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报在陕北复刊后，接着江西时期的期目，从241期开始印发的。由于湘江之战，铅印设备全部抛弃到湘江里，所以只能采用手工腊版刻写、油印机印制，虽然油印设备简陋，但字迹认真，版面经过精心设计，报纸美观大方。报纸对外定价是一期一枚铜元，红军战士半价。报纸出刊后，通过运输队发行到苏区各地和前线各连队。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广大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不论官级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红色中华》报每送达一个单位或一个连队，都会被人们争相阅读，甚至还举行读报会，讨论国内外大事。可以说，《红色中华》报是红军战士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窗口，也是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精神食粮。

《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第一任主笔周以栗，继任负责人先后有王观澜、杨尚昆、瞿秋白等。报纸刊发的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保持战斗的风格，鼓舞根据地战士和民众。当时，报纸铅印四开，平时出4—6版，有时增至8—10版。初为周刊，49期起改为三日刊，149期起改出双日刊。发行量初期仅数千份，后最多时增至4万份。该报以宣传、教育、组织根据地民众参加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革命战争以及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同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经常刊发社论、专论和重要文件，版面辟有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红色中华》报在杨尚昆、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实现了它的发刊词中所表述的：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方面的战斗任务。对于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红色中华》报会在主要版面，整版的刊登中央决定和相关联的内容，高举抗日旗帜，宣传苏维埃的主张，以革命性和战斗性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

全国“哥老会”大会在志丹马头山召开之后，《红色中华》报相继介绍了“哥老会”基本知识。还在1936年9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安排了“哥老会专版”。以“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为标题，报道了陇东“哥老会”大会召开的情况。这一版上还有“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通函”、以及宁夏一带哥老会拥护苏维埃的报道。

鲁迅先生去世后，《红色中华》报在1936年10月28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悼念鲁迅先生。在左上角用大号字，标语式的写下：“鲁迅先生精神不死”。刊发了北京、上海追悼鲁迅先生的消息，还有一块位置摘录了“鲁迅先生的话”，手绘了鲁迅先生肖像。在这版的头条位置，发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全文，指出：“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其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所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全苏区，通过六个方面隆重悼念鲁迅先生。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在八个方面悼念鲁迅先生。

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甘肃静宁、会宁会师，《红色中华》报给予了整版的报道，发表了重要社论。当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来志丹时，《红色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欢迎红军领袖”的言论文章，报道了在志丹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大会情况。

为了革命文学艺术的需要，从1936年11月30日起，《红色中华》报新增了副刊。首先对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情况进行报道，占了一版和二版两个版，刊发了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的讲话，以及苏区开展文艺活动的报道。不久，毛泽东题写了“红色中华”4个字，出现在12月8日的报头上。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色中华》报在12月28日的头版，就解决事变，出了专版。头条是“蒋介石允诺张杨六项要求”、“蒋介石释放后日本大感不安”。还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社论说：“全国人民与有血性的军政将领，在此日寇挑动内战、进攻中国严重形势下，均热烈地一致反对对张杨的讨伐行动。”，“我们深望各个方面将领，为中华民族之和平团结为大计……更希望蒋介石能由此次经历中反省，以不负全国民众的热望”等等。

在1937年1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头版刊登了“欢迎一九三七年、告全国报界与人民”的文章，气势宏阔，语句铿锵：“旧岁已过，新年又来。回忆一九三六年这个年头，积极方面发生了许多中国政治上极有意义之事件，使一九三六年成为过去黑暗十年中大有意义之一年。一九三六年学生运动在前年十二月示威之后，向着全国蓬勃展开去……”文章回顾了一年来逐月发生的大事，指出：务须认识一九三六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进步，务须提起自信力向光明的方向冲击。举国一致，共赴抗日救亡之途，将天际乌云一扫而空。使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自由解放更加伟大胜利之年。最后的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报先后三次刊登关于“旦八寨子”的文章。党中央定都志丹时，离此地80里路的洛河上的旦八寨子，尽管多次围打，还没有解放。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游击队采取了围困的办法，旦八寨子坚持数月后，饮水出现困难。先是一块银元换一桶水，后来半桶水换一块银元。曹俊章几次派团丁偷偷下河湾取水，都被我游击队打死或打伤。寨子上缺水，军心不稳，团匪已成瓮中之鳖。

7月26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及时报道了题为“围攻旦八寨子的经过”：旦八寨子在赤色势力包围下，已有两个月了。据调查寨内有群众千余人，枪支八九十支，苏区豪绅地主逃跑去的亦有些，还有少数革命叛徒。文章分了三个小标题，在“我们的教训”段落中说：“志丹独立营围攻月余未能解放寨子，后来由红二十九军一个团担任围攻任务。寨子内民团知道主力部队来了，十分惶恐，派人送东西写信给红军，要求讲和。当指挥员用炮火打了寨子，寨子上的民团就拒绝谈判了，是一个教训。”在“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段落中说：“在我们围困旦八寨子过程中，附近群众不断的送粮食蔬菜，当地赤卫军也集中了二三百人，协助部队围攻寨子。”在“第一次攻击”段落中这样写道：

攻击开始了，红色战士一个个的向着目的地前进，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没有一个落伍掉队的，奋勇的向前冲。特别是二连副连长郭世奎同志，领导一班人英勇的杀到了寨子下面，把敌人吓得发慌。而我们的郭同志在此时就光荣的负伤了。假使我们火力配备得好、指挥好，一定能拿下旦八寨子。

在8月2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发了题为“旦八寨子——一个小贩的谈话”。最近寨子上跳下一个做生意的小贩，名叫江毛蛋子，据他说：今年三月遇着团匪，被捉进寨内有数月之久，生活过着不如牛马的待遇，每天一顿饭，寨内人吃不完剩下的饭给他度日充饥，剩余多就多吃，剩余少就少吃。有几顿没有吃饭，是未剩下饭的缘故。他一天一顿是绝无保障的。水比饭更加稀少，别人喝得不要了的水，臭得难以闻得水也只得喝下一些过活。

他这天乘着两个看守他的团丁不注意，一个睡觉，另一个去打饭去了，他决心跳出寨子。饿死在寨子里，不如死到寨子外面，跳出去还有活路的希望。他跳下寨子被团丁发现，打了几枪。绳子捆着自己手上的结，躲在寨子脚下，傍晚则摸出来了。

他又说：寨子内的水剩下不很多了，开始有水的几天，每天吃两顿饭。最近大多数的家中水快完了，担得水多的还可以多吃两天。担得水少的早已经完了，向其他有水的借用。尤其是被强迫欺骗进寨子的群众早已发生没有水的困难，借不着找不到吃不饱。寨内许多生病的过两三天死一两个人，病死的很多。寨内对迫击炮极为恐慌，一听迫击炮声，大半都躲藏起来。现在寨内被欺骗压迫进去的群众都不愿在寨内，民团亦很动摇。想不日将该寨子拿下。

在持续围困旦八寨子的过程中，红军想了个办法，就是从寨子外的西山，向寨子里打地道，却被民团发现，团总曹俊章立即指挥团丁在寨子内挖深壕进行拦截。到了1936年的11月，江华（虞上聪）奉周恩来之命，率部接替红三十军担负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卫戍任务。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支专打旦八“土围子”的部队，去解放旦八寨子，并任命江华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周恩来为此给了他一副望远镜，并交待了具体细节。江华带队伍还没接近旦八寨子，敌人的枪弹就从“土围子”上胡乱地扫射出来。江华借着一块高地拿望远镜观察后，认为倘若强攻，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与司令员白志文商议后，决定以火力控制寨门，死死围困，敌人一旦断水，就会不击自溃。果然，十多天后，寨子内的敌人因为缺水，扛不住了。面对强大的压力，曹俊章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溜下西北方向的高墙，钻入水渠，跑出包围圈，逃向了甘肃，第二天，即1936年12月4日，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为此，《红色中华》报12月8日发了一条题为“旦八寨子打开了”的消息：志丹县旦八寨子经我们红军围困数月，寨内民团死守该据点，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英勇红军于四日将该寨子全部攻克，民团完全被俘，缴获步枪数十支，其他用品甚多。被胁迫上寨的群众，均欢天喜地，对民团非常愤恨。志丹群众更加高兴，庆祝攻克旦八寨子的胜利。

1937年1月，党中央离开志丹，进驻延安后，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由手工油印变为机器铅印。