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议斯诺和海德姆先到西部前线看看，返回志丹后，再谈个人生平。此次西行，由刚刚来到志丹城的黄华当翻译，李长林和胡金魁负责安全并陪同前往。黄华来陕北苏区时，向斯诺夫人尼姆借的钱还剩下15块大洋，装在裤兜里，丁零当啷地响，很累赘，就交给了林伯渠。林伯渠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8月1日上午，工作人员送来了两套崭新的红军服装，两支自卫用的手枪，还牵来了两匹马。斯诺和海德姆兴奋地穿上了红军服，高兴地又说又笑。

斯诺问黄华：“看看，我像不像真正的红军？”

大家说：“像，太像了！”

斯诺举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

顿时，在场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收拾妥当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去毛泽东的住处告别。毛泽东正在窑洞门口若有所思地吸烟。上午的太阳照过来，身材高大、精神奕奕的毛泽东显得容光焕发、格外英武，斯诺以特有的新闻敏感，举起胸前的照相机，对准毛泽东，说：“主席，我给你照几张像吧！”

毛泽东抬头，笑了，用手理理长发，站稳了姿势。斯诺对好焦距，摁了快门，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相。

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就说：“你戴上军帽，会更有神采的。”

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很久都不戴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斯诺说：“国民党说你是红头发、绿眼睛、长牙齿的魔鬼。你戴上红军帽，才好说明你是英俊的红军领袖。”

旁边的警卫员李长久兴奋起来，赶忙摘下自己的帽子，递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戴不上。毛泽东又戴了其他人的帽子，还是小。斯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过去，毛泽东戴上还合适。就此，以红石窑洞为背景，斯诺为毛泽东照下了一张英俊而睿智的照片。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陕北时期最为满意的一张照片，长期以来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斯诺和海德姆访问了吴起镇，参观了在土窑洞里开办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制药厂和纺织学校。工厂里的车床、缝纫机、发电机等许多设备都是从长征带过来的。厂里的大多数工人来自上海、北平、广州、天津，都是技术过硬的技师，这让斯诺大为惊叹：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之后，斯诺和海德姆来到了豫旺堡前线，见到了西路军司令彭德怀、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方指挥部组织了几千名红军，为斯诺和海德姆举行了欢迎大会，红一军团第四师的代表宣读了给美国朋友的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红一军团的战士表演了队列、刺杀、射击、马术劈刀。斯诺见识到了正真的红军，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在前线的日子里，斯诺和海德姆深入到战士和群众中采访，还遇到了陈赓、徐海东，一一进行了访谈。海德姆为了方便接近回民，给自己起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马海德。马姓是回民中常有的姓氏，海德则保留了自己美国的姓氏。

1936年9月底，斯诺从前线回到了志丹。

毛泽东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用好几个不眠之夜，给斯诺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和少年求学，讲了江西红色根据地，讲了红军长征。不仅斯诺听得兴味盎然，贺子珍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谈话。

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斯诺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进行采访。每天，他都能结识新的朋友，听到新的故事。在斯诺住处不远的地方，驻着一个新兵教导团，要么操练步伐，要么打球唱歌，有时候还演戏。每天晚上，住在营房或半山上的战士就朝山脚下唱歌，夜色中的志丹城回荡着嘹亮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志丹的旧居的歌声。这段时间里，斯诺认为自己过着假日般的生活，要么在城外的大道上骑马，或是到周河里沐浴，或者去网球场打球。当时，城里有两个网球场，一个在博古家的隔壁，也就是外交部旁边，是个石子地球场；另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是个草地球场。每天早晨，斯诺起床后，走出外交部的院子，同李德、蔡树藩、伍修权打球。蔡树藩和伍修权同李德讲俄语，斯诺同李德讲英语，四个人用三个国家的语言说话。

斯诺来志丹时，带了一副扑克牌，条胳膊的蔡树藩学的快，经常赢斯诺。呜哩哇啦，和打球一样十分的热闹。拿出来教蔡树藩玩“勒美”。失掉一领导人的夫人们知道后，斯诺的住处成了上层人物聚会场所。晚上，在油灯暗淡的光线里，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泽东夫人，都兴致很高地聚在土炕上，热热闹闹地玩扑克牌。就连博古、张闻天、凯丰、李克农也被吸引到斯诺住处。用火柴梗当筹码，尽兴地玩扑克。有一个晚上，蔡树藩赢了博古12万元，要给红军买飞机，结果飞机也是火柴梗，大家笑成一片。

蔡树藩再三要求斯诺回到北平后，给他寄一条假臂；陆定一要斯诺把出售共产党的照片得来的钱为红军买成一队飞机；陷入情网的徐海东向斯诺要一对假牙……斯诺看到李德的窑洞外，挂了成串成串的香肠，极为羡慕，看报纸时读到一则制作蛋糕的简便方法，想起博古家里有长征带过来的可可粉，硬是要了四两，又从合作社搞到了面粉和糖，斯诺动手自己做蛋糕，结果巧克力蛋糕没有做成，又焦又粘，半生不熟，斯诺很惋惜自己浪费了一些好东西。

斯诺一走进陕北苏区，就不断的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刘志丹，这个“现代罗宾汉”式的人物和战友们创建了陕甘苏区，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之后又牺牲在东征前线。在斯诺心里，刘志丹是个非凡的英雄，所以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在志丹城，斯诺知道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和6岁的女儿小贞娃（刘力贞）也住在这里，异常兴奋，特意要为她们照相。自从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和机关同志们特别照顾母女俩，中央机关定都志丹城的时候，也把她们带到了这里，安排在红石小院上方半山坡的石窑洞里。

她们的住处有一条小路，蜿蜒而下，就能到达小院。平时，同桂荣带着刘力贞下了小路，去街道上买点生活用品，要么被其他中央领导的夫人邀请，一边聊天一边帮助缝补衣服。这时候，小贞娃就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常常和小红军战士捉迷藏。在志丹城，同桂荣就等于回到了老家，有不少的亲戚朋友带着土特产来看她们母女。同桂荣很大方，总是把亲戚朋友带来的食品送给身体虚弱的领导夫人们，所以，她和刘英、贺子珍、邓颖超等关系十分密切，姐妹称呼，生活上相互帮助。

当斯诺提出要为同桂荣母女拍照，小院里的警卫就朝山坡上喊叫几声，就真的通知到了。同桂荣拖着小贞娃从小路下来，看到美国人斯诺手里拿个照相机，知道怎么回事了，脸上露出了淳朴的羞涩和微笑。平时小贞娃穿着红军服、戴着军帽，几个红军战士还执意要为小贞娃再打扮一下。一个战士就摘下自己佩戴的盒子枪，挎在小贞娃身上，由于枪带太长，盒子枪拖在地下，觉着不合适，大家一片笑。有个战士认为戴着帽子照不出小贞娃的美丽，就建议摘下帽子照相，回窑里找来梳子，仔细地给小贞娃梳了一个漂亮的分头。在大家的赞许声里，斯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斯诺大意了，他在《西行漫记》中把小贞娃写成了男孩。“在保安，我看到了他（刘志丹）的遗妻和孩子，一个6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不久，从西安方面传来坏消息，国民党集中5个军的兵力，将对起新的进攻。而从志丹到西安只有洛川一个出口，如果东北军被调防，斯诺就很难返回了。前些日子，斯诺夫人尼姆赶到了西安，要来红都志丹采访，由于没有冲破封锁线，只得返回北平。面对多变的情况，斯诺焦虑不安，等待离开志丹的行程安排。

临行前夕的夜里，斯诺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应该马上回去，要是蒋介石把门堵死了，你就回不去了。你的夫人也日夜为你担心呢。

斯诺说：你们让我自由地采访任何人，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你们给了我一切可能的合作。我向你和你的同志深表感谢！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别人谁都不来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破封锁，来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的外国记者，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件极大的好事，我们应该感谢你才是。

临别，毛泽东拿出几枚江西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银质钱币送给斯诺做留念；还取出一些红军长征前的旧照片交给斯诺。握着斯诺的手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警卫员提上马灯，领着斯诺向外交部走。转弯处，斯诺回首看到毛泽东依然站在窑洞门口频频挥手告别，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10月12日清晨9点，斯诺起程了。

志丹城里的许多红军官兵为斯诺送行。有个叫王东平的“山西娃娃”一直照顾着斯诺的生活，就要分别了，斯诺抚摸着王东平的头，把最后一张胶片给这个12岁的小红军照了像。接着，把照相机送给了喜欢摄影的陆定一。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作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和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蹬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在送行的人群里，也有马海德，他已经决定留在苏区参加中国革命，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在志丹城南30里的康家沟办起了红军医院。（1937年2月，马海德加人中国共产党；1940年农历除夕，他和中国女演员苏菲结婚；195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公民国籍的美国人；1988年10月3日逝世。）

胡金魁一直把斯诺送到洛川才分手。斯诺取下了自己的钢笔和手表送给胡金魁作纪念。

10月19日，斯诺进入东北军防地，由张学良将军派人护送到西安。10月底，斯诺悄悄回到了北平。他和夫人尼姆一起冲洗出了照片，连日赶写报道文章。这时候，外界传说斯诺已经被“赤匪”处决，有几家报纸刊登了斯诺在新疆遇害的消息，还有传教士说斯诺已经死在了甘肃等等，闹得满城风雨。当各路媒体知道斯诺安全回到北平的消息后，纷纷上门拜访，搞得斯诺夫妇无法安宁，只得去美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了苏区之行的主要事实。把一系列报道文章，交给英美各国报纸发表，并在远东的报纸上刊发。

斯诺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把毛泽东关于个人经历的谈话，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配发了毛泽东头带红军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弹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国际新闻界对斯诺的独家新闻趋之若鹜，强烈反共的《每日先驱报》也刊登了斯诺采访苏区的一系列文章，并提升斯诺为该报驻远东首席记者；最保守的纽约《太阳报》、《时代报》、《大美晚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约稿。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队伍被世界各国政府刮目相看，也为中国抗日赢得了国际力量。

斯诺成了北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北平掀起了一股“苏区”热。人们纷纷请他演讲、发表谈话。要求放映他拍的电影，展示他拍的照片，介绍苏区的见闻和红军情况。王福时等爱国青年，将斯诺正在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和书稿赶译成中文，加上1937年1月史沫特莱到延安对毛泽东的采访、韩蔚尔对四川红区的报道、廉臣（陈云化名）的长征亲历见闻记，于1937年4月以上海丁丑社名义秘密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此书印刷5000册，迅速传遍了中国大地，也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整理重印此书时，改名为《前西行漫记》，使之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成为一套丛书）。

斯诺访问西北苏区成功后，斯诺夫人尼姆再也坐不住了。这位不甘人后、争强好胜的女性，决意要采访斯诺没有见过的红军大人物，写一本堪与丈夫《红星照耀中国》相媲美的书。1937年4月下旬，尼姆和王福时结伴到达西安，住进了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被蒋介石调离西安，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两人受到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监视，尼姆通过陈翰伯与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在一个夜晚，尼姆女扮男装，爬出窗户，潜逃而出。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接应下，和王福时、陈翰伯一起辗转到达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尼姆在延安生活采访了4个月，除过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许多的红军将领外，还采访了蔡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李坚贞、李伯钊等许多的女性革命家。共写了27本日记，34个人的访问记录，拍了300多张照片。

1937年10月，斯诺报道中国共产党西北苏区的纪实性专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第一年就再版五次，销售10万余册。不久，《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被译成俄、法、日、瑞典、德、意、西、葡、荷兰、印地、希伯来、哈萨克、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销售达到了百万册以上，传遍了全球。

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由“复社”出版，考虑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的联合统一战线，就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而尼姆（海伦·福斯特），也先后出版了《续西行漫记》、《红尘》、《延安采访记》、《中国劳工运动》、《革命生涯》、《中国之妇女》等著作。

1939年，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次到达西北苏区，在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重要谈话。

194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回到了阔别13年的美国，与妻子尼姆相会。

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斯诺先后几次到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苏联和中国等地采访。1944年以后到波兰、法国、奥地利、德国、朝鲜、东南亚采访。专注于新闻事业的斯诺在1949年和尼姆（海伦·福斯特）离婚，与女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敌视势力十分猖獗，斯诺遭受政治歧视，身处逆境，依然关注中国，写作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等书。1959年，斯诺携妻儿移居瑞士，住在日内瓦湖畔的乡间。1960年6月到11月，他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1964年10月到1965年1月，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参加了国庆大典，还和毛泽东进行重要谈话，就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交换意见。1970年9月23日，在外交部黄华的陪同下，斯诺和夫人来到当年的红都志丹，受到全城群众的盛大欢迎，他特意与黄华站在毛泽东旧居前合影留念。

1971年秋天，斯诺卧床不起，查出患有胰腺癌，病情极为痛苦。他的夫人惠勒女士感到孤立无援，给丈夫的家人、她的亲戚、他们的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寻求帮助，期望挽救斯诺的生命。最后她给斯诺的好朋友、住在中国的马海德医生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了马海德和周恩来的回信。1972年1月26日，大雪纷飞，马海德带着中国专家飞抵了日内瓦，来到斯诺家中，转达了中国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专家组给斯诺检查身体后，确认胰腺癌已到晚期，不适合接到中国治疗，就地把斯诺家改造成病房，细心护理、努力救治，每三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一次斯诺的病情。

1972年2月15日，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村家中去世，享年66岁。

按照斯诺的遗嘱，1973年10月将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等领导人前来参加安葬仪式，邓颖超主持，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了悼词。

斯诺的另一半骨灰在半年后，被安葬在美国纽约州的赫德森河畔。他最后未完成的、第十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经洛伊斯·惠勒整理后出版。

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女士，一直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了8部著作，在中国政府的两次邀请下。1972年11月至1973年2月来到中国访问，会见了朱德，先后去了燕京大学以及曾居住过的上海、南京、广州，还专程到志丹县、延安、韶山等地访问。1978年，海伦·福斯特又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皆相继去世，她禁不住失声泣泪。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把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福斯特女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颁发了“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海伦女士在临终时，眼含热泪说：“我爱中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2007年9月，在海伦·福斯特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海伦·斯诺研究会代表团专程到中国访问，于9月6日来到志丹县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