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日子是平常的日子，有些日子是难忘的日子。8月7日这一天，就发生了好几件难忘的事情。

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3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白朗、李纳，郭小川对她们的发言不满意。然后是康濯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郭小川认为“说服性很差，我们几个人都很不满。”会间休息过后，是何其芳和老舍发言。

徐光耀说，“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

老舍的发言与众不同，绵里藏针。他没有什么上纲上线，净是些大实话。他说，今天的会是为了作家的团结，我既无可揭发，就谈谈心吧。我爱党，因而也爱党员和党员作家。举个例子说，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事后，荃麟、默涵二同志为此事来看我，他们可以证明我毫未介意，因为雪峰是我所尊敬的有学问的党员。况且，他与我都是作协的副主席，我若为此小事闹意见，便不利于作协的工作。我钦佩丁玲、赵树理等党员作家的成就。但是，我对配合卫生运动，写打苍蝇的快板等通俗作品的作家也不轻视。我在工人曲艺汇演大会上曾说过，写打苍蝇的作品也是好的，没有理由遭到轻视。真的，要是任凭苍蝇猖狂，连莎士比亚也会得传染病，一命身亡。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向任何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只设几个部长，掌管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应付张道藩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营救骆宾基、魏猛克的是我。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该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我爱打哈哈，常说错话，做事也有许多缺点，可是我也有好处，不吹牛。今天可以算是汇报性的吹牛吧。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外宾在我家里吃饭，我送给外宾小礼物，我都没向作协要过钱。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是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还写不出。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我看，对作协的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去。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看你！

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发完言下场时，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半是自语，半是说给人听，他说：丁玲是最坏的女人！当时陈明就坐在他经过的地方，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猛地一怔，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平素关系不错的老作家，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来！

8月7日这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消息，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肩题）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题）》。

整个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结束后，《人民日报》都发表一篇（或一组）稿件，报道斗争的进展和成果。第一次是“攻破”丁玲、陈企霞，第二次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第三次是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这第一次的稿件，是在斗争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整个阶段尚未结束就提前见报，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宣部急于向党中央报功。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都十分重视这篇稿件。

这篇报道主要出自郭小川之手，它的写作经过大体是这样的：8月2日郭小川听说：据说陆定一请示小平同志，主张后天就登报，于是加紧炮制。3日，郭小川约来《人民日报》记者叶遥研究会议报道。5日，郭小川和《人民日报》记者田钟洛、叶遥，三个人一直搞到晚上九点多，拿出初稿，夜里11点半送交周扬审阅，周扬亲自修改了后半部分，凌晨一点半搞完。6日中午，周扬、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几个人又进行了推敲修改，然后送到《人民日报》。7日见报。

这篇报道，全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斗争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它的意义在于，把丁、陈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把批判从中国作协扩大到全国。从此丁玲、陈企霞便成了过街老鼠，妇孺皆知，人人喊打。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6月6日到8月6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7月25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下分五个小标题：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反党小集团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

《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击破了陈企霞的幻想。

陈企霞在8月3日的大会上发言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坦然地“在家等候”。和1955年9月陈企霞被“隔离审查”那一次相比，“作协组织”的态度真是大不一样了。那次，一连三四个月不许家属见面，甚至写信都被扣留，这一次，作协出面为郑重请了一个月假，在家里照顾陈企霞。郑重乐观地以为：“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郑重太天真了，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作协组织”其实是一种斗争策略，先分化陈企霞，孤立丁玲，再各个击破，最后把丁、陈一网打尽！陈企霞很快就明白过来。

陈恭怀写道：“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

1958年4月，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行政十级待遇，每月发给26元生活费，去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

8月8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4次会议，发言的人有张光年、曹禺、阮章竞等。丁玲再次检讨交代问题，仍被认为是“没有进展”。9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5次会议，经作协党组再三动员，冯至、吴组缃、卞之琳三位教授终于做了一个联合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入党不过一年多。我们感谢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放掉任何一个机会，给我们以党的教育。”接着发言的，是当天上午被郭小川临时从电影剧本创作所找来的海默，然后是陈白尘、胡海珠、严文井、菡子、周立波。

8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6次会议，从两点半一直开到近八点。钱俊瑞发言说：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态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匹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乐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深深打上这个没落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她在1922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党，热中于资产阶级的妇女平权观点。丁玲一边听一边觉得好笑：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编造出来的？

党组书记邵荃麟，作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这是党组扩大会第一阶段的总结。他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把他们划为右派定下调子。

综观从7月25日复会之后的党组扩大会，揭发丁玲的“罪行”基本上都是两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新增加的只有三条，一条是浦熙修、姚芳藻到家里来询问“反党集团”问题时，丁玲不耐烦地说你们去问党组、荃麟同志好了，这被斥为丁玲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一条是丁玲说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要在文代会上退出作家协会，这是制造分裂。还有最厉害的一条，就是丁玲要翻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案。

尽管邵荃麟很卖力气，但是周扬、刘白羽对他的长篇发言并不满意，对臧克家、钱俊瑞几人的发言也不大满意，认为那天的会开得不好。

8月7日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感到满意，9日晚，中南海里，中央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指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都参加了会议。郭小川在第二天日记中说：“昨天晚上，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中央领导在那次会上的指示，陈徒手在《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录，他们指出：“文艺界反右已展开，但火力还不够，应该更彻底。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淘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办法。这些人就是文艺界的败类，如不淘汰就起腐蚀作用。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

中央领导肯定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鼓励他们“不要有温情主义”，“应该更彻底”。有些严厉的措辞，可能就是针对丁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