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抗日的新文艺 《红色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在陕北复刊后,接着江西时期的期目,从241期开始印发的。由于湘江之战,铅印设备全部抛弃到湘江里,所以只能采用手工腊版刻写、油印机印制,虽然油印设备简陋,但字迹认真,版面经过精心设计,报纸美观大方。报纸对外定价是一期一枚铜元,红军战士半价。报纸出刊后,通过运输队发行到苏区各地和前线各连队。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广大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不论官级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红色中华》报每送达一个单位或一个连队,都会被人们争相阅读,甚至还举行读报会,讨论国内外大事。可以说,《红色中华》报是红军战士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窗口,也是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精神食粮。

《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第一任主笔周以栗,继任负责人先后有王观澜、杨尚昆、瞿秋白等。报纸刊发的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保持战斗的风格,鼓舞根据地战士和民众。当时,报纸铅印四开,平时出4—6版,有时增至8—10版。初为周刊,49期起改为三日刊,149期起改出双日刊。发行量初期仅数千份,后最多时增至4万份。该报以宣传、教育、组织根据地民众参加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革命战争以及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同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经常刊发社论、专论和重要文件,版面辟有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红色中华》报在杨尚昆、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实现了它的发刊词中所表述的: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方面的战斗任务。对于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红色中华》报会在主要版面,整版的刊登中央决定和相关联的内容,高举抗日旗帜,宣传苏维埃的主张,以革命性和战斗性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

全国“哥老会”大会在志丹马头山召开之后,《红色中华》报相继介绍了“哥老会”基本知识。还在1936年9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安排了“哥老会专版”。以“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为标题,报道了陇东“哥老会”大会召开的情况。这一版上还有“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通函”、以及宁夏一带哥老会拥护苏维埃的报道。

鲁迅先生去世后,《红色中华》报在1936年10月28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悼念鲁迅先生。在左上角用大号字,标语式的写下:“鲁迅先生精神不死”。刊发了北京、上海追悼鲁迅先生的消息,还有一块位置摘录了“鲁迅先生的话”,手绘了鲁迅先生肖像。在这版的头条位置,发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全文,指出:“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其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所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全苏区,通过六个方面隆重悼念鲁迅先生。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在八个方面悼念鲁迅先生。

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甘肃静宁、会宁会师,《红色中华》报给予了整版的报道,发表了重要社论。当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来志丹时,《红色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欢迎红军领袖”的言论文章,报道了在志丹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大会情况。

为了革命文学艺术的需要,从1936年11月30日起,《红色中华》报新增了副刊。首先对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情况进行报道,占了一版和二版两个版,刊发了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的讲话,以及苏区开展文艺活动的报道。不久,毛泽东题写了“红色中华”4个字,出现在12月8日的报头上。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色中华》报在12月28日的头版,就解决事变,出了专版。头条是“蒋介石允诺张杨六项要求”、“蒋介石释放后日本大感不安”。还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社论说:“全国人民与有血性的军政将领,在此日寇挑动内战、进攻中国严重形势下,均热烈地一致反对对张杨的讨伐行动。”,“我们深望各个方面将领,为中华民族之和平团结为大计……更希望蒋介石能由此次经历中反省,以不负全国民众的热望”等等。

在1937年1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头版刊登了“欢迎一九三七年、告全国报界与人民”的文章,气势宏阔,语句铿锵:“旧岁已过,新年又来。回忆一九三六年这个年头,积极方面发生了许多中国政治上极有意义之事件,使一九三六年成为过去黑暗十年中大有意义之一年。一九三六年学生运动在前年十二月示威之后,向着全国蓬勃展开去……”文章回顾了一年来逐月发生的大事,指出:务须认识一九三六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进步,务须提起自信力向光明的方向冲击。举国一致,共赴抗日救亡之途,将天际乌云一扫而空。使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自由解放更加伟大胜利之年。最后的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报先后三次刊登关于“旦八寨子”的文章。党中央定都志丹时,离此地80里路的洛河上的旦八寨子,尽管多次围打,还没有解放。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游击队采取了围困的办法,旦八寨子坚持数月后,饮水出现困难。先是一块银元换一桶水,后来半桶水换一块银元。曹俊章几次派团丁偷偷下河湾取水,都被我游击队打死或打伤。寨子上缺水,军心不稳,团匪已成瓮中之鳖。

7月26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及时报道了题为“围攻旦八寨子的经过”:旦八寨子在赤色势力包围下,已有两个月了。据调查寨内有群众千余人,枪支八九十支,苏区豪绅地主逃跑去的亦有些,还有少数革命叛徒。文章分了三个小标题,在“我们的教训”段落中说:“志丹独立营围攻月余未能解放寨子,后来由红二十九军一个团担任围攻任务。寨子内民团知道主力部队来了,十分惶恐,派人送东西写信给红军,要求讲和。当指挥员用炮火打了寨子,寨子上的民团就拒绝谈判了,是一个教训。”在“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段落中说:“在我们围困旦八寨子过程中,附近群众不断的送粮食蔬菜,当地赤卫军也集中了二三百人,协助部队围攻寨子。”在“第一次攻击”段落中这样写道:

攻击开始了,红色战士一个个的向着目的地前进,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没有一个落伍掉队的,奋勇的向前冲。特别是二连副连长郭世奎同志,领导一班人英勇的杀到了寨子下面,把敌人吓得发慌。而我们的郭同志在此时就光荣的负伤了。假使我们火力配备得好、指挥好,一定能拿下旦八寨子。

在8月2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发了题为“旦八寨子——一个小贩的谈话”。最近寨子上跳下一个做生意的小贩,名叫江毛蛋子,据他说:今年三月遇着团匪,被捉进寨内有数月之久,生活过着不如牛马的待遇,每天一顿饭,寨内人吃不完剩下的饭给他度日充饥,剩余多就多吃,剩余少就少吃。有几顿没有吃饭,是未剩下饭的缘故。他一天一顿是绝无保障的。水比饭更加稀少,别人喝得不要了的水,臭得难以闻得水也只得喝下一些过活。

他这天乘着两个看守他的团丁不注意,一个睡觉,另一个去打饭去了,他决心跳出寨子。饿死在寨子里,不如死到寨子外面,跳出去还有活路的希望。他跳下寨子被团丁发现,打了几枪。绳子捆着自己手上的结,躲在寨子脚下,傍晚则摸出来了。

他又说:寨子内的水剩下不很多了,开始有水的几天,每天吃两顿饭。最近大多数的家中水快完了,担得水多的还可以多吃两天。担得水少的早已经完了,向其他有水的借用。尤其是被强迫欺骗进寨子的群众早已发生没有水的困难,借不着找不到吃不饱。寨内许多生病的过两三天死一两个人,病死的很多。寨内对迫击炮极为恐慌,一听迫击炮声,大半都躲藏起来。现在寨内被欺骗压迫进去的群众都不愿在寨内,民团亦很动摇。想不日将该寨子拿下。

在持续围困旦八寨子的过程中,红军想了个办法,就是从寨子外的西山,向寨子里打地道,却被民团发现,团总曹俊章立即指挥团丁在寨子内挖深壕进行拦截。到了1936年的11月,江华(虞上聪)奉周恩来之命,率部接替红三十军担负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卫戍任务。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支专打旦八“土围子”的部队,去解放旦八寨子,并任命江华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周恩来为此给了他一副望远镜,并交待了具体细节。江华带队伍还没接近旦八寨子,敌人的枪弹就从“土围子”上胡乱地扫射出来。江华借着一块高地拿望远镜观察后,认为倘若强攻,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与司令员白志文商议后,决定以火力控制寨门,死死围困,敌人一旦断水,就会不击自溃。果然,十多天后,寨子内的敌人因为缺水,扛不住了。面对强大的压力,曹俊章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溜下西北方向的高墙,钻入水渠,跑出包围圈,逃向了甘肃,第二天,即1936年12月4日,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为此,《红色中华》报12月8日发了一条题为“旦八寨子打开了”的消息:志丹县旦八寨子经我们红军围困数月,寨内民团死守该据点,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英勇红军于四日将该寨子全部攻克,民团完全被俘,缴获步枪数十支,其他用品甚多。被胁迫上寨的群众,均欢天喜地,对民团非常愤恨。志丹群众更加高兴,庆祝攻克旦八寨子的胜利。

1937年1月,党中央离开志丹,进驻延安后,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由手工油印变为机器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