当时很多同志，利害重于是非，在压力下提供了材料，助长错觉。四、本人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