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一天，老顶山公社党委秘书来，向丁玲和陈明传达中央（1978）5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文件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摘帽”与“改正”，完全是两种性质，前者的右派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摘掉帽子；后者的“右派”属于错划，应予平反改正。他们两人分析了形势，认为，陈明划右派，完全是受丁玲的株连，因此应该属于“错划”；此外，丁玲的问题光坐在家里等是不行的，现在阻力还很大，应该到北京去活动，找人做疏通的工作。陈明说：我去一趟北京！11月30日，陈明动身进京。

陈明刚走，家里就来了客人。12月1日，丁玲吃过早饭，正在服药时，一个陌生人推门走了进来，见丁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马烽！”丁玲一下子想起了旧时熟悉的音容相貌。啊，可不是马烽嘛！马烽说：“老了，老了，你都认不得我了。可是我还是认得你，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认得出来。”他们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两个人都很激动，丁玲急切地问到这个人，那个人。马烽告诉她，文研所的老人里，五七年没有打成右派的就是他和陈登科，主要因为他们是在地方上。马烽现在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参加社教组来长治的，他说今天是路过，过几天还会来。他记得丁玲能喝一点酒，带了四小瓶山西名酒，还捎来几斤湖南桔子，说是康濯托他捎来的。他说，桔子好不好不管它，这可是湖南你家乡的。丁玲听到康濯的名字，立刻想起一些往事，便说，过去的事不管它，千里送鸿毛嘛，人的了解、人的感情是不能夺走的。丁玲又提到《人民文学》上林默涵的文章，马烽说那篇文章很坏。丁玲听了很高兴，觉得有了个知音。

过了两天，家里又有人来，是当年文研所丁玲所喜欢的学员刘真。刘真找了个借口，说《诗刊》约她写彭德怀，她要找丁玲了解材料，长治革委会宣传部就派汽车把她送来了。她在丁玲家里几乎整整呆了一天，告诉丁玲：“许多人都问到你，想知道你的情况。”她谈到五五年和五七年的事情，说他们最恨康濯，大家在一起时就骂康濯，有人找她调查材料，别的作家她都说好话，只有对康濯例外。她还谈了许多文研所熟人的情况，说到谷峪、李涌都被划为右派，在黄泛区劳改，孩子又多，生活狼狈凄惨。丁玲听了心里很难受。

整个12月，丁玲是一个人独自过的。她和陈明频繁地鱼雁相传，沟通情况，商量对策，这是又一场战斗。10日，丁玲致陈明信，要他在北京“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我们二十来年都在底下，我们带有泥土气，就是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们长时期受压迫，但要有一种抗压的味儿，我们是直的、硬的，不是曲的、软的。” 14日晚上丁玲给王震写信，提出想再去北大荒。又给陈明写信说，“先寄上给王的一信，明天寄给邓、胡的信。我对这事考虑了两天，决定这么办，自然还得先同你商量。这样办有几点好：一、实际也是催胡。二、我们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来，将有收获，可以写五六篇短文。”过了两天，又给陈明写信说到为什么想去东北，因为可以写王震，而“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艾诗人（按指艾青）这点是对的，鸭蛋爸爸（按指罗烽）就相反，白（按指罗烽夫人白朗）则自找苦吃，我们要向前看。你我的身体也不是那样坏嘛，还得打江山，不能吃老本，何况现在还无本可吃，本还不知在哪里？我若从东北回来，就不会再回这里老家了，我们找一间房子就行。不安家也很好嘛。那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听到：‘先做工作再说。’我们还要有这股劲）。”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

对周扬，开始丁玲信里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这些人还是阻力。” 21日信里又说：“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荒煤那里也要去一次。你的问题也应同他谈谈，过去是他负责的。谈话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态度。对老熟人，我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都可以谅解，其实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对我们也还是怀念的。”

12月22日丁玲致陈明信中还说：“我现在的思想准备是你明年回来。”但是27日下午接到陈明来信，报告一个好消息：中组部柯里同志告诉他，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终于可以回北京了，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当天夜里，丁玲失眠了。

1978年的最后一天，陈明回到嶂头村，他们要搬家了。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车，踏上北京的站台。

1958年离开北京时，还是从前门火车站上的车，20年后回来，却是新建的北京站，富丽而气派。世事沧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时是54岁，如今是75岁，20年时光在农场、监狱和农村流走了。当年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鬓发苍苍的老妇，感慨良多。

祖慧良鹏夫妇来接，文化部的人来接。老两口住进地处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兰、甘露、陈登科、李纳、丁宁、张凤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来看望，他们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友谊宾馆吃饭时还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文联、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人魏伯、张僖，都到招待所来看望，并谈到正在准备给丁玲做复查结论，听取她的意见。江丰也来了，他去看过陆定一，陆定一说，五七年整江丰整错了，他有责任。听了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陆定一，但又听说，一位好友的儿媳向陆问到“丁玲阿姨的问题”时，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后来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忆秋白》一书，由陆定一主编，他坚决不同意选入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感到很为难。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国作协草拟、中组部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中，拟请出席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有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宝山未见他的身影。三年后周扬逝世，陆定一给周密写信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

1月20日下午，蒋祖林一家三口也从上海来了，当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团聚。除夕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节联欢会，汇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春节期间，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片。

春节过后，丁玲开始催促复查结论。这项工作由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复查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国作协成立了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由于张光年患肠癌，2月5日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3月，陈荒煤代理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张僖升任副书记。

2月17日，丁玲给魏伯、张僖写信说：“上月中旬，你们来谈到我的问题时，说争取二月中旬解决。现在不知进行得怎么样了。”过了三天，去八宝山参加崔嵬追悼会时遇见黎辛，他告诉丁玲：中组部已经把你的历史档案转到作协，要作协来复查处理你的问题。丁玲也告诉他，决不同意1956年中宣部的历史问题结论。当时黎辛在文联复查办公室工作，他的冤案，已经在前一年12月得到改正，中央批准了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结论说这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