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在打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导演了“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上层逐渐形成了中国必须抗日的共识。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蒋介石对此态度明了：“我们拒绝日本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日本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曾在1935年底，蒋介石派心腹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又考虑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命令陈立夫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1936年1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指定潘汉年为中间联系人。

现在，蒋介石也想办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亲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又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北平以及上海地下党关系张子华，但均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所以，国民党希望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于是，受蒋介石的秘密嘱托，宋子文、孔祥熙找到了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的宋庆龄，称国民党希望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找来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将一份火漆印封的密信交给他，告诉他务必亲手交给陕北的中共领导人，这件事办成了将“益国匪浅”。为了董健吾方便，还给他带了一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签发的“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书，作为他的护身符，并与上海地下党张子华一起前往陕北。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了瓦窑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前线。博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感到事情很重大，随之就将情况通报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告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五条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至此，国共两党中断八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已经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

6月，控制广东的陈济棠和控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他们的队伍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对立。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大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第一次表现了强硬态度。

再说潘汉年，1936年2月底离开莫斯科，辗转前行，5月抵香港，7月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汉年要求同陈果夫会谈，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南京来信”的意见，然后再会见陈果夫。潘汉年即启程，不远千里于8月8日来到志丹，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消息，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精神：放弃“抗日反蒋”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

所谓“南京来信”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这封“南京来信”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二）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四）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要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

因此，对南京政府需要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8月10日，在红都志丹东山下的政治局会议室里，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南京来信”。最后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现真正的抗日。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政府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通过“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决定公开发表宣言。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起草以书信形式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尚未定稿的时候，中共中央在8月15日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在政治上指示：“我们基本上赞同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和南京谈判”、“与蒋联合”的方针，同共产国际上述的“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与性质认识更加明确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完全转变过来了，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给各地国民党爱国将领和著名爱国人士写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尽快形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