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重印前言》。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这是丁玲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亮相。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满怀激情地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当年在阜平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情景，那时她腰痛很厉害，行走困难，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写作。但她就像火线上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的战士，想着这本书是为毛主席写的，有一天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忍着剧痛把这本书写完。她说：“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这些话，是丁玲在毛泽东写了《再批判》、自己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说的。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这句话意味深长。

6月20日，戈扬和张凤珠来看丁玲，并向她转达了中国作协的通知：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要她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第二天，丁玲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根据党的政策，根据改正的结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作家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信中说：“至于我个人出席这次文代会，我认为应该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分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六月八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致函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参加文代会的党员身份。但是，作协党组迟迟没有答复。

在这期间，丁玲却频频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6月6日，她出现在《人民日报》登出的补选的五届政协委员名单里；6月15日到7月2日，她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邓颖超还和她拍了合影。《人民日报》刊登了丁玲的照片，新华社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将要再版的消息。七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杜晚香》。

“七一”前夕，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丁玲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出席政协第33组党员会议。因为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因此她走进会场时有些犹豫，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这是二十多年来，丁玲第一次参加党员会，会后，她激动地写出散文《“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这篇文章登在七月一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党组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丁玲又要为恢复自己的党籍和组织生活而奋力力争了。

9月20日，丁玲第三次写信给张僖并转作协党组，要求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信中说：对于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复查结论，“除历史部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外，其余部分虽然还有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在结论上签了字。今年六月，感谢党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五届二次政协会议，而且能够发表文章。但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八十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而且，按照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和政策规定——全错全纠，在多大范围内搞错的，在多大范围内平反，这里确实还有许多应做的事而没有做。因此，我不能不考虑，即使我有幸得到了参加这届文代会的资格，但过去强加于我，而且连篇累牍公开散布的错误结论没有公开撤销，一些不实之词没有推倒，没有恢复历史的真正面目，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政治名誉，我只是由‘大右派’进而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以这样的身份，以类似得到宽大处理的战俘身份去参与文代会，除了证明落实党的政策受到了阻碍，纠正历史的错误不彻底，不及时，不得力外，对党，对文代会议，对工作能有什么益处，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呢？为此我曾在六月下旬写信给你们，希望早日落实政策，及时恢复组织生活，使我能像五十年代的两次文代会那样，以正常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会议，但可惜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再一次向你们汇报并提出，请予指示。”

仍然是毫无反应，没有回音。中国作协以冷漠和沉默，回应满怀热望急于回到党的怀抱的丁玲。

无奈之下，丁玲不得不求助于中宣部。9月23日，她致信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胡耀邦部长：“我认为应该明确我参加会议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协的复查结论确认一九五五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错划，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该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时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请参阅附信），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

9月，丁玲参加了两个老熟人的追悼会，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会上严厉地批判过她。还有一个当年的重要角色登门拜访，康濯来表示歉意。丁玲和陈明像对老朋友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国庆节到了，这是丁玲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22日，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干部长楼，她住在九层，戏曰“九重天”。从此，她居有定所，终于在北京城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就在她搬家的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22号文：“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丁玲同志的复查结论正在审批。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并请转告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

两天之后，张僖来到丁玲的新居，通知她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的消息。此事丁玲在6月提出，至此已有四个月。

为何最终出面解决的，是中央组织部？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中说：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逸民副局长转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写出来了，丁玲对结论还有些意见，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但右派肯定是划错了，要改正的，中组部提出来让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并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丁玲是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参加过政协党员会议了。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个月八十块钱生活费有困难。作协复查办的负责人说，右派没有改正，不好这么做。副部长说，对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的，至于中组部有什么意见，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十月中组部来公函，先恢复丁玲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此处的“副部长”即周扬。当时黎辛是文联副秘书长，参加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所以了解内情。

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幕，丁玲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时套开的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理事，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她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兴，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纷纷来看她，簇拥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间、康濯、马烽、徐刚、徐光耀、邢野、陈淼、吴伯箫、公木、刘真、张凤珠、李纳、逯斐等，他们依然敬重爱戴他们的老师。

11月8日下午，作代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室举行大会发言，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主持。丁玲来得晚，她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丁玲复出以后，首次在文艺界大型会议上讲话，听众屏气敛声，精彩处掌声持久不息，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她说，要是没有我们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啦！现在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她还讲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说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反掉，就很危险。接着她讲了一件事情：“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其实，谁有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面转载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作者是赵浩生，采访时间大约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扬的话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丁玲读了，立刻想起周扬1957年7月25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中，批判她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三个时期对党不忠诚。后来刘白羽等许多人的发言，都以此为基调，批判丁玲对党不忠诚。现在，周扬不仅抓住南京的问题不放手，又翻腾出延安时期的老账，这不还是重复1957年批判的调子吗！丁玲自然有气生。

丁玲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几个曾经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错批错划的同志纷纷讲话，并不断赢得掌声。这时，会议主持人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讲到自己受迫害，被打聋了耳朵，讲到被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讲到“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文代会之后，丁玲于12月21日再次给中组部写材料，要求坚持中组部1940年所做的历史结论。中组部把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和她的申述材料一起，报送中央。

1980年1月25日，中央发出机发［1980］30号文：“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顶天了。

1980年3月5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8号文：“中国作家协会：二月九日关于丁玲同志享受副部长待遇问题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副部长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