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哈达铺开始，就把刘志丹的队伍和西北根据地当作落脚的家园。一踏进赤安县吴起镇，知道了这里就是刘志丹的家乡，真切地感受到了赤安人民拥护革命、朴实厚道、大方热情的品格。回想战事不断的艰险长征路，对比赤安人民给予他们的厚爱，让所有的红军将士倍加温暖，终生难忘！

打过“割尾巴”战役，中央红军稍作休整，分三路向甘泉下寺湾进发。一路从宁塞川进，过大梁峁，经桃沟、宋庄、顺宁，沿周河川而下；一路走洛河川，途经金丁、旦八、拐人牛沟、经纸坊、到刘家坪，顺周河向南；还自一路到旦八，上柏业沟、经寺崾岘岭、下川口，再沿洛河向南行军。

对中央红军的南下，赤安县委和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早已做出了部署，动员一切力量，像对待刘志丹的队伍那样接待中央红军，提供一切宿营方便，千方百计筹措粮食支援这支衣衫褴褛的革命队伍。特意在洛河川布设了金汤填、金鼎山、吊坪、牛沟、旦八镇、柏业沟、寺崾岘、鹞子川等中心接待站。在周河川布设了桃沟、宋庄、顺宁、白草台、徐台子、刘坪、保安城、芦草沟、康家沟、杨城、川口等中心接待站点，此外还在两道川设了许多小接待站。县、区、乡三级干部分别在这些站点上组织群众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安排食宿。

中央红军沿洛河川下来的时候，区政府已经发动了许多青壮年，带上标语和浆糊，在川道大路边的崖上、树上、墙上张贴红色标语：“欢迎中央红军，夺取抗日胜利”、“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是红军的亲人”、“陕甘红军和中央红军心连心”、“打倒蒋介石、打败小日本”。

洛河川农民，人老几辈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军队。现在的一些老人就是当年十多岁的孩童，他们清晰地记得，前后六天时间里，洛河川每个村庄都有红军驻扎。大部分红军战士赤脚片子穿草鞋，小腿肚上打裹缠，头上戴着草圈圈。

王咀子村的何礼玉老人回忆说：有一天傍晚，好多的队伍开下来了，男女老少都站在硷畔上看热闹。红军队伍很多，分开在沿路十几个村子里扎营。王咀子村里只有四五户人家，也驻扎了不少的红军，区政府事先通知要求各家各户做好接待中央红军的准备，大人们忙碌着招呼红军，给红军垒灶台、送柴禾、量小米，小孩子们像过节似的在各家各户乱串乱跑。

红军队伍住下后，便开始做饭，在院子里或是空地上，支起大锅小锅。切洋芋的切洋芋，烧火的烧火，整个村子烟火弥漫，人来人往，不大一会儿功夫，大锅里的小米饭热气腾腾地熟了，小锅里的熬洋芋糊糊闻起来也很香。由于碗筷有限，队伍就分批吃饭，一些人吃完饭后立即把碗筷交给另外等待的人。有些战士看到院墙根下扣着的陶盆，拿下来就盛饭。村民看见了慌忙说：“不行，不行，那是尿盆子。”中央红军听不懂赤安县的土话，以为是要盆子，解释说：“就吃个饭，用过就还你……”

饭后，锅灶旁边就坐了休息的红军战士，村民也围在跟前，看他们的穿戴，听他们说话。何礼玉回忆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和大人们一样，盘腿坐在地上，听着红军讲他们打仗的事情。村民也问长问短。有一个当地的干部走过来，让战士们抱草垛上的糜草，铺在地上睡觉。这天晚上，大多数红军就在露天地里宿了营。

在胡兴庄，红军也睡在窑外、脑畔，硷畔上，相对于其它村庄，胡兴庄的家户多一些，显得热闹非凡。胡兴庄因胡家在此立业而得名，在洛河川属于家业较大的富裕农户。当时，胡家爷爷辈有弟兄九人，父亲辈弟兄20人，一大家子60余口人，四世同堂过日子。胡家石窑依山而筑，上下有四个院落，最下层为店院，平时主要为工人伙计居住，和招待过往脚夫客商。二层为学院，为私塾学堂，由五爷胡克仁先生教周围孩童识字学习。上面三层四层是祖辈、父辈们居住的地方。平时要见胡家总掌柜胡贵，必经三道大门。胡贵从小勤学好问，攻读四书五经，14岁进学，20岁中举，29岁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考为清代最后一科贡生，随任甘肃平凉知县，由于清政腐败，天下大乱，为官不几年便辞职还家。

在区政府的安排下，把胡家高墙大院定为重点接待站，第三层的龙门院为中央首长住所。胡贵动员全家老少让窑让房十几孔（间）给红军住。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深受感动，让儿孙们把好柴好菜送给红军用，指示儿媳们用几合石磨昼夜不停推荞面，让红军吃陕北特产荞面饴铬。当然红军灶上的猪肉、羊肉熟了，红军首长就叫通讯员先端两碗送给总掌柜胡贵。

有天中午，庄院上下突然增加了几道岗哨，来了几位态度和蔼可亲的大首长。一会儿首长灶的饭熟了，首长特邀胡家掌柜胡贵共餐。饭时闲谈，首长豪气满怀，纵论天下。胡贵觉得这几位首长非同寻常，相互谈话也十分投缘，就在晚饭时吩咐家人，摆好八仙桌、太师椅，摆了一席十三花酒席（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规格），特备烧酒和黄酒，专门宴请首长。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开怀畅饮，谈古论今，气氛十分融洽。特别是几位首长，十分健谈，孔孟之道、天文地理、农桑活计、社会礼法等所涉话题无所不能。还夸胡贵治家有方、博古通今，还对胡贵宣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胡贵越听越高兴，越谈越投缘，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在警卫员再三催促之下，才散了宴席各自歇息。

第二天一早开饭，红军首长又叫胡贵共进早餐，首长无意夸了一句：“你们这个太师椅做得好。”胡贵一高兴，要将两个柳圈太师椅送给首长，首长一再推辞拒绝。当队伍开拔时，胡贵硬是将两把椅子绑在了战马驮子上，让红军首长带走。

当时的旦八镇前牛沟村，属志良区管辖（区主席董志良被国民党民团曹俊章杀害，为纪念烈士故起名志良区），村子虽然只住牛、王两姓四户人，事先还是预备了好多临时住处，接待过路红军。

张玉珍老人回忆说：

那时我正套上毛驴在石碾子碾黄米，快要碾完时，村里来了一部分中央红军，都站在院子外。区干部和其中一个红军直接走进院子，问我叔公牛占俊，又和叔叔王德成说了几句话，就招呼队伍回到院子里。我的叔叔忙着给他们安排住处，其他战士没有坐下休息，就开始忙起来。有的在院子里垒锅；灶，有的拿起斧头劈柴，有的下河里挑水，各干其事，有条不紊。这时，叔公对我说：“快把碾好的米拿回来。”我把一百多斤黄米拿回去后，叔公就把粮食交给中央红军做饭。

院子里架起了10面大锅，不到一小时，村里来了300多红军，区干部给他们安排临时住处，我叔叔家的小石窑里住了一个30多岁的人，门上还有两个站岗的。这个人不断地进进出出，询问战士们的食宿。我心里想这一定是个官。这个队伍的战士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军装，显得很朴素，很能吃苦。由于村里的窑洞和房子住不开，叔公和叔叔要我让出窑洞。那个当官的不同意，所以就有一部分红军被安排住在村跟前的石庵里。他们的纪律很严，不和我们妇女说话，有什么事，总是和男人交涉。

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很快站好了队，还是那个30多岁的人讲了话（我听不懂他的语言），很快大部队就出发了。他们还留下一些人打扫院落和窑内卫生。打扫好之后才走了。

事后，我才听叔公、叔叔说，这些队伍是彭德怀带领的队伍，那个“官”就是彭德怀。

这部分红军走后，下午又来了几百人，穿的单衣和草鞋，也十分艰苦。城叔公和叔叔又接待了他们，安排了住宿，并打发我们3个妇女赶四头毛驴到吊坪为战士们驮粮食。这个队伍的纪律和前一天的一样好。就这样，队伍断断续续过了好多天。

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离休老干部王国桢回忆说：

我在赤安县志良区先后担任乡文书、区秘书。县上通知区上派代表到旦八洛河川组织群众迎接中央红军。我到了旦八吊坪村组织群众。吊坪村住着11户人家，中央红军路过这里休息时，家家户户都给红军担来开水，有的还给红军送来干粮。一个叫曹儒真的老汉，把家中蒸的一锅谷窝窝送给红军吃，红军说什么也不要，他只好转口气说，这是卖的。这下红军才吃了，他也不得不收一些钱。红军在吊坪村休息了一阵子，临走时，全体站起来，叫了一声“立正”，向送水送干粮的群众致敬，表示感谢。

下午，我从吊坪村赶到前牛沟，中央红军要在这儿宿营。红军战士把庄前庄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担水的，劈柴的，做饭的，铡草喂马的，个个忙得不停。老百姓要帮助他们干活，他们怎么也不让干。五里湾村的王九成老汉去帮红军担水，一个老红军赶忙过来夺水桶，王老汉让红军休息，硬把水桶担走了。彭德怀同志看见这一情景，对战士们讲：“这是群众真心爱护我们啊。”

红军住在前牛沟这晚，我看见彭德怀同志亲自给部队分配粮食，写信答及部下请示的问题，工作十分忙碌。作为一个红军高级领导人，彭德怀同志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警卫员给他端来一碗小米稀饭，他见了我，忙让我坐下，让我吃饭。第二天，彭德怀同志带领红军经过前麻子沟去了直罗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