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来了，这是收获的季节，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九月具有同样的意义。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

从八月中旬以后，各地作协分会纷纷致信致电中国作家协会，表示坚决拥护反对丁、陈、冯反党集团的斗争，有一些电函刊登在《文艺报》上。全国文学界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攻势。

9月4日下午，第25次党组扩大会议，也是最后一次群众揭发批判大会。至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揭发批判阶段胜利结束。

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三阶段的总结报道，共计三篇，题目分别是：《效忠丁陈集团鼓励右派进攻宣扬托派理论（肩题）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主题）》、《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肩题）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主题）》、《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主题）罗烽早在延安时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诽谤革命（副题）》。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丁陈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的反党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会议到8月31日为止，已举行了二十三次。第十九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华君武、草明、李季、徐迟、公木、毛星、韦君宜（七人联合发言）、戈扬（和胡考联合发言）、沙鸥、秦兆阳、田间（和康濯、邢野联合发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贾克、厂民、杨朔、萧三等四十八人。萧三在他的发言中对自己在和丁玲的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大家对李又然、罗烽、艾青等的检讨缺乏起码的诚意，表示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从六月六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加上16、17日两天的总结大会，一共开了27次，发言者达138人。

庄重严肃的会议，应该有一个庄重严肃的收尾。从9月5日开始，作协党组开始忙两件事情，一件是把批判会上的精彩发言编选成集，一件是准备9月16日召开的总结大会。此外，中宣部还要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些工作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将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辉煌战果昭示天下。

编印发言集是周扬的意见，由郭小川牵头，因为整个大会的发言工作由他主抓，何路、杨犁辅之，做具体工作。郭小川确定的编辑原则是：只选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发言；每人只选一次发言；批判每个反党成员的发言要各占一定比例。全书的目录和清样，郭小川都亲自看过、改过。为了赶在总结大会之前，编选出版速度很快，9月11日就出了校样。这本白色封面十六开本的发言集，名为《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收入了从7月25日第四次会议到9月4日第25次会议上39人的35次发言。在收入集子时，这些发言又经过发言者的加工，郭小川在修改自己8月20日的发言时，就增加了几十行。

周扬则在紧张地准备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他找来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人，详细讨论了他的稿子。

各省宣传部和作协分会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陕西的柳青、杜鹏程、胡采，上海的巴金、靳以、周而复、孔罗荪、峻青、以群、刘知侠，内蒙的纳？赛音朝克图，四川的李亚群，湖北的于黑丁，广东的欧阳山等。下榻处是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那里离中宣部、文联大楼和首都剧场都不远。久不谋面的朋友熟人，见了面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他们都出言谨慎，谁知道谁是哪个“圈子”里的人，谁又晓得谁不会把谁“揭发”出去呢！

9月16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议举行总结大会，地点在首都剧场。会议开了两天。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人，包括各省、市委宣传部长或文教部长，作家协会各分会负责人，外地和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以《斗争必须更深入》为题作总结发言，分四个部分：一、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二、丁、陈反党集团的历史及其反党活动，三、丁、陈集团反党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四、斗争的经验教训。周扬做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长篇报告。

9月17日，八时四十分开会。郭小川日记：“周扬先讲。陆部长说又不讲了，钱俊瑞、白羽和我一起到了中南海，要求他下午一定来讲，跟他谈了很多情况，他终于答应了。回到剧场已十时多，周扬即讲完。郭老讲了一小时多，整个上午用尽了。郭老的话，语重心长，很有革命热情。”郭沫若发言的题目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他说，“我在这样想，我们今天在批判丁玲冯雪峰，如果我们不经常鞭策自己，不经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他还讲了一件事：1946年8月在上海，陆定一给了他一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他读完12个短篇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11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丁玲的一篇是《我在霞村的时候》。郭沫若说，“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到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

下午，“二时半开会，茅盾讲了很久，约1.5小时，巴金只十多分钟。陆部长近四时到。老舍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语言新鲜，意见尖锐，只多少有些油滑之处。……六时会议结束。”（郭小川日记）茅盾的发言题目是《明辩大是大非》，巴金、靳以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永远跟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老舍发言的题目是《树立新风气》，他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您的优越感使您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要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您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您有些才华，但是若把才华用在开脱自己，掩饰罪行上，那就只能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陆定一讲话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说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他说，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即使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也不能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郭维等。

周扬的长篇讲话是16日和17日分两次讲完。黎辛回忆：周扬做报告时说，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要敢斗，会斗，只有敢斗会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国有句俗语，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最后胜利才笑得最好。周扬这几句话在文稿发表时没有收入，但当时讲得大声而潇洒，到会的一千二百多人都听到了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到周扬的那次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龚育之也说过：“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几番风雨忆周扬》）

9月24日下午，陆定一要刘白羽、郭小川把自己的讲话编成一个稿子，供《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后经记者整理，陆、周两人的讲话消息发表在9月27日《人民日报》。

后来，周扬又把自己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十分赞赏，11月24日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此后周扬反复征求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进行了较大修改，由他定稿，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4日，周扬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改动，给林默涵写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月27日在清样上用铅笔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日《文艺报》第五期。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些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另一篇是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这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大丰收的秋天，却是丁玲家里最为暗淡阴冷的秋天。中国作协的批判大会开完了，但对丁玲的揭发批判远未结束。国庆节前，她去政协礼堂，接受全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判，那天和她一起挨批判的还有她的老友、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以及彭子冈、浦熙修等“女中豪杰”。国庆节之后，文学讲习所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肃清丁玲流毒，她到会接受批判。参加会议的有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以及文讲所主任徐刚等，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邵荃麟、刘白羽也来出席，以示重视。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同一期《文艺报》上，还刊登了陈登科、玛拉沁夫和刘真的批判文章。

陈登科在《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一文中说：1953年春天，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快结束了，丁玲从疗养院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劝我不要回安徽，留在文学研究所。我在思想感情上种下一颗对她敬爱的种子，同时感到自豪，因为几十个学员中，能接到她亲笔信的只有我和徐光耀两人。丁玲说：“人家都说我喜欢徐光耀、李纳啊，玛拉沁夫哪，我对陈登科不也是一样吗？”她有时说我不聪明，写东西就凭一股劲，有时又夸我是老实人，对人真诚。在黄山对我说：“徐光耀写出一本《平原烈火》，比一个师长的威望还高，名气还大。你在军队里，随便提出一个师长的名字，能有几个人知道呢？提到徐光耀的名字，谁不知道啊！”

玛拉沁夫文章的题目是《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他说：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时，一位老作家反映我有骄傲情绪，我去找康濯谈话时他告诉我：“对你这种反映，我们早就听到了。当时我问丁玲同志是不是把这意见告诉你，丁玲同志说，先别告诉他，一个青年人刚写点东西，有点主观，就批评骄傲了，自满了，那样会束缚了青年。”后来1954年春天丁玲来讲课时，又说到这件事：“前年有人反映玛拉沁夫有些骄傲，看不起某大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就对康濯说，不必告诉他，青年人有主见，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不好？最近我听说玛拉沁夫不骄傲了，我就说，这就完了，他变得世故了。我们为什么非叫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世故佬呢？”过了两天学校放寒假，我到她家去辞行，她又说：“你们写出作品来了骄傲，可我还没写出作品来时就骄傲。”1954年左右，丁玲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作品来，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议论说，丁玲做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做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做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这些揭发材料，今天的读者去嗅一嗅，闻到的是“毒”呢，还是“爱”呢？

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家里的情况也不妙。祖林的对象李灵源，因为坚决不同祖林断绝恋爱关系，被调去安徽芜湖的师范学院工作了！郭小川得知这个消息还很惋惜，请李纳和灵源姐妹吃了一顿饭。后来李纳受到批判，不可能与她和丁玲的姻亲无关。郭小川本来与朱丹、李纳夫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很喜欢活泼开朗的“小灵子”，经常一起聚会，吃饭，谈天。但是反右斗争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郭小川对老朋友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李纳说，郭小川后来找我谈话都很严肃，板着脸，说我没有斗争性。

陈徒手写道：丁陈被整肃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不断委以重任，整个中国作协机关再也听不到任何表示异议的声音，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终、无可争议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